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公道何在？

               鄢烈山

    著名的民间学者王康于2008年4月3日撰《戊子清明祭文》，慷慨悲歌，浩气长流。开篇有谓“中华以人立国，以史垂法，以人生度量宇宙，以历史充实世界。无求基督教之天堂与永恒，不待佛教之涅盘与轮回，人生乃中华之宗教，历史即中华之上帝。故周庙序三代之盛，鲁殿列兴废之事，凌阁绘功业之状，史记载古今之变；故中国祭祀隆典，五千年不变，史乘彪炳，七大洲无双。”

   “历史”被视为执最后审判权柄之“上帝”，它的确是炎黄子孙的宗教情怀替代品。不闻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壮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乎，不闻孔夫子修订《春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乎？

    然而，也有大不以为然者。王安石将正史斥为“断烂朝报”；鲁迅说官修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的家谱；孔门的弟子也对“成则为王败者寇”的历史褒贬早有非议，《论语》第十九记“子赣曰：‘纣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对这一点，我们这代人深有体会，昨天还是堂堂的国家主席，今天就忽然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野心家、阴谋家”。  

    正史“不虚美，不隐恶”，那又怎么样呢？对于以“人生”（现世的生活）为“中华之宗教”的人来说，身后的“历史”褒贬也算不了什么。大“奸雄”桓温，早就说过只要得志，“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都无所谓；北宋权奸丁谓，必欲置政敌寇准和李迪于死地，“或语（丁）谓曰：‘（李）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谓曰：‘异日诸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异日”的史书有什么可怕的？不减我今生的泼天权势，不碍我当下的快意恩仇就 OK！这也是央视前些年所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旋律：赞颂曹操、雍正皇帝等铁腕人物“何惧身后名”。

    一上来就发了这么一大篇议论，既是这些想法久蓄于胸，也是有感于王康先生清明祭文中这段“旋起国民革命军，集结转徙，北伐东征，指天盟誓，不惮艰危，不避死生，志在铲军阀倒列强，护共和保民权，存亡绝续，惊天动地”，勾起了我心中对历史公道的质疑。

    王康祭文中的“北伐东征”，“北伐”何所指不必费辞，“东征”说的当然也不是周公东征殷商遗族、元太祖东征日本岛，而是指孙中山、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1925年两次攻打地处粤东的陈炯明部队。长洲岛上黄埔军校遗址群“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纪念的就是这个“东征” 。 王康先生的说法是国共两党教科书上的正统文本，长期以来我也是这么接受的。早春三月，有潮汕之行，始知这段历史还有别一种纪录和解说。

    3月19日，我们从广州“奔向海（丰）陆丰”（今为20年前所建制的地级市汕尾的主体）。午后，看罢红海湾，东道主海魂先生带我们去瞻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革命遗迹“红宫红场”。这个遗址在海丰县城内。建筑物似学宫似孔庙，历史资料却说这里明代是“社仓”、清代时称“东仓”，清末荒废为草埔。“宫”也者，显然是当年苏维埃政府仿克里姆林宫而命名。“红场”为当年聚众的大会场，还有检阅的司令台，更是直接袭用了苏联的命名。“红宫红场”的建筑群修缮得美轮美奂，庭院里绿树红花绚丽多彩，不愧为“红色旅游景点”。不够谐调的是，这个当年的“东方小莫斯科”，墙上刷的“杀尽反动派”之类标语口号，血腥气越80余年而透壁，提醒我们“革命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对彭湃的塑像行完注目礼，又凝视他在上海就义前写给周恩来等人的遗言稿本，我们到原来的城郊去参观彭湃故居。故居自然也是仿制品，一排两层洋房的气派则必是旧时风貌。其时向晚我们已不得门而入，但站在这栋白色建筑物之前举目四顾，前方是纪念广场，左边是公园和农会会员议事的雕塑群像，右边空旷无碍，整体感觉有一种王者气概。它使我想起武昌洪山公园里的施洋烈士（为“二·七”大罢工的铁路工人辩护而遭军阀吴佩孚杀害的大律师，也是出身富家、留学日本），乃至想起秦末以降诸多毁家园起义兵的英雄与豪强。在这两处参观，周恩来总理1950年代赠送给彭湃老母的一辆脚踏黄包车，最是留给我们温馨的感觉。这里面有照顾烈士母亲兼代故人行孝的情愫吧？可是，海魂先生告诉我们，“文革”中彭湃的老母被视为地主婆也挨斗了，国民党时代彭家被害死了六口，“文革”中彭家被害死了两人。

    说了这么多彭湃，似乎他才是海丰的人望和骄傲。但当地的朋友却告诉我们，对海丰影响最大也最应该纪念的海丰名人是陈炯明，只是现在还不具备修复陈炯明故居和将军府的舆论环境。若说他早年信奉社会主义，亲近共产国际，晚年却持反共立场，这不是理由。因为这个转变轨迹与两蒋如出一辙，奉化蒋氏旧宅和祖宗墓庐都保护完好；阎锡山故居也是山西五台游途中的一景。

    朋友告诉我，陈炯明对于家乡人来说，最值得纪念的，不是他作为粤军都督（总司令）的武功，也不是他作为广东省长的厉禁鸦片和赌博，而是他在促进教育发展培养人才方面的实践，目标远大，坚定不移。他在大潮汕地区（包括惠州、梅州、揭阳等地），在福建漳州，凡驻节之地，必鼓励民办教育，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有人甚至考证彭湃赴日留学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彭湃牺牲后，是他把彭湃的三个孩子送到了香港养育。朋友说，海丰为什么能出音乐家马思聪、民俗学研究大师钟敬文、报告文学第一人丘东平等英才？这与陈炯明的兴学大有关系。汕尾市一些离退休老干部组成一个海丰人文组，编纂了《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志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陈炯明讨还公道。

