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含泪书文劝告灾民之后，受到网络上的一片挞伐。其间最主要的讨伐点，都指向余的“冷血”。可在笔者看来，如果冷静地看待余文，其间蕴含的国家主义幽灵，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这次汶川地震，受灾的到底是谁？无疑是一个个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灾民。但是，在救灾的过程中，这个概念正悄悄被置换为国家。所谓“多难兴邦”，潜台词是，公民遭受劫难能激励整个社会团结奋进，克服困难，最后赢来邦国兴盛。但这句话的另一种读解，是国家成了目的，而公民和公民的苦难，仅仅是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中文意思多意，两种解释全看引用者的需要。这后一种解释中蕴藏的国家主义观念，在地震后的确很有市场。余秋雨先生含泪书写的文章，就是这一思想的典范。所谓的“反华媒体”反的是谁？是灾民吗？我想不是，而是政府！余文的意思，是这些死去孩子的灾民不够体谅国家和政府的难处，外有反华媒体刁难，内要抗震救灾，你们这些小家死了孩子，虽然伤痛但却不能和国家闹情绪，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国家添麻烦。这种论调的核心，说白了，就是国家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是目的，第一位的，而个人是从属的，是手段，第二位的。

应该说，国家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一方面来自于传统中国对集体的认同，对个性的压制。另一方面，则来自建国以后意识形态的强化。改革开放，如果从权利价值观上讲，可以解读为公民权利觉醒和彰显的历史。但是，这个过程直到今天，还远没有结束。有人说，这次汶川地震，有不少志愿者和民间力量介入救灾，这是中国进入了公民社会的发轫。但细究公民社会的本意，其核心在于在公共事务领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本着公民权利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去处理。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去观察，中国离公民社会尚远矣。尤其是在灾难面前，我们当然看到有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在发挥作用，但是，政府在赈灾救灾中的主导力量更为明显，甚至，政府的权利在灾难那种还有扩大的迹象。而审视整个救灾过程，公民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异于平常的尊重，甚至在某方面，还有退步的迹象。这表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在灾难中的应激反应，首先是往回走，而不是向前看。

就拿灾区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而言，对这里面到底有无腐败和渎职的责任调查，正是对公民权利的合法维护。目前，许多灾区的建筑已经进入清理的阶段，一旦现场清理完毕，又如何能详细调查事故的非地震原因？余秋雨先生劝导灾民给政府宽限一些时间，本质上的原因，还是认为作为公民个体的痛苦和整个救灾这件事情相比，是属于次一等可以放一放的事情。但是，在更多的人看来，救灾并不仅仅在于让失去家园的公民暂时得到安置，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主张都能得到及时的救济，每一份正义都能得到及时的伸张。而只有这样，天灾才不会演化为社会灾难，整个社会才会在灾难面前学会进步。这本身就是救灾的一部份。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一个民族遭遇多大的灾难，都不能轻易忽视甚至牺牲公民的权利，不管这位公民在许多人眼中多么微不足道。也不能刻意将公民的权利和集体利益相比较，掂量出孰轻孰重而后要求公民放弃小我，而成全大我。更不应该制造一个抽象的政府和国家，然后让我们每一个公民，以牺牲自己的权利为代价，去维护之。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只有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得到彰显，国家才有尊严。这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知道的常识。从这点上讲，余秋雨先生虽然饱读诗书，虽然经历过文革，但思想上却仍然是一个称职的臣民，而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国家主义在灾难面前的复兴，有吾国吾民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其彰显中国跨越传统迈向现代国家之路充满着坎坷。但是，越是面临灾难，整个社会越是应该保持警惕，不要让我们的社会三十年来的改革付诸东流。这方面，身为公众人物的余秋雨先生，本应清醒地高声断喝，没想到却卖力地推销陈腐的国家主义论调。引来骂声一片，实在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