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之后不久，由于四川大地震，中日两国民间和官方又有一些新的互动，折射出两国民间关系和民间心态中的一些微妙的深层内涵，其表现主要有两个：一、日本救援队迅速赶赴四川灾区救灾，在救灾过程中给中国舆论和民众留下了极为正面的深刻印象；二、日本一度曾有意派遣自卫队运输机向四川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但由于遭到中国部分舆论和民众的反弹，因此最后宣布取消，改用民用飞机运输。

       上述两个事件，先后发生在四川救援的问题上，既显示中日之间民间心理有大幅改善的基础，同时又显示双方要真正做到全方位的互信仍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其间，两国在官方层面如何沟通、双方的媒体如何准确传递真实的声音并配合建设性的评论与指引、双方民间如何理性梳理彼此的情绪，都是这两次事件发生之后，在中日关系的深层结构里带给人们的继续思考和努力的空间。

日本救援队感动中国民众

       首先，就日本派遣救援队言，四川地震发生后，日本方面在第一时间提出愿意派遣救援队前往中国；在随后的一天里，日本官方一天几次与中方接触，表达这一愿望。当时，有关方面仅表示，愿意接受救援资金和物资，但暂时不接受救援队伍。有关部门这一表述的背后，既有地震来得突然，前往震中的道路尚未打通的原因，同时也有传统思维的因素。五月十三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士透过各种平台发表“中国不应谢绝外国救援队”的观点，建议官方在前往震区的道路打通后，应迅速接受外国和境外救援队。这一观点立即引起热烈争论，赞成者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而反对者则多顾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五月十四日上午，外交部宣布，将接受日本救援队；当天下午，国台办宣布，欢迎台湾救援队前往灾区。

    日本救援队抵达灾区后，竭尽全力投入救援工作。虽然由于救援的生命数量有限，日本救援队员无论在救灾现场还是在事后，也都承受了从内心到外在的许多压力，但日本救援队在救灾现场的表现，透过中国媒体的传播，还是立刻赢得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尊敬。尤其是日本救援队员在每抬出一具遇难者遗体，都会集体肃立，脱帽向遗体默哀。这种跨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人道主义关怀，相信给许多中国国民以相当的心理冲击和感动。

                        救灾：中日良性互动背后的四大因素

    日本迅速向四川灾区派出救援队，以及日本救援队员在灾区的表现，极大地改变了原先中国国民心目中的日本形象。这种形象的改变，是那样的不期而至，但又是那样的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其背后折射了几个深刻的道理：

一、              中日两国无论是作为东亚邻国，还是作为东方文化大国，在其文化和国民心理的深处，都有浓厚而强烈的善心和同情心；而且这一善心和同情心从本质上是人类共有的，并不局限于自身民族和文化的范围内。

二、              过去若干年，由于中日关系主要由于政治风波而引起的风风雨雨，中日民间原本因历史而尚未愈合的伤口再次受到重创，由此不但在情感上彼此疏远，而且最主要的是由此而迷失对于对方的正确的认知和解读。就中国而言，到底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国民是什么样的人民？虽然今天日本国民的历史观与中国有所出入，但人们是否就可以由此而将今天的日本解读为依然存在军国主义的土壤，从而完全忽略了对战后日本民主机制及其成熟程度的考察？从日本来说，过去十年只是过多从中国迅速崛起给日本带来的迷茫和心理调适角度来看中国，而忽略了从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看，中日人民其实不但一衣带水，而且无论在自然面前还是面对未来的共同挑战，其实更多地呈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在风平浪静之时或不会有所展现，但当大难来临之时，则每每会象一道闪电，照亮双方心灵深处原本连自己都不曾注意的空间。

三、              日本虽然属于西方阵营，而且与中国有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复杂情结，但它毕竟是一个东亚国家，有着东亚人们共同的处事方式和心理感受。从近二十年的外交史上看，无论是十九年前帮助中国走出外交困境，还是后来支持中国入世，日本都有着其更为倾向中国的独特一面，也让人更感受到中日之间的某些内在相通性和感应性。此次救灾，日本的表现同样如此。

四、              如果说上述两点主要是民间的感受，那么在中日政治关系大幅改善之后，中日两国官方在救援队赴华的问题上，也展现出极高的诚意和灵活度。如前所述，中国有关方面在灾后初期的回应，既有灾后道路受阻的客观原因，也有传统思维的主观因素。但可喜的是，中国官方迅速打破传统框架，果断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和境外救援队的进入，既显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同时也为中日民间透过日本救援队援华这一个案增加了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在日本救援队抵达灾区后的几天里，中国媒体也不失时机地推出有关报道，详细报道日本救援队在救灾前线的所作所为，也为中国民众了解真正的日本和日本人提供了契机。

上述四大因素，前两者属于中日民族心灵的深层因素，后两者则属于官方和媒体的策略层面，但四者缺一不可，同时都为此次中日民间拉近心理距离做出了贡献。

至于这一局面局面能否延续，必须指出，上述四大因素中，前三者基本上都可以在中日民间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找到，只不过以前人们每每由于政治因素而有所忽视；至于第四点，则取决于中日官方能否继续象这次这样继续高瞻远瞩，挖掘并提升两国民间心理深层结构中有助于拉近心理距离的正面因素。

军机风波背后的民间与战略互信盲点

       当然，中日民间还是存在不少心理盲点，日本自卫队运输机暂时被取消就是一例。军机运输的效率远高于民用运输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问题是，中国民间的疑虑主要在于两点：一、若自卫队运输机成行，这将是二战后日本军机首次飞临中国领空，容易构起中国民众对二战的不快回忆；二、四川乃中国军工重地，日本军机入境有诸多不便。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上述第二条理由并不成立，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俄、韩军机被允许入境运输救援物资，唯独日本自卫队不可以。显然，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民众对历史的惨痛记忆中，尤其是四川当年曾遭受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

       以一般的观点看，中国民众在二战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日本战后已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而这一贡献也已得到中国官方高度评价的情况下，依然拘泥于当年历史，似乎有调适的必要。但历史上最难以洗刷的的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这有时与政治关系并无直接的关系。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期间，德国首派十七名空军地勤人员进入土耳其军事基地，引起了欧洲舆论和民间的哗然；荷兰、波兰的部分民众至今仍对德国军人心存疑虑，即便今天的德军已完全不再是纳粹军队；四五年德国东部城市德雷斯顿遭英军飞机狂轰烂炸，至今仍是当地居民的惨痛记忆，纪念日当天若有英军飞机飞临德雷斯顿上空，虽然不会被禁止，但想必同样会构起某些不快。

       笔者据此想指出的是，日本愿意派遣军机帮助灾区运输物资，纯粹出于人道考虑，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应铭记在心；但中国民间的战争记忆和对日本军机的接受，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尤其是几年前的靖国神社风波，至今仍距离不远。从理论上说，中日的防务交流已经展开，本月日本军舰就将回访中国，这对于中日两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未来两国空军的互访乃至联合作业，都是可以企盼和努力推动的事情。

       在这些涉及民族集体记忆的敏感领域，中日两国应十分注意处事的方式。象这次日本在官方尚未达成协议就先经由媒体透露和渲染的做法，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至少都是欠考虑之举。

另外，一个小小的军机事件，折射的是中日民间互信和战略互信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日战略互信和民间互信是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过程：民间互信的建立有助于战略互信的确立，反之就可能对战略互信构成牵制；同样，中日若能在彼此的战略意图上有更多沟通，尤其是在多边安全框架上确认不针对第三国的意图，则也将有助于两国民间互信的建立，而这又将反作用于战略互信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