    晚上在海魂先生的书柜里，我发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段云章等人编辑的《陈炯明集》上下卷。翻到最后一页，但见陈的《临终遗言》（1933年9月21日）：“余家事无可告者，惟中心遗憾，无时可已。[临终前对同人连呼：]共和！共和！”（载同年同月23日香港《循环日报》及24日上海《申报》）——难怪广东学者叶曙明为陈炯明作传，要名之曰《共和将军》！

    下笔写这篇文章之前，又看了相关资料，主要是康白石1978年著的《陈炯明传》，称陈炯明“是中国廿年代重要革命领袖之一”，以及段云章等编著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立人认为，陈炯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者，他超过了许多被人称颂的历史人物。这个评价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国”贼定型有天壤之别。说他的私德高尚这是没有疑问的。孙中山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他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不同，孙要北伐，武力统一中国，陈要搞“联省自治”（民选议员和地方长官等），遵邹容《革命军》的遗志，“建立以美国为模范，加以适应中国传统和国情的修改”的美国式的民主联邦。谁是谁非，历史难以假设，但我辈只能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吗？至于国民党讨伐不已的（1922年）“六·一六”兵变，炮轰“总统府”，事出有因，乃孙陈双方及各为其主的部属相激相迫的恶果。按学者李敖在凤凰卫视开讲的说法是，“两个人政见不和，结果孙中山呢就预备用刺客把陈炯明给干掉，孙中山心狠手辣啊，要把自己的革命元勋，把自己的这种革命同志要给干掉，惹起了陈炯明的反弹，在一九二二年，就用部队包围了孙中山这个伪总统府。孙中山跑到永丰舰……在军舰里面就开炮，往陆地上打，打陈炯明。事实上啊没有打到陈炯明，打到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好几百人都给孙中山给打死了。”这当然也是一面之辞，与章太炎为陈炯明写的墓志铭所记差不离。同情陈炯明的还有办《努力周报》时的胡适。

    为陈炯明翻案为陈炯明鸣不平的看来大有人在，只是没有进入话语主流罢了。民国迄今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历久不衰（最显著的标志当然是，不论走到哪座有点历史的城市，从北京到海口到汕头，都少不了“中山路”、“中山公园”），相比之下，陈炯明被丑角化，两人的封神封魔怎能教人不心生感慨？

    次日到汕头，汕大杨教授陪我们去参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这些年兴建的以铭记“文革”浩劫为主题的塔园景区。这是由汕头市一些不忘“十年文革”痛史的老干部发起，得到所在地涂城村村民们支持，积十余年之功兴建的一座“文革纪念馆”——说是“文革博物馆”则尚不具收藏实物和资料而开展研究的能力；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告诉年轻人中华大地上确曾发生过这样一场空前惨烈的人间悲喜剧。我忘不了的是园区里刘少奇的塑像。比真人略大的玉色石雕挺立着，比僵卧开封凄苦无告而奄奄待毙的那个老年病囚，自是两样风采。刘少奇“三年困难”时期，曾对毛泽东进言：饿死了人是要上史书的！据传，“文革”被打倒后，在无力回天之际，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之类的话。他真的相信史书的公正吗？

    有位武汉的老同事写过一篇游记，说湘潭韶山的毛主席故居香火鼎盛，邻近的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则远不如韶山热闹，而“红色三角”的另一只角湘潭县乌石村彭德怀故居更是冷清。三人都在1959年前后回过故乡。毛主席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刘少奇、彭德怀则感受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给父老乡亲们带来的苦难，并为他们陈情吁救。“历史”记得他们各人的表现吗？我只是有些奇怪，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万元户”还很了不起——我们的10元大钞上印的是毛周刘朱四大领袖头像，如今的百元大钞却是清一色的毛泽东。这当然不能解释为要重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但愿20年后不用瞻前顾后，毛刘周朱彭的功过都能无所顾忌地评品，让他们的历史地位各得其所。

     21日我们到潮州。自然要渡过韩江去拜谒韩山上的“韩文公祠”。潮州人视韩愈为“吾潮导师”。自从这位侍郎（副部长）因谏阻皇帝迎佛骨于京城，被贬为潮州剌史，在此地干了八个月，潮州的山便也姓了“韩”，水也姓了“韩”，真是名垂千古。可是这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表明潮州古人早已怀慕中原文化，尊重文化人，热衷教育事业且感恩兴教者，并不能给韩愈增添多少光彩。历代有批评韩愈的驱噩文荒诞不经的；有批评他害怕埋骨“瘴江边”，上书获贬后哀哀戚戚，又写下臭名昭著的“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乞怜辞的；近人有启蒙思想者严复专作《辟韩》之文，驳斥其《原道》里关于“圣人”（君主）起源的观点，批判其关于“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上者也”的所谓“道”（政治伦理）……潮州人的敬韩与历代文化人的议韩两不相妨，各有其存在的道理。

    那么，历史的公道何在？

    回味上述的般般件件，从孙中山到陈炯明，从毛泽东到刘少奇彭德怀，再到韩愈的褒和贬，可知历史的公道就于言论自由。只要不借助政治力量定于一尊，历史的评价就会呈现多元的样态，所谓“有人向火，有人向灯”。而在真正享有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是不会出现“不惧身后名”的强权人物的，因为他们如果胆敢藐视舆论和民意，根本就混不下去。

2008/0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