辛亥革命可惜了

石天河

今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陆和台湾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香港的凤凰台还找了十位百岁老人进行了访谈，网上有许多人写纪念文章，对辛亥革命谈了许多各自的认识，其中不乏睿智的卓识、深宏的笃论。我本来也想写点什么，可我是1924年才出生的，我半岁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就去世了，比起现在的百岁老人，我对辛亥革命是全无亲身感受的。到我懂事的时候，已经是南来北往的军阀战争过后，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正热烙，辛亥革命已经晃过去成为历史，日本人已经在着手“征服满蒙、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听老辈子谈辛亥革命（他们不叫“辛亥革命”叫“民国元年反正”），多半是只听到他们叹气：“唉！——可惜了！”那意思似乎是说“辛亥革命可惜了”，又似乎是说“孙中山可惜了”。现在想来，那可能只是一种直感式的民间喟叹，并没有现在人们的“政论”和“历史研究论文”那么富于理论性。我当时也听不懂。只是后来读书，在学校里每星期一的周会（那时候叫“总理纪念周”）要念《总理遗嘱》，要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这才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人，我们的国家，是经过他领导的革命，人民才“剪了辫子”、“放了脚”，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成了人人可以自由恋爱、人人有平等地位、见了官也不再需要跪下去磕头的“公民”。因此，老百姓对孙中山是非常崇敬的。

现在的人已经体会不到了，那“剪辫子、放脚”，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解除了人民的痛苦。尤其是妇女。我母亲就说过：“前清的人好蠢呵！好好的一双脚要拿去捆，骨头都要捆断，‘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好造孽啊！”——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中国人对“解放”的感受，大概只有辛亥革命之后的老百姓，我母亲那一代的妇女，才是感受得最深的。

说“辛亥革命可惜了”的老人们，说的是那时候人心齐，革命还没有分家，如果一切事情都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去办，中国很快就可以天下太平，国家富强、民生安乐。可惜的是孙中山“活着的时候不走运”，大家都不听他的。不仅北方的军阀、官僚不听他的，连南方的革命党里面，也有很多人不听他的。他讲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人家不懂，也不相信，认为他说的都是“吹大炮”，甚至背地里把他叫成“孙大炮”。到他死了以后，许多人才痛哭流涕，后悔从前没有听他的话，到面对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的危机，才觉得，没有了他，就不知道谁的主张才是对的。——那时候，老辈子认为孙中山和南方北方的其他那些大人物相比，有一个与别人都不相同的特点是：他没有私心！他几十年奔走革命，一心只是为人民，为国家，为革命。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为了促成满清王朝早日退位，避免南北战争的延续，宁肯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仅仅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革命党人里面，别的人哪个有那样的气慨？就因为他没有私心，大家觉得他“人格伟大”。（按吴稚晖的说法，叫“自然伟大”。就是说，你站在他面前听他演讲，自自然然就觉得他伟大。）所以，到后来，国共合作的时候，革命阵营在他的领导下能团结一致。如果谁要反对孙中山，那是必然会遭到大家共同声讨的。（我在《建国方略》里面读到过“附录”的一封陈其美给黄克强的长信，信里面，陈其美一面检讨自己，一面批评黄克强，主要是说由于自己和黄克强几次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造成了革命的损失，有负于孙中山先生。那信里面的语言和情感，看来都是非常诚恳的。——陈其美和黄克强都是同盟会的元老，从他的这封信里面，很能看出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的人格力量。）所以，我听那些老辈子说“辛亥革命可惜了”的时候，觉得他们所可惜的，一方面是“孙中山活着的时候不走运”，人们不听他的；一方面也是可惜孙中山死得太早，他一死，革命失去了头脑，后来国共分家、宁汉分裂，革命就乱了套。阎、冯、奉、直、皖、桂、川、湘，军阀各霸一方，打来打去，江淮河汉，血雨腥风，辛亥革命的成果，就在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的劫火硝烟中，飘呀飘呀的飘散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面讲的“精神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谁还放在心上？连他的接班人蒋介石，在打仗打昏了头、杀人杀红了眼的那时候，对什么什么“建设”，娘希匹！……就像是“麻线穿豆腐——不能提”了。

