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传入中国，是西方传教士努力的结果。基督教那种东西，要中国人相信很难。但给人治病，可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于是，一个个披着医生外衣的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一个标志性事件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创立广州眼科医局（1856年毁于战火，1859年扩建为博济医院）。1838年2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又在广州创建了西医综合医疗与传学医疗机构，今天的中山医系统，即其前身。

治病，中西医均各有所长。从过去到现在仍是这样：有些病中医治不了，西医能治；有些病西医治不了，中医却有奇效。但西医由于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方法，治好了李鸿章、林则徐、康有为等人的病，令西医的声誉鹊起。李鸿章因1880年妻子生病，中医久治难愈，被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好，遂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总督医院”。李当时为直隶总督。

能治好病，尤其能治好疑难杂症，中国人就容易将其神化。而学界，则因为这种神化面跟风而上。反对中医第一人俞樾出现了。

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与曾国藩交情很深。他是位大国学家。他与妻子姚夫人感情深厚，但妻子先于他病逝。其后，两个儿子相继病倒，一死一成废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这些伤痛，促使俞樾对中医开展强有力的攻击。他写下《废医论》、《医药说》，从中医古籍中寻找矛盾之处，加以系统批判。进而得出结论，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中药可以存在。废医存药的论调有了基本理论基础。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也是一名不错的中医。虽然不完全主张废医存药，但他也著有《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对中医的五行学说加以彻底批判，主张完全废弃。

关键是章太炎的学生余云岫。余云岫，浙江镇海人。年轻时到日本留学，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

余云岫是一个更坚定的废中医派，著有《灵素商兑》、《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研究国药产物刍议》等。《灵素商兑》瞄着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采用西医的观点进行批驳。这给废中医提供了更厉害的武器。

在文化界，鲁迅、胡适等也曾是著名的废中医人士。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胡适说：“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 郭沫若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1926年被西医割错肾，却还为西医叫好。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本来，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珍误医之后，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个别事故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辛亥革命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人士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是孔孟之道，一是传统医学。这两个东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中国新生，就必须破除这两个东西。其时，他们不考虑孔子、孟子学说与儒家礼教的区别，也不必考虑中医治病救人的社会现实。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中医（日本称汉医），所以中国也要废除中医。

在这样的思维倾向中，中医迎来了历史上两大危机。一是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基本上是照颁日本教育体制，不将中医教育列入国家教育系统，此为“民元中医漏列案”。次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宣布禁止中医开办学校。经中医界的争取，中医人士才得以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医学校。

另一是1929年，由余云岫推动。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为汪精卫，汪精卫也是一个坚定的废中医派。余云岫的倡导，得褚民谊（卫生部长）、颜福庆、伍连德等医界名流的支持，最后由行政院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旧医即指中医。

余云岫的基本观点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如不消灭中医，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

此时，中医界又站起来抗争。中医界得到当时立法院长孙科的支持。孙科在立法院制定出一个《中医条例》，与行政院的废医案对抗。

中医界的领袖人物孔伯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提出一个中西医擂台赛，用实际结果验证中西医疗效果。孔伯华先生提出，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话，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结果，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均较快出院，接爱西医治疗的人却好得不那么清爽。另一四大名医施今墨恰好又在关键时刻为汪精卫岳母治恶性痢疾，令汪精卫再无话说。汪精卫本拒绝中医，但岳母的病西医看不好，只好由家人决定试试中医。汪精卫题字送匾给施今墨，用了庄子语“美意延年”。此后，废医案不了了之，汪精卫还允许在南京设立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

值得一提的是反中医的官僚褚民谊后来加入汪伪政权，与汪精卫一样成为大汉奸。褚民谊也是浙江湖州人。

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中医条例》，总算为中医正式正名。但其后是抗战和内战，中医和西医的发展都告停止。

1949年之后，余云岫再次跳出来，提出改造中医。方法是把中医都送去学西医，学成了再回来行医。他的建议很快得到采纳。同时，卫生部主要官员公开指责中医为“封建医”。但毛泽东对中医的认识不太一样。他骨子里对中西医都不那么认同，或者说心存疑虑。有病，他宁愿扛着。有些小病小痛，一扛就过去了。那是他的生活体验。他又喜欢与知识界的某些主流观念倒着来，唱反调。有些反调唱得太过分，是他错了。但对中医的看法，却罕有地站在正确的一面。

毛泽东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这缘于他自己亲身体验到中医的好处。在延安时，他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不见效果。一次，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吃了李鼎铭的药，果然就好了。这件事影响到他后来对中医的决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有中医高手，如刘惠民等。因了刘惠民为毛泽东治感冒很见效，毛泽东干脆号召全国西医学中医。此后，所谓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国策。不过，中西医结合的路子越走越怪，在文革的狂热中，渐渐变得不中不西。

文革中，中医未能因为毛泽东曾经的肯定，免受严重冲击。若天津中医院，老中医和院领导，被打为“反对学术权威”，被发配去做体力劳动，有人还被迫害致死。文革中，最不容见的是古籍。中医的书籍、验方、秘方等，很多被当作“四旧”，被焚毁了之。有着余云岫那种思想的造反派，尽管因为领袖说了中医好，不敢公开跟中医叫板，但利用运动的种种手段迫害名中医师，却是寻常现象。鲁迅被神化，他攻击过的中医言论，对社会同样产生影响力。而毛泽东过去赞扬中医的言论，并没有作为“最高指示”在全国传扬。文革中，他也没有再对中医说过什么有影响力的话。这就给中医的处境带来新的尴尬。当然，处于最高层次的中医名师，肩负为最高领导人看病的责任。他们可以免受冲击，但流散于各地的民间医师，日子很不好过。很多曾经的中医世家，经过这场磨难，再无传承之人。在文革中的中医史，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写法，境遇不同也。

