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做记者的时候，经常有机会接触一些搞外贸的或涉外中介性质的企业。它们的总经理室和会议室最显眼的地方，通常会高挂一些公司领导人（一般是海外华裔）与西方国家政治家——好比美国的议员、州长、部长，甚至副总统之类——的大幅合影照片，背景则往往是国会大厦、白宫或州政府内的议事大厅、图书馆等等看起来一般人会被禁止入内的地方。

    对那些与它们有生意往来的国内企业来说，这暗示着某种令人睁大眼睛的“实力”、乃至“信誉度”。言谈间，公司的负责人还会在有意无意地提起他同照片上那些外国权贵们一起吃饭、打高尔夫球、参与沙龙活动的场景……如果谈得比较圆满，临别时他会郑重其事地对你说：你到了美国（特别是万一遇到什么搞不掂的事），千万记得来找我！

    那些国内的企业家当然也都不是什么老实人，更不是傻瓜，一面之交下，他们不会轻易相信自己如果在美国犯了什么事，只要打个电话给这位刚结实不久的美籍华裔商人朋友，就能啥事没有，就像他们在国内经常做到的那样。

不过我观察过，他们的不信任，绝大多数是针对那几张合影照片的真实性的——他们会狐疑那是那位美籍华裔中介商在电脑上PS出来的。因此，一旦有一天照片上的那个议员、州长——甚至只要是他们的助手——真的被那位中介商邀请来坐到他们面前时，他们便立刻对他在美国搞掂一切的能力信任到五体投地。

但悲剧的种子很可能就是这样埋下的。

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比中国的生意人更精明和懂得变通的了，然而再精明的人，在想问题时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眼界和习惯逻辑。不是嘛？如果你在中国能够把某位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请到公司里来，与他合影留念并共进晚餐，那你在这个县、市、省还有什么搞不掂的事？甚至你能够随时与一个省委书记说上话，这本身在中国就是一笔极其重要和稀缺的资源。因此，假如你是个能够与拜登副总统合影、与施瓦辛格州长吃饭的人，那你在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还有什么搞不掂的事呢？

悲剧就在于，这样的类比是大错特错的。施瓦辛格与中国的某位省委书记的情况恰恰相反，你往往很容易就能与他一起吃上饭、合上影，他往往也很容易就答应你一些事情（这些都是中国的省委书记轻易绝不会做的），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他说的话很可能大多都是不能作数的（而这对中国的省委书记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加利福尼亚，施瓦辛格州长别说一言九鼎，他能顺利兑现他许过的所有诺言中的三分之一——不管是对你这个中国商人还是他的美国选民，那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你只要花费数额不算很大的一点钱，就可以进入白宫、国会大厦之类的场所，与议员们合影。而在竞选期间，只要你政治捐助出得够多，就甚至有机会与总统候选人（对民主党而言，就是现任总统奥巴马了）面对面一起喝可乐吃披萨。而且说实在的，即便与我们这里打点一个科级干部的数额相比，这点竞选献金都只是它的一个领头而已。当然，州长也许的确说过欢迎你去他的州投资，也答应过会帮你去协调各种审批、落实税收减免等等……只是他没有告诉你：州议会极有可能不批准他的大多数上述提议，而对此他是无能为力的。州长只是个办事的，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拍板权都在州议会那里，而议会有许许多多心怀截然不同的念头的议员，你是结交不过来的。

我其实只是想用上述事实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完全以我们自己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运行逻辑去看待其他社会，把它们理所当然地想象成与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多半会处处碰壁，有时甚至碰了壁都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眼下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联系越来越多，了解外部世界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的运行规范，就显得日益重要。否则我们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经常地陷入各种令人尴尬的“文化冲突”中。有些情况下，这种文化冲突甚至还会将我们带入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实冲突中去。

在一个古往今来一直是官本位的社会里，中国人思考问题和为人处事所围绕的中心是行政权力。这已深入我们的血脉骨髓，它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建立在权力制衡与利益博弈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和市场容量的与日俱增，我们这里的行为方式也在对外部社会产生许多微妙的影响。

    自2000年在台湾失去执政权以后，中国国民党经历过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去布尔什维克化”过程，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些中常委的含金量一落千丈，几乎没有多少党内有实力的人士看得上它。但随着近年来两岸关系的缓和及国共两党之间交流层次的提升和频次的增加，最近国民党中常委又开始重新吃香，选举自然也就相对激烈起来，上一届中常委选举时居然还发生贿选传闻，不得不在马英九的倡议下重选。当然，媒体爆料的所谓“贿选”，充其量也无非是查到几瓶红酒、几条火腿和咸鱼之类的“赃物”，在我们这里的科级干部看来都是非常小儿科的。

这并不是因为国民党中常委重又有了什么实权，实际上，现在的国民党基本上已是一个西方式政党，即便它在台湾重新夺回政权，它的所谓“中常会”也不过是个顾问性质的团体。至于其委员，许多是在政坛上无足轻重。但是，作为一种对等关系，这个位子在大陆这一边却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每当有对岸的国民党中常委到访，大陆一方总有相当高阶的党的干部予以接见、接待，这一点对于他们在大陆这边经商是大有助益的。而我们都知道，别说国民党，就是民进党内部，都有许多高官在大陆有私人的生意。

为什么国民党中常委选举重又白热化起来，这在台湾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他们选上了，为的是到对岸去吃香喝辣。

我相信，类似的“中国特色”今后将会在更大的辐射范围内外溢出它的力量。也许会有那么一天，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想在华盛顿谋一顶什么乌纱帽，最重要的动机是为了到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来能够更吃得开。而越来越多的美国涉华中介机构会把与中国领导干部的合影放大了挂在客人第一眼就能看到的位置。

写于2011年11月24日，发表于2011年11月27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见报标题：中西方“合影经济学”的文化冲突；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1f5/09c9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