我读《三民主义》、《建国方略》那些书的时候，才十多岁。可就那时候来说，也像是一下子揭开了天灵盖，懂得了天地之间原来还有那么多道理。懂得了中国要避免遭“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惨祸，要迎头赶上欧美列强，并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一步一步的去实行，那是一定会成功的。——就因为这样，后来，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不满，就是觉得，他们只顾争权，打内战，根本不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建国方略》那样宏伟的大业，根本撂到阴山背后去了，连一低滴儿也没有实行过。

但是，到我渐渐长大以后，我觉得，老辈子说“辛亥革命可惜了”，或说“孙中山可惜了”，有许多好像是时势使然，也好像是老天爷给中国人注定了的“国运”，不过完那九九八十一难中国就不能统一，所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党或某一个人。但老人们那种觉得可惜的感情，在我心里留下来的一种烙印，实际上是十分沉痛的。其最为使人难过的是，中国不仅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孙中山那样的领导人，而且，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与社会理想，不但没有被实行，甚至根本没有被理解。到后来，“孙中山先生”或“我先总理”这样的称呼，好像只是作为一个“先贤偶像”，被别人用来作为装饰门面的“金字招牌”，起一种招徕社会公众、安抚善男信女的作用。他那么丰富的思想，那么灵活的策略，那么切合实际的主张，竟都被搁置、被漠视、被淡化，由此而使中国人民为之多余地支付了许多血流漂杵的冤孽债，岂不沉痛？

一百年来，对孙中山的评价，好像国共两党都是很推崇的。直到现在，大陆仍然称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台湾仍然尊他为“国父”。可以说，对他作为革命家的伟大功绩，一直都是不可挪移的定论。可是，孙中山并不只是一个革命家，他同时更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中，他是既具有放眼世界的综合思考才能，又具有瞻望未来的科学预见，具有超越性、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大思想家。可惜的是，对孙中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认识，无论是中国红黄蓝白黑的哪一家，长时期都是不怎么清晰的。这里，不妨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谈一点我们中国人对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性主张，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国共两党在辛亥革命当时及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都是认识不足的。国民党掌权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共产党重视了土地改革，但是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都是用火辣辣的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的，一点也没有考虑采用孙中山研究过的“和平土改”方式。后来，国民党在大陆一败涂地，丢掉了江山，退到台湾以后，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才省悟到“不进行土地改革，失去了农民”是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后，才在台湾实行了一次仿照孙中山设计的“和平土改”，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此可见，如果在辛亥革命后，两党一致地实行孙中山设计的“和平土改”，那岂不是省掉了多少斗来斗去的麻烦吗？

国民党之不实行土地改革，原因固然是在于国民党里面有不少当权者，自身就是地主，一旦实行土改，就可能影响到内部的分裂。但如果蒋介石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自己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过深入的领会，用孙中山的思想去说服全党，是可能做到的。至少，总会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收效。糟就糟在蒋介石当年虽然满口“我先总理”，实际上他脑子里，装“曾文正公”的东西装得多，而装“我先总理”的思想实际上装得很少。特别是他推崇“曾文正公”的原因，是他想学曾国藩办团练打太平军的榜样，组织地主武装帮助他“剿共”。一个头脑这样瘟、性格那么犟的人，他自然就把自己的“大业”，转移到与地主联盟的方面去了，怎么还可能认识到土地改革是“民国”的根基呢？

共产党之强调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土改，而完全把孙中山设计的“和平土改”方式看成是改良主义的空想，一方面固然是从“阶级斗争”的既定观念出发，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急性土改，把绝大多数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建立农村红色政权，壮大自己的势力，巩固武装斗争的农村根据地，以与国民党的围剿对抗。——这在蒋介石突然变脸，国民党的“清党”大屠杀使共产党人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是不得不然的。其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虽然有几次修改，但为了发动农民参军，壮大抗日和革命力量，其土地政策基本上还是帮助农民以各种不同方式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但是，在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被打垮，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以后，是否还需要原样照搬老解放区的“斗地主”土改方式，而可以按孙中山原先设计的方式来进行“和平土改”呢？这却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革命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得失与“革命策略和社会伦理”的理论问题。

