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7日晚11点左右，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栏目，悲喜交加，很不是滋味。之所以喜，是总算由政府媒介来真实的评价了历史人物，只不过是这种小心的评述有点叫人心凉，悲的是真理在所谓的人类文明政治面前却是显得那么的无力，从而使得他的追求者不可避免地走上悲剧的道路。

            主持人再讲到郑振铎为保护北京古城堡时，提到郑振铎为反对当局领导因需打通天安门的前大道而要毁掉古城堡一事。郑写信给周总理说：“人是活的，而不能为了一时的快活使我们的文物毁于一旦。”在当时那种思想僵化的年代，这位学者为了保护人类遗产而发出真理的呼声，我们慈祥的周总理力排众议支持了他，决定为古城堡让道，可是就是这位受人敬仰的总理终于没能坚持真理而听取了吴晗等人的建议而开掘了明十三陵，使得这些被郑力保的珍贵文物在当时没有能力保养的情况下烟飞灰灭。

            而今天，在我们有更多能力来保养出土文物的情况下，我们的十三陵大量的文物却永无生还。历史的车轮惩罚了我们，这是政治力量造成的损失。而我们的学者郑振铎除了留给我们“真理的坚持者”的评定外，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无奈的惋惜。

            事实还不止这些，主持人说郑振铎于1958年率领文化团访问阿联酋途中，飞至莫斯科遇大雾后撞山致机毁人亡，郑享年60岁少两个月。可是，《周恩来》一书中提到，当时新中国的外交家周恩来为了打开外交局面，到非洲参加一个亚非拉联合会议，讨论战后第三国际的联盟前途，行前中央得到准确情报，台湾方面买通了香港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周的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于是，周恩来便改道泰国，而作为先头炮的文化访问团便乘此机按原计划行程，当飞机飞达莫斯科时，定时炸弹爆炸，郑振铎等一行成了变相的排雷英雄。

            这是郑振铎先生的两个不同版本的死法，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我们，绝不相信作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死法，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作为主流社会之外的人，我们仅所能做的是，还原死者一个真实的死，以告慰郑公的在天之灵。

          作为政治游戏的规则，后者死法于内于外都有一利而同时有百害，所以应属于国家机密。而前者死法于内于外有一害而同时有百利，所以应让天下人知道。这就是今天天下人共知的郑振铎先生的死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象。而后一种死法，才使马克思所说的本质。这就是作为庙堂之远的我，利用政治辩证法得到的结果。

                                                                                      2004年5月8日写于贵州平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