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甘肃正宁和辽宁凤城连续出现了两次重大的校车安全事故，为此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预防和避免儿童各种意外伤害，特别要加强校园治安、消防安全和校车交通安全工作，他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拟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希望这样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从国务院的高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要想校车达到长治久安的标准，仅仅靠一个《校车安全条例》恐怕还是不足的，因为孩子做的校车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是容易取得共识的，但怎么维持孩子校车的安全，这个条例得以执行经济成本和社会素养却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形成的。

比如从校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说，它的专用汽车的技术及其国家标准，在中国不仅早就不是问题，而且也有了国家级的保证。2010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共同颁布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虽然是汽车行业的标准，但就其社会认可的程度起点并不低。而且以此标准在中国生产的校车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已经不需要中国最好的汽车制造商，就能生产出世界上要求最为严格和最先进的标准校车。安徽安凯汽车今年8月就为沙特生产了800辆最为先进的校车，但遗憾的是这些出口到境外的汽车，中国大部分学校，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学校基本上都买不起，更用不起。这和政府机关能够进口国外高档名车正好相反。

要改变这种全社会对校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我们只从国务院的角度设立一个管理条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道理简单，比如即使不再高要求，仅买现在达标的国产校车，就面临着钱从哪里出的问题？假如财政有钱也有心解决这个问题，全国的校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也不好制定，比如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否应该有差异？假如没有差异，财政困难的地方如何向发达地区看齐呢？又如买车的钱能够一次性解决，校车运行的资金可是长期的，又从哪里出呢？又如假如是财政出资统一配备校车，如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多有社会办学的，那些不是公立的学校是不是应该享受到财政支持？

即使这些分歧都统一了，全国各地这么多学校，在多长时间内可以达到条例要求的校车安全标准，是不是应该有个时间表？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时间表？是三年还是五年，若是拖上个二十年，现在上学的孩子都该结婚育子了，到那时如今一个月内制定的条例，是否还能针对当下校车的社会急迫感呢？

若是从这些疑问来看，校车问题不是从国务院制定条例就可以约解决的。可以这么说，当下中国校车的问题，与其说是缺乏制度，缺乏资金，还不如说在孩子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缺乏如何运用公共资源进行投入的基本共识。

从某种表面的现象看，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视孩子的国家，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的中国，“儿皇帝”曾经是中国对下一代溺爱过分的教育方式上的结构性软肋。但唯因为如此，其实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爱护儿童，尤其是不知道怎么从公共资源的角度去爱护下一代了。

我们对下一代有太多的父母只从家庭的角度去护犊子，而不知道每一个年代的下一代，都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爱护共同培养的结果。校车安全事故频发正是这种公共资源爱护和培养下一代缺乏的极为典型的现象。其本质不是我们的父母不爱孩子，不是每一个家庭不把独生子当做儿皇帝来呵护，而是这种温室里呵护的孩子，却遭遇了整个社会公共资源对孩子爱护和培养的缺乏。

从这个角度说，如何保障校车的安全不是一个制度空白的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校车的技术问题，而是我们在公共资源分配的一开始就根本不知道校车的安全为何物？我们根本不知道从校车安全这个完全是公共服务的问题上，教育我们的孩子，社会和谐是从公共服务为大家，公共服务是从孩子优先开始的。

中国经济时报专栏面向市场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