我记得，在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即将开始的时候，听说民主人士中，是有人主张“和平土改”的。可是不久，“和平土改”就被作为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而被批判，没有人敢再提了。而现在想来，如果在全国解放后立即确定“和平土改”的方针，并广泛加以宣传，则土地改革的进行，阻力可能会小得多，农村新解放区的地主勾结土匪捣乱，也可能不致那么严重。同时，国家用赎买政策把地主土地买来分给农民，地主得到一些钱，有了生活出路，可以由地主转化为小工商业者。这样，地主阶级就在这种“和平土改”的过程中平平顺顺的消灭了，农村中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革掉了，农民成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几千年所未有的大解放，岂不甚好？同时，免掉了“斗地主”、“扫地出门”以及“杀、关、管”和对地主子女区别其是否“可以教育好”、是否“可以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的种种麻烦？免掉了十几二十年农村中仍然存在地主遗孽的后遗症，岂不干净些吗？就其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说，在革命战争之后，对可以不杀的人尽量不杀，不是更合于革命人道主义的仁政吗？在废除旧的阶级关系，把“人”从旧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人际关系调整到和谐、友善、合作、互助，以消除旧的阶级意识的遗留，岂不更有利于社会伦理的重建吗？

当然，在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孙中山的“和平土改”，是改良主义的空想，是行不通的。认为不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地主阶级，农民就不能翻身做主人。认为“和平土改”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合，是不能采用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可能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比我们懂得多些，想得深些，看得远些，才会想到用这种不流血的阶级斗争去消灭地主阶级。试想一想，我们1949年的北京“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四川“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难道就不是“革命”、不是“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吗？为什么一定要暴力的才叫“革命”。流血的才叫“阶级斗争”呢？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成为大家的共识，那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退到台湾实行“和平土改”而取得了成效，是不是可以证明孙中山的“和平土改”主张，在一般的政府法令推行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一个具体真理呢？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大家都觉得“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邓小平选择“改革开放”的路线，难道是拍拍脑袋就决定了的吗？如果我们重温一下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就可以知道，孙中山在辛亥革命那时，就已经提出了“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以建设新中国，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建设造福于世界”的主张。邓小平对孙中山的著作是熟悉的，他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否也是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参照的呢？这只要看看我们所修的铁路，所建的海港，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早已草拟了大致的蓝图，就可以明白了。——由此可见，我们其实也并不比台湾高明多少。台湾是在大陆失败以后，才想起了孙中山的“和平土改”；我们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才想起了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清夜扪心，孙中山留下了《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真是值得向老天爷叩头的幸事。

当然，我们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建设有许多项目是超过了孙中山的计划的。但是，我们现在再看《建国方略》时，仍然不能不惊心于孙中山在面对步犁和手纺车的中国时，竟然能有那么睥睨世界的宏图，拯衰救敝的远见。——可见，老辈子从前说辛亥革命可惜了，孙中山可惜了，实际上是叹息我们过去对孙中山的那些革命主张，认识得太不够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应该像陈其美那样，检讨一下自己“有负于孙中山先生”的地方呢？——如果这样想，那应该作的事情就还多啦！

孙中山是一个有超越思想的人，他把十九世纪的世界三大思潮（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引进中国时，对其中的每一种思潮都做了独立自主的超越性的思考。对它有所修正，有所发展。例如，他把民族主义引进中国时，最初只是很狭隘的“排满”（同盟会时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他把民族主义修正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提高到了现代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在辛亥革命时，中国人并没有像法国、英国那样把皇帝送上断头台，而是让退位的皇帝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皇宫，并给皇室以优待。显然就是因为那皇帝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优待他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以有利于当时的“五族共和”。）他把引进的民主主义，改称为民权主义时，把民权扩充为“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直接民权，把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宪法，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监察”两权，发展为“五权宪法”。实行五权互制。可以说，是法制的创新。他对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物质生产为历史中心”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有所修正。他认为阶级斗争太残酷，应该同时重视人类“互助”“合作”的理论。认为物质生产不是历史中心，“民生”才是历史中心，所以他把共产主义改称为“民生主义”，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为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过认真的实行，我们至今还无法依据其实践的效应来作是非成败的确切判断。但是，从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隐隐约约地总可以感到，忽视孙中山的思想、观点与主张，往往会使革命走弯路，会使社会出乱子，会使人民遭到灾难。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重新考虑孙中山的那些没有实现的主张，特别是宪政民主的主张。那么，将来的年轻人，也许不会再说“辛亥革命可惜了”“孙中山可惜了”，而是会说“这一百年可惜了！”

                                            2011年10月10至18日，人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