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M市委书记T某在《新京报》、《南方周末》和《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时坦承：下午5点，B县委组织部长W某来报告，说B县死了上万人。我说你不要乱说，他说那起码也有好几千人。我马上给省委打电话报告，说死了7000人。这个数字当时心里还是很担心报多了，后悔啊，现在看来，报少了。这样一报很管用，省委马上把重点转向M市。一开始大家都盯着汶川的。

T某书记，就是在大灾难中，一张珍贵的历史上照片上，稍远一点站在胡总书记、温总理，笑得阳光灿烂的一位。很多人曾对他在那个场合居然笑得出来，产生过非议。但在大地震中展露笑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老衲倒是对T某书记上报死亡数字的做法产生了一点点想哭的感觉。死亡多少人，难道可以信口开河的吗？

B县的组织部长先来报告，不好了，T书记，B县死了上万人。T某书记一惊，有这么多人吗？你不要乱说。T某书记要下级“不要乱说”，下级果然不敢乱说了，连忙改口“起码也有好几千人”。于是，T某书记在向省委汇报时，就有了一个“7000人”的数据。

感谢上帝，T某书记还算诚实，把这件事如实跟记者说了。也许，这种上报数据的方法，大家习惯了，一直认为是正常的。而D市，据说只因为民政局副局长上报的死亡数字突然增加了，弄得领导不快，成为大灾难中第一批被免职的官员。

按照常理来理解，死亡多少人，该多少就多少。可在中国，偏偏不是那么回事。很多时候，数字会变得非常敏感。上报数字的多少，会变成一种政治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实质是影响到某些官员的形象或官位。大跃进时，谁敢把一些数字上报得上级不高兴，那就是工作表现差，对抗总路线的表现。人家亩产万斤，你连亩产2万斤都做不到，干什么吃的？等到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又反过来。人家那个县才死1万人，你这儿怎么敢死2万人呢？

通行的潜规则是遇到好事，要多报；遇到坏事，要少报。像矿难这种事，死人多少被区分为小事故和大事故，大事故就是大麻烦，所以，各地出了大事故也要争取把数字做些“调整”，使得大事故看起来是小事故。

汶川大地震，T某书记面对上万人的死亡，但实在不敢向上报得太多。他显然担心数字看起来很大，会引来大麻烦。从“上万人”到“几千人”之间，总得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他很聪明，选择了“7000人”。会做官的人，常常很会拍脑袋拍出数据来。要不，哪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呢？

没想到，这次大灾难，如实上报数据反而没有问题。某地死亡人数多，既能得到上级的重视，也能得到外界的关注，所获得的救援资源也比较多。这样，T某书记又后悔了。如果当初如实报上万人死亡，救援工作就主动很多。

难怪胡温等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操劳过度。有什么办法呢？下面的真实情况，往往很难准确地反映到中央去。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幸好这次大地震的震级数字，不会有太大问题。无论是7.8级还是8.0级，他们知道意味着什么。于是，虽然远在北京，他们立即根据震级和下面不那么可靠的汇报，做出快速反应。就因为这一个快字，令死亡人数的减少，是很惊人的。可以想象，多耽误一天，几个小时，很多鲜活的生命，就只能告别人间了。灾后的骚乱、大规模瘟疫、饥饿等次生灾难没有发生，就在于快速反应和部署得当。

T某书记，还有其他领导干部们，公民恳求你们了，还是实事求是吧，是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只不要拍脑袋的数字，迎合上级的数字。但是，公民的恳求有用吗？签曰：无。国家有《统计法》。按照法律，谁弄虚作假，谁就应当受到处罚。可我们的法律，条文很像回事，执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也正是基于此，社会才会强烈要求民主、法治、监督等等。

（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某书记的名字隐去。老衲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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