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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这话是胡适说的，又有人站出来有理有据地匡正，说胡适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胡适到底说过这话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考据的必要，关键是这话说得挺好——哪怕它是出自捡垃圾的老太太之口——因为它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真相。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是一会儿被打扮成这样一会儿被打扮成那样吗？

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就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托洛茨基——前苏联被斯大林集团称为反党、反列宁者；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驱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1940年8月20日于墨西哥遭斯大林派遣的凶手杰克逊暗杀。与此同时，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延安曾大规模地搜索打击“托派”人物，或以“托派”之名致欲打击者于死地；中国的许多革命者因此蒙冤，沾上“托派”即意味着死路一条。早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作家、翻译家王实味被批判、斗争直至被残酷处决，其罪名之一就是“托派”或曰“托派同情者”。

据说，在前苏联解体前夕，托洛茨基已经列入了平反的名单，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有了质的改变，一般定性为斯大林对政敌、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打击和清洗。不论托氏是否正式平反，现在都无所谓了，因为他曾经置身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前苏联执政的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而现有的俄罗斯共产党也与以前的苏联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此同时，在中国，对托洛茨基的评价虽没有官方文件明确表示，但评价在悄悄地变化着是不争的事实，其权威证据之一便是《毛泽东选集》和后来《毛泽东文集》中有关“托派”、“托洛茨基”的注释条内容“与时俱进”地随时间推移而出的不同版本不断悄然改变着。网络上有具体到某年某月《毛选》第多少页的明确列举，这里就无须赘述了。（点击浏览：新华网：《我党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与对托洛茨基评价改变以及平反的同时，一系列事件、人物的历史也在重写着。中国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约对“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这些名字都不会过于陌生的，这些名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遥远而不甚清晰的，它们以往只是“fǎn 党集团、反列宁”甚至是“匪徒、暗杀列宁”这些可怕概念的代名词——在《列宁在1918》这部至今还传播于中国网络的影片中，还有对布哈林“指使”或曰“有意纵使”女特务卡普兰暗杀列宁这一杜撰过程的“生动”表演……然而，40年以后，强加于布哈林身上的所有不实之词被推翻了。（前者见本站发布的《列宁在1918》下集的开头，可点击这里观看 / 当然,这部歪曲历史的电影在当今俄罗斯早已没有了观众，还据说已经被禁映）

无独有偶，前苏联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历史再次被人任意打扮着：毛泽东赞誉“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并亲书赠予，是对彭德怀极高的褒奖，而“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历来“与我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也曾同样是毛泽东强加于彭德怀头上致命的铁帽子；早在1945年就对“毛泽东思想”作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是刘少奇，而曾几何时“叛徒、内奸、工贼”这样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罪名又成为刘少奇的同位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领导者是陈独秀，可是“右倾投降主义”“托派”又曾经是陈独秀的“桂冠”，且被开除出党；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当之无愧的称号，可就在31年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中国的纳吉”也曾经是说到“邓小平”三个字时必加的定语；1976年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当时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给予严厉镇压，邓小平被诬为“总后台”而再次被打倒，但几个月后即被彻底推翻，成为“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抗‘四人帮’、人心不可欺”的自发的革命运动，邓小平也随之再度复出；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数不胜数！他们也许并没有像前苏联蒙冤者那样遭到密捕暗杀、秘密枪决、驱逐出境，但他们却更多地被长期折磨和侮辱，生不如死，直至含冤而去，而另有很多蒙冤者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了。全国的55万多名“右派”（不包含被株连的家人）被称为“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牺牲品，遭受了20年的迫害、折磨。还有更多令人至今无法释怀的思想的先驱者，如田家英、张志新、遇罗克、林昭……被冤杀……                    

