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雯靜 1969年6月2日，雙子座台灣雲林台西人； 擁有「波斯」血統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現為鳳凰衛視台北分公司製作人，是知名的「紀錄片之王」製作的「一九四九大遷徙」和「台灣天空祕密」，榮獲第九屆 和第十一屆 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電視專題報導獎首獎；喜愛閱讀、 思考、聊天、舞蹈、慢跑、音樂、攝影和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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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起了各大早，坐著高鐵從台北到高雄，參加「台籍老兵」許昭榮的音樂追思儀式。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到了南台灣的高雄。這是間位於高雄鳳山市的基督教教堂，門口擺放著一張許昭榮先生平日從事社會運動的模樣照片，一頂運動帽和一襲中山裝，我彷彿看到老人家慷慨激昂地站在門口說，「我們不能讓台籍老兵的血白流」。在這個溫馨的音樂追思會裡，有詩歌、有讚美詩、有證道、有許昭榮先生昔日的影像，影像中我看到了那輛他自焚的六人座工作車，那輛我和伙伴一寧曾經坐過的車子。

        我該怎麼樣和你們說這個故事？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沒有選擇，無從選擇，他歷經台灣這塊土地最痛苦的折難，他有很多身份，他是日本兵、是國民政府軍、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是流亡海外的政治名單，……，許昭榮所有的「政治身份」都是被時代命運決定的，但就在許昭榮可以選擇自己時，他竟在人生不應該結束的時刻，在台灣大部分老百姓在迎接二次政黨輪替的時刻，他向上帝要了一個身份----「烈士」，他用最激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他要用「火」為那些在「國共內戰」中，命喪大陸的台灣四萬名亡靈，爭取歷史定位和尊嚴。

在他遺書上，他這樣寫著：「我依據自己的意志，以死抗議台灣歷任執政者長期對台籍老兵與眷屬之精神虐待。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議會亂武，司法亂談；自由民主脫線；愚兵一世人！對現行退輔制度，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仔』表示不滿。…….。」遺書最後強調，台灣政府重文輕武，欺辱軍人，他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建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或許很多人都很難理解，為戰死沙場的弟兄蓋一個紀念碑，有這麼重要嗎？為一個公園要被改名成為「和平紀念公園」，要將「台籍戰士紀念碑」遷走，有這麼嚴重嗎，非得用這麼激烈的手段？五月二十號，我剛接到許昭榮自焚的消息時，我從驚訝、不捨、不解、嘆息，直到今天我參加了他的追思音樂會，我才知道，許昭榮在行事曆上將五月二十號的位置圈了起來，寫上訣別日，此時，我終於明瞭，他的死意堅定，他不願意看到，他奔走了將近二十年的成果，在高雄市政府一紙行政命令下，被任意搬遷。對許昭榮來說，台籍日本兵的命運已經夠卑微了，連紀念碑的最後所在地都保不住，他不願意再受屈辱，他用生命守護位於高雄旗津半島上的紀念公園，雖然他也知道，沒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他心中的悲痛。

2005年拍攝第四部紀錄片「二戰下的台灣」時，一寧找到了一位身份錯綜複雜的台籍老兵，當時他正在為陣亡「國共內戰」的台籍老兵的建碑奔走，他以個人力量，散盡家產，組織了一個叫做「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四處陳請，希望台灣政府正視這群約莫八萬多名前往大陸參加「國共內戰」的台籍老兵，給他們家屬撫卹、讓他們進忠烈祠、為他們建「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記得許昭榮曾對我們說，他不是要大家為這群台籍日本兵歌功頌德，而是要讓大家理解，在那個年代，沒人願意戰爭，他要提醒執政者不要因個人的政治利益犧牲了人民，他要喚醒人類對「和平」的期待，這是大家共同的心願。

1986年許昭榮在美國參加聲援人在獄中的施明德，一夕之間成了「政治黑名單」被撤銷護照，從此無法返台（直到1991年才得到平反）。流亡加拿大後，他取得加國的政治受難者的護照，成了加拿大公民。有了這樣的身份，許昭榮第一個念頭是，「尋找滯留在大陸的台籍戰友及遺骨」，這是當時他擁有中華民國護照無法達成的事，於是他開始只開行動。在線索不多的情況下，許昭榮從加拿大獨自前往渤海長山島上的亂葬崗裡，透過當地友人的協助，他找到友人的遺骨。也是在這次的旅程中，許昭榮意外的尋找到了國共內戰後，被俘虜而滯留在大陸的台籍國民政府兵。

1989年許昭榮發起了「台籍老兵要回家」運動，這是個漫長的政治訴求，從此許昭榮開始往返大陸和加拿大之間，為這些大陸的台籍老兵奔走，他尋找到了身份比他更複雜的同袍，包括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台灣日本兵、國共內戰的國軍、抗美援朝的解放軍，這趟旅程讓許昭榮證實了國府七十師及六十二軍曾經在台灣「募兵」的祕史。後來，他調查出滯留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將近一千人。這群滯留在大陸的台籍兵歷經文革，雖受盡苦難，但無論如何都已在大陸定居將近半世紀，真是「鄉音已改、鬢毛衰」；記得當時曾經訪問一位返台定居的「滯留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徐騰光哽咽地說：「我回到台灣和家人相聚在一起，我的弟弟望著我說：『哥哥，我看著你，你的確是我的哥哥，但你為何說話的聲音，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確，在大陸生活了五十多年，這些在大陸的台籍老兵鄉音早已不再，回到台灣這故鄉，對他們而言，也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故鄉了。

記得當時拍完「二戰下的台灣」後，我介紹了各種在日據時代參加二戰的台灣人，同時我也介紹了在日據時代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例如李友邦先生在福建浙江一帶抗戰，戰後回到台灣竟成了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這部紀錄片整體來說反應分常激烈，尤其是當大陸觀眾或網友大都從「國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整部紀錄片，更是批評聲不斷，甚至有網友認為，台灣人願意成為日本人的戰爭武器，後來又被日本政府遺棄是他們罪有應得，他們更不能理解的是，這群愚蠢的台灣人竟然還還念日本政府。

某種程度，我可以理解大陸觀眾的心情，但我的初衷很簡單，這是台灣土地歷史印記的一部份，我希望大陸的觀眾可以理解台灣，也可藉此理解，「台灣本土意識」萌芽的原因；對許昭榮類似命運的老人家來說，或許歷史命運讓他們發現身為台灣人的無奈和悲哀，但民進黨執政後，也讓他們進一步的知道，「國族主義」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問題在於政治的現實，問題在於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問題在於人民的自覺還太少，問題在於媒體關心政治八卦和鬥爭勝過於弱勢團體的權益爭取。簡單地說，解決台灣被操弄得政治命運，一昧地只是訴求，由台灣人來統治自己的命運，也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人民的覺醒和政治制度的設計，當權者心中有人民，並將權力回歸於人民，才是根本。

我該怎樣和你們說這個故事呢？如果我們都有顆柔軟的心，你就能理解我說的，理解並不一定要認同，但理解可以讓我們心的距離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