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日，新华网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题为《北大教授评“范跑跑”：诚实而不知耻，就没救了》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13/content_8358152.htm。看完此文，本人对北大哲学系教授王海明的言论不敢苟同。其实本不该随意指责别人不道德，但考虑到王教授已经大胆指责从未谋面的“范跑跑”“没得救了”，所以自己也一块不道德一次吧，仅此一次，因为我们不能跟着“范跑跑”再跑下去了。

本来未想过参与“范跑跑”事件（本该说范美中事件）的论战，但是因为网民的论战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但是看了王教授的言论后，我觉得实在应该说两句公道话。不是刻意挑战权威，只是一旦权威出言不慎，势必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所以小辈也不得不斗胆提出，相信“大家”应该有“大家”的风范，容许有批评的声音。

其实很明显，范美中作为人民教师，在灾难来临时不顾学生安危独自逃命，是不值得鼓励的，或者说是应该批评的。在一个以孝当头的民族里，对于其“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样的言论，大众也是可以批评的。不用什么专家或者教授，正常的普通民众应该都会明白这种简单的人情事理。

对于范美中对“自由”“、公正”和是否“牺牲自我”的理解，既然惹争议，那就是个争议性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网民、专家、媒体都可以表达观点，为何范不可以发表自己的理解与观点？我想这些问题一直都是有争议的，这场论战也不能给出唯一的答案，既然这样就不能以这一点来否定范美中。甚至我觉得“范跑跑”一次对于范美中都是不公平的“人生攻击”。

总的来说，范美中的部分做法和言论不值得提倡，甚至应该批评；他的另一部分说法很有争议，希望他能不要太极端。但要直接说人家“不知耻”和“没救了”，是有些过了。当然这不是我批评王教授“也不道德”的地方，我要提出对他质疑与批评的有以下几点：

1、王海明：作为一名教师，他享受了权利，如工资、福利等等，却没有履行义务和责任。这就是只索取不奉献，这就是不公正。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范美中教学多么不严谨，工作多么不努力。作为一个教师，“教书育人”是他的核心工作。就算在地震那一刻帮助学生撤离是他的义务，他没有尽到责任，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杀他在教学工作上的付出，在核心工作的付出。所以我们不能说他只享受权力而不尽义务，更不能说他只索取不奉献。王教授的言论让我想起了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片面批评以及乱扣帽子”的风气，不知道他本人当初有没有吃过这方面的苦，这种逻辑思维实不该在北大哲学系教授口中体现。当然，也有可能是记者没有表述清楚王教授的原话，但是我相信《中国青年报》的记者。

2、王海明：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啊，也就这么一个范美忠。这说明什么呢？在大地震中的其他教师都没逃，说明这是基本的道德，而范美忠的行为已经越过了道德底线。

我有个疑问，王教授凭什么断定“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也就这么一个范美中”？而且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得出“没逃”是“基本道德”结论？以及范美中“越过道德底线”的判定？

虽然有早有言论说逃跑的教师有不少，但是由于没有证据我不敢下这个定论。但是我相信，逃跑的老师绝对不止范美中一个。我们假设，当初范美中如果没有在网络上自己报料逃跑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观点，我想不但这个该不该逃跑的论战不会有，而且大家都不会知道有一个叫范美中的老师弃学生不顾独自逃命。所以那些我们不知道他当时也在逃跑的人到底有多少，但是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也就这么一个范美中”。但是王教授却断定了其他老师没有逃，只有范一个人在逃，进而靠这个主观臆断推出范美中的行为“已经越过了道德底线”。在这一点上，我看我得为其他偷逃的老师庆幸，为范美中鸣不平了，谁叫他在网络上自己报料呢。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了一条新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教师比学生先跑的将被处罚。对于这个规定，王教授的解读是“这个规定显示了我们国民的品德比较低下，使我们自身可能显得很丑陋。”依据他的看法，我们国民的品德比较低下，那为什么他能够臆断“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也就这么一个范美中”呢？无论出于我对社会现实的判断还是对于王教授的逻辑推理，我都很难理解这一点。

所以，当我想到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北大教授说的话、作出的推论的时候，我真的宁愿相信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没有理解王教授的意思而做了歪曲的报道。

3、（中国青年报：法律需要对人们的善行做出规定吗？这不是道德约束的范畴吗？）王海明：比如说捐献，在涉及民族兴亡，中国人生死存亡的时候，每个人的捐献都不是“分外善行”。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善行升格为义务和责任，是有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捐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享有权利，当然也应该履行义务。

也许是本人知识浅陋，我实在不觉得什么时候捐款也会变成具有强制性的行为。难道捐款不是以自愿、自发为原则的吗？一个北大教授都觉得，捐款可以具有强制性的话，我也就不惊诧为什么一个职工会被没有捐款而被开除，更不会惊诧大众为什么会对一些名人与企业进行舆论逼捐了。我在想，依照王教授的理论，一旦民族或者国家危亡，我们的当政者或者军队是否要挨家挨户去“强制性”募捐呢？

如果真要这样，这个民族与国家无论能募集到多少款项，都是要灭亡的。我更愿意相信，我们的人民无论只是在对一个病危的小女孩伸出援手，还是在祖国的大灾难面前慷慨解囊，都是纯粹出于一份善心一份热爱。一个国民对于难受的同胞或者危亡的国家都不会有善行的话，那么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套出他的义务？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我都难以在周围找到没有捐过款的人，我相信他们捐款的时候不是在想“我享受了权利，所以现在来尽义务”，而是实实在在地想为受灾的同胞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大灾难酿就了民众的爱国心与同情心，激发了无穷无尽的善举，无非权利兑换来的义务。

4、王海明：有的明星，收入上亿，捐了50万，收入和捐献不成比例，就是没有很好地履行义务。公正在这里要求每个人的收入和他履行的捐献义务的比例应该对等。

如果扣字眼来看，其实收入上亿的明星不多，谁只捐了50万？可能是前阵子听说一些新闻，说刘德华只捐50万云云，然后就随口说“有的明星”怎怎样样。其实后来大家都知道，那些都是过早地、片面的批评，这次明星们的义举让每一个人都刮目相看。要说明星的话，其实依我看，他们几百个人齐聚一堂轰轰烈烈的举办“承诺”晚会，不但募集了大量款项而且很多人承诺会一直关注灾区帮助灾区。他们在行动，我们呢？研究“范跑跑”吗？还要说人家明星吗？这样的说辞道德吗？

我们暂且不扣这个字眼。光是这个比例问题，我就很不赞同。人的经济生活都有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谁也无法保证一个年收入500万与一个年收入1000万的人到底谁手头更有钱来做捐款。一个收入500万的人捐了300万，绝对的大慈善家，那收入1000万的捐个200万，我觉得也是个值得大家对他翘大拇指了，不能因为要与前者成正比，要人家捐600万吧？每个人都可支配的善款都不相同，捐款的观念也不尽相同，难有什么正比可言。

5、王海明：你更多地利用了社会提供的资源，你就应该多捐，否则就违背了公正原则。所以，人们在网上对他们进行通缉声讨。但这是低的强制，还应该有其他强制，比如说有关组织、机构是否应该进行权力强制。

面对一波又一波网络声讨逼捐我已无言，对王教授的“权利强制”我还能再多说什么呢？

（后记：本人不同意王教授的部分观点，对于其对范美中“诚实而不知耻”的评价深表赞同；另外，每天一开网页，都是“范跑跑”的字样，甚感忧虑：我们到底要和“范跑跑”跑多远？实实在在为灾区做点什么吧，哪怕只是在无聊的问题上及时打住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