然而，这些历史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再次被重写！曾经颠倒的历史被再颠倒过来。历史，还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今天的事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现场被破坏，证人被封口，记忆在模糊，证据被销毁或藏匿……要弄清事实真相，有时真的很难。颠过来倒过去的历史呈现于人们眼前的往往只有扑朔迷离，一片迷雾。所以，研究历史就成了一门学问。研究历史的困难，使我想到了我国古代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想到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赞誉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点此看注释），古代“四大铁笔史官”为真实记录史实而相继死于刀俎，终令史实有所载，终令君王有所忌，这还不令人肃然起敬吗？没有他们，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知要增加多少倍的难度啊！孔子编《春秋》，讲求记实的态度，文中对鲁君、三桓、诸侯大事记载颇详，上古之事亦有所栽。故旧说“孔子作《春秋》，定名分，寓褒贬，乱臣贼子惧”。所以历代君王，如遇个性倔强、好秉笔直书的史官，如不打算将其戕害便总有几分顾忌——毕竟没有人做历史记录是不行的——而滥杀史官其骂名又委实难听。当政者如若对记述历史的铁笔史官真有几分惧，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多少可以减少一点当政者的为所欲为。这便是监督的力量。在我国“三年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刘少奇面对已经出现饿殍呈于野地的严峻局面着急地对毛泽东说：“人相食，在古代是要上书的……”。这“书”便是史书，是历史记录。此为一例。

现在大概没有“史官”一职 ，也没有“史官制度”了，历史似乎是由当政者记述，以所谓“大事记”等形式出现。当政者如能“实事求是”、讲究民主与法制，依法记述，我们便可以看到基本真实全面的历史；当政者如果讳疾忌医、好大喜功，我们就只能看到片面的历史，当政者如果独裁加自负、昏庸，那我们就只能看到基本面目全非的所谓“历史”了。所以，历史还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刘少奇在蒙冤受难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可以写历史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对的。只不过要困难得多，人民写历史是要付出鲜血、生命和时间的代价的——正如布哈林，付出生命和40年的等待，才获得了“人民”所写的历史真相；而中国的陈独秀比他等待的时间更长（至今似乎未见官方发布有关为陈独秀平反的文件）。据说：1987年7月，共产国际运动历史研讨会上，出席会议的各国共 产 党、工人党等的理论工作者，集聚于苏联首都莫斯科。会议热烈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发展趋势和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与会学者结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中苏两党的矛盾关系，许多苏联和兄弟党的学者一致认为，斯大林对陈独秀的态度与处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曾经提出“拥护苏联”口号的李立三等同志，当年得势于一时，忘乎所以，对陈独秀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乱戴帽子，乱打棒子，到头来却遭“莫斯科会议”唾弃。

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什么反右、文革不要老去说啦，过去的就过去啦，不要老去“纠缠历史旧账”，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是的，针对盲目沉迷于历史而忽视了今天该干什么的书呆子或仅仅为发泄个人怨恨而沉溺于过去不可自拔的人来说，这样说或许是可取的。而泛泛地以“向前看”为理由而对历史取糊涂的视而不见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那么，有人问，历史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的发展轨迹是螺旋性的、曲折的，而不是直线的。一个忽视历史的人，在人生途中只能是一个糊涂的过客，也许走错路、遭罪遭难乃至掉了脑袋还不知怎么回事儿；而一个忽视历史的国家，一个不敢正视历史的国家，在面临新的历史性选择时往往会再次选择错误。正如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总是要求他们深刻反省，彻底承认错误事实，还要找出犯错误的真正根源一样，目的是认识清楚，痛定思痛，避免再犯。这在中国叫做“写检查”、“写交代”。对犯错误的人应该如此，对犯错误的国家或曰政府以及最高决策人更应当如此，因为国家或曰政府、最高决策人犯错误的危害性远比某一个一般工作人员犯错误的危害性高出不知道N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能深刻反省错误、勇敢承认错误，总是遮遮掩掩甚至找出种种似乎值得原谅的理由，再犯同类错误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而我们一些人现在正常常以“向前看”或“非常敏感”、“全民‘天问’”一类似是而非的论调继续遮掩曾经的错误和罪责。这必然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这方面，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经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给全世界一个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省启示——1970年的一天，在凛冽的寒风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勃兰特总理在二战中被屠杀的波兰人纪念碑前跪下了，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而事后有人这样评价：跪下去的是一个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难道不是吗？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重创且分裂的德国，主动付出大批战争赔偿，主动在教科书中以很大篇幅书写自己国家曾经的错误和罪恶，使人民对今天有清醒的认识和选择。于是，德国真的站立起来了，今天，它又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强国，而且柏林墙推倒了，德国迎来了统一！一个敢于正视历史而绝不遮遮掩掩的国家，在面临新的历史选择时必然不会再去选择曾经的错误。这是无法改变的逻辑。

（点击观看短视频：德国勃兰特总理历史性的一跪）

所以，我们必须花气力去把“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脸上那些莫名其妙的油彩、伪装洗干净，让历史这位“小姑娘”的面庞清晰地、立体地呈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