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从睡梦中醒来，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

“正如历史不能对十一亿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一样，理论家也不能对自己民族在一百五十年中付出的代价无动于衷。”

                                ——《开放中的变迁》导言

大学时读过金观涛、刘青峰两位老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深为他们理论的简洁和雄辩所折服。不过那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探讨则被刻意回避了。时隔二十年，这本《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书1993年出版于香港，其中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也到九十年代初结束。这样，中国两千多年直到今天的专制统治历史终于被串成一线，透过波谲云诡的治乱循环和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我们终于能清楚的看到几千年来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及其合理展开。

本书比《兴盛与危机》成书晚十年左右，单就可读性而言要比后者更胜一筹。全书主要着眼于近现代史，各种史实极为详尽，史实的穿插和对史实的理论解释与阐发相得益彰，读之让人觉得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的确很是过瘾！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一个政府要能长期稳定的存在必须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也就是说需要人民和政府有某种共识。只要政府的行为没有过分背离这一共识，若无强大外部或内部不可抗因素的影响，社会就能保持相对稳定。这一点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对维系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宪法和法律的程序正义的尊重与追求；在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对信仰的忠诚和坚守；在中国则是整个社会对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即书中所说的“意识型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这一意识型态，在传统中国是儒家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则是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

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最上层是以皇权为中心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中层是县以下的缙绅自治；最下层则是宗法家族。其中上层和下层组织是同构的，皇权几乎就是族权的放大版。儒家意识型态分别是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权威合法性来源,科举制则实现了认同儒家意识型态的中下层精英分子的向上流动及回流，这样三者自然而然的联成一体并相互协调，有效防止了小农社会先天的分裂倾向以及过快的僵化。

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思想体系，包括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以忠孝仁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大一统仁政理想的社会观；以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哲学观的核心是“天道”，其在人间的体现就是“礼”，长幼尊卑、君臣父子等等“人间的秩序”，是天道在人世的落实，顺应天道行事就可以称为“仁”。这样，儒家的哲学观就为其社会观提供了解释，也成为其价值观的基础。

儒家思想的三个层面为社会结构的三个层次的存在提供理论支持，成为传统中国的强力黏合剂，保证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有效整合。不过这种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没有能力解决其自身调节能力所带来的异化，如皇帝总是明君少，昏君、暴君多；官僚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吏治腐败及随时间而不断加剧的土地兼并、自耕农减少、流民化，王朝末期城市的病态繁荣等等（书中称这些现象为一体化社会中“无组织力量”的滋长）。所以每隔三百年左右，传统中国社会都要经历一次极其惨烈的整体性崩溃，消灭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人口，清洗掉社会的中上层组织，再以下层结构为蓝本实现整个社会的迅速重建。由于只有社会的中上层需要为崩溃负责——他们违背“天道”，没有的施行“仁政”，而支持社会下层组织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伦理体系并不会遭到冲击，所以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会导致人们的怀疑，仍能作为维系中国社会“正统”的意识型态，这一点与苏东剧变在一些人眼中只是“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念歪了”如出一辙，因为这两种理论，更确切的说是两种理论的变种，都以绝对真理（天道和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作为自己的立足点，而这样的真理是不会也不能被怀疑的。

当中国社会面临拥有强大工商文明的西方国家冲击时，前述过程就会发生变化了。因为“超稳定系统在相对孤立和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一体化关系构成儒家意识形态认同自我封闭、自我肯定之循环。人们根据意识形态设计调节现实社会组织，当社会组织出现危机时，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反过来使人们强化对儒家意识形态的信仰。而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封闭的、自我肯定的循环就会变成对旧意识形态的否定。但无论是对旧意识形态的自我肯定还是否定，在超稳定系统的组织方式中，只要把现实社会理解成意识形态规定的理想社会之实现这种观念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旧意识形态被全面抛弃，社会发生严重整合危机时，就会出现对新意识形态之需求。各种解决社会危机之观念会重新汇集起来，建构或接受新意识形态。超稳定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应付外来冲击的方式，这就是社会整合危机最后会引起意识形态更替。一旦系统找到新意识形态，社会又可能通过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组织起来，我们可称其为建立新一体化结构。”

在这一逻辑下，“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抛弃儒家学说后，迅速认同了两种新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国出现了以新意识形态认同为基础的列宁主义政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社会整合的主导力量，它们共同扫平军阀。1927年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以新意识形态认同为基础的政治结构，社会开始重新由分裂走向整合。之后共产党利用农民干部认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地把建立在新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上的官僚组织深入到每一个自然村，具备了更大的组织力量。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标志着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三层次一体化之实现，中国社会整合完成。中国也由此变成一个超级官僚社会，由于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可以用官僚组织代替传统一体化结构中的乡绅自治和家族组织，将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纳入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红色中国比传统社会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这一巨大动员能力的第一次显示，是中国新政权一建立竟能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相抗衡，并开始了一个由国家吸取农业资源、将其系统转化为建设投资之工业化过程。”（这几段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的精彩概括，所以全部摘录下来了，只有少许修改。）

然而主宰“新中国”命运的历史深层逻辑并没有改变，这一超级官僚社会的调节能力所带来的异化，随后便迅速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并逐渐引发新的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以之为指导的改革开放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却也在更加迅速的创造着无组织力量，扩大着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当今中国的种种乱象都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我们的社会又在酝酿着新的变革。

自1911年推翻帝制，中国的历史在走了一圈后似乎又在走向原点。我们难道真的就跳不出宿命的轮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思想也开始变得多元。当今中国，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追求“程序正义”呼声，官方媒体虽然一直在刻意贬损普世价值，但她们还是在不断的扩大着影响。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也在加速瓦解着旧的意识形态，它已经越来越没有了说服力，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尽管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形成科学理性的环境氛围，非理性的言论和行为充斥——这也是长期矛盾累积而又不能解决后的必然现象，但是呼唤理性和公正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强烈过。

人生而人格平等。独立、自由、公正、尊严等等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求，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在追求这些的道路上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因为我们低估了我们社会的巨大惯性，我们没能真正找到一切的源头，我们也一直没能为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命运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金观涛、刘青峰两位老师的《兴盛与危机》与《开放中的变迁》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尝试，相信能给那些依然热爱着这片古老土地的人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