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恢复性发展。俞樾、余云岫这一派的观点，多少又影响到中国对医疗的投入。中医需要的，主要不是设备，而是整合，将全国名师的经验、分散的医术积累起来。中药则是要建立可靠的材料供应基地，并适当借用西医的方法增加中成药的生产。西医则不一样，需要大量的仪器、检验设备。西药的生产，对材料供应基地要求不高，因为很多药物的原材料是化学品。

在中国现代化的渴望中，看见西医的那样钢铁金银堆起来的设备，便很兴奋。西医先进，中医落后的概念，被有意无意确认。对中医投入少，中医发展自然缓慢。资料表明，中西医的投入比例，在某些省份高达1:40。中医盖一层楼，西医却可以盖四十层。这样，又经过三十年不公正的发展，令中医的竞争力更不如从前。

中医的竞争力衰退，又让社会强化了中医不如西医的看法。在过去错误观点引导下，老衲也曾不信中医。尤其对中医煎药的药渣，甚为讨厌。但自小儿出世这九年多来，却让老衲不得不服中医。小孩小的时候多病。西医不仅贵，而且经常对诸如反得发热等难症无能为力。后来别人提示看中医后，确实药到病除。前两个月，小儿又患少儿抽动症。那病吓人得很。小儿手臂持续抽动。后又发现在肚子上有一块地方跳个不停。其实那是少儿常见病，但病理，西医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看了中医，就几副药便解决问题。中医让人为难之处是药太苦。不过，喝多几次，慢慢也就能适应了。

中医确有弱点。主要是中医理论太玄奥，缺少“现代化”的解释。中医师徒传承效果好于现代大学教育。中医只求治好病，药方五花八门，看起来不规范。他是医师各人各方，又见人下菜（或许这是针对性强，按西医理论无法理解）。中医过分注意偏方奇方的私密化，影响到交流和共同提高。中医界医师水平良莠不齐，又有无医德的江湖郎中四处骗人。中医的这些缺陷，本来可以通过改革，做些调整。但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消灭中医。这种思维成为信仰，便形成对中医的一系列迫害事件。不激烈迫害时，就轻视。反正中医变成革命的受气包，是挨整的对象。

把中医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仅用了100多年时间，就成功将中医打压得很不像样。而反过来，邻国日本二战后恢复“汉医”，韩国发展韩医，他们很快在中成药方面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如今，世界中成药贸易，绝大部分被日本所垄断。中国作为中医药大国，中医的发明者，却变得毫无国际竞争力。

中医本不属于政治，却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为了某种信念，不对中医本身的实际疗效做客观评价，反正要将你做靶子。你冤，一边去哀嚎去吧。中国知识界这种信仰式思维，容易偏乱，最终搞乱了人心，搞乱了社会。只会认死理，为了所谓信仰，不惜损害任何东西。或许，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行。而中国知识界，嘴上高喊崇尚科学，却很难学到科学理性。有些东西，纵然被这种思维损坏了，也难见有良知的知识界精英忏悔。或许，这些所谓的精英，仅有其名而无其实罢了。

我们知识界的大脑就是这样，不是在这里短路，就是在那里少了一根筋。大家钻牛角尖的本事是超一流，争名夺利的本事也能独步天下，就是实实在在研究，做出真正的理性判断很难。因此，诺大的中国，很难产生世界级的知识杰出人士。这一二百年来，中国没有出现真正能影响世界的纯粹思想家，没有人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拿到诺贝尔科学奖和文学奖。人们对中国知识界的感受是失望，再失望，继续失望。

由于俞樾、余云岫等是浙江人，有人觉得浙江简直就是反中医的大本营。近两年跳出来反中医的几个斗士中，方舟子是浙江人，何祚庥是上海人，挨着浙江。张功耀是湖南人，但曾毕业于浙江大学。这个“大本营”为了打击中医，可以说是前赴后继，永不罢休。

鲁迅这个浙江人，据说后来也重新信中医了。至少他夫人许广平因了中医治了病。离浙江不远的安徽人胡适，1920年患了糖尿病、肾病一类的病，在北京协和医院判了死刑：咱西医治不好。在家人和友人劝说下，他最终接受陆仲安的治疗，陆仲安用黄芪、党参一类的药将他治好。第二年，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上题了五百余字，叙述了治病经过：“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无论鲁迅，还是胡适，纵然有亲身经历，也要和梁启超一样，为自己否定中医的信念死扛。鲁迅死得早，且不说了。胡适活得久。病好后两年，尚且为中医说了两句公道话。后来，却把当年患糖尿病、肾病的事一推二五六，说自己没有得过那样的病，也不否认陆仲安给他治过病。反正含糊其辞，不愿意再说清楚。总之，这两个人过去说过攻击西医的话，并不收回。死也撑着，撑也撑到死。难怪沈从文看不起胡适，对胡适留下这样的评语：“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有人说这两人后来不反中医了。确实，他们渐渐不说中医的坏话了，但他们曾经攻击过的名言，却照样反复出版，在社会上流传，形成影响力。

或许，沈从文才是中国最清醒的文人之一。他看出了一点最根本的：中国一些文人并没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但他们却狂妄与极端。回溯历史，也正是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半调子却张狂的行为，害了中医，也害了中国的其他诸多方面。当然了，对中国伤害更大的是那些政客。但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窃以为，缺少真诚、敬畏，没有理性，也是当前中国知识界浮躁的祸根。

说浙江是反中医的大本营，其实也说过了。反中医的有很多浙江名流，但浙江也有不少坚持和维护中医的名士。若施今墨，祖籍浙江人。1885年，浙江名医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学堂，是中国较早的中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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