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前与乐乐、点点路经北大西门，走累了，进里面歇歇脚，看到一块石碑。
是纪念当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额是闻一多的篆字，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碑文的作者是冯友兰，一代文化大家。
内容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本碑是1946年抗战结束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校，立在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现在这块立在北大校园的，是复制之。并因为它文好字好别的好，被称为三绝碑。
而且是被北大当成宝贝和里程碑的。
冯先生把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的茍且八年，鼓吹归纳了四个可以纪念之处：
一是西南联大与国家命运始终；二是三校合并一改文人相轻之旧习；三是在学术上有建树；四是这是中国史上少有的既南渡又北归的大事。
中国文人的嘴脸，于此碑，可见清晰。
谁都知道，抗战，北平失守，三校南迁，是日本人侵略中国造成的，学者和学生们仓遑南迁，如丧家之犬，在这里被冯友兰先生美化成古今一少见盛事，明明是那个艰难岁月中的茍且求生，却被说成一改文人相轻的旧习（命都保不住了，还相轻个屁）？
以在下看，当年的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纯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耻辱事之一，当被作为国耻教育给下一代的，而在现在的北大，却依然勒碑够功，洋溢着中国文人历来的溢美而不值钱的歌颂之声。
我在哈尔滨和大连都看过苏联人和日本人留下的纪念碑，日本的是一块是纪念他们于上世纪初攻下大连的，上面真的是记着无数帝国军人的战功，与当年霍去病的勒碑纪念驱逐匈奴有一比，与这样的霸气气质比起来，北大的这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简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中国人的反面教材。
而且，1946年，虽然日寇已滚蛋，但内战阴云密布，一触即发，冯友兰先生却在纪念碑上说“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怪不得解放后，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冯先生“犯过错误”呢。
冯先生写的，并在现在的北大仍然作为光荣的历史文物存在的这块纪念碑，我想，在真正参加了那场血腥战争的军人和英雄们看来，一定是可笑和愚蠢之极，想起那句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如是也。
不过这确实一篇词采华丽行文工整的难得华文，只是，处在内忧处患的1946年，国家已经被外战打得满目疮痍，民族正处在大分裂边缘，继之的1947到1948年，又一场大规模内战也打起来了，而且死去同胞之数，不亚于抗战，冯友兰先生和其它先生却仍能在这里讴歌升平：“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告来哲——告个屁！
这上面一点儿看不出对外侮的恨，也看不出让后代子孙为先人报仇的杀意和豪情。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呵，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掠吞蚕食，看来还不会有这“秦汉以来所未有”的大快人心之事吧，我的冯先生？
中国人的勒碑，从来为高兴的事而勒，就是遇到什么委曲和窝囊事，也要用文人的酸笔给他转化成高兴和崇高，再成文字，传到后人眼里，后人们会认为，哦，日本人来了，打了我们，我们跑了，我们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一代多么荣幸啊！这个时代是多么好的时代啊！
被日本人打了8年，那是国耻，但这样被“国耻”了后还不知耻，应是更耻。
建议北大把那块破碑从校园迁走，或者直接刻上“国耻碑”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