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坑儒了，开始坑爹(不喜欢的有权不看)

文/安庆仁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知识分子的地位升到了天上，把工农的地位降到了地狱，根据是知识分子贡献大，脑力劳动创造财富是体力劳动创造财富能力的几十几百倍。如果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也的确是这个道理，比如美国的硅谷，聚集着数以万计的IT精英，他们拿高薪，年薪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美元，但创造的利润更高，给企业带来的回报往往是企业支付给他们的报酬的几十倍。

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是一种高回报的资本，比如Cemex公司在高智人才的投资上每增加1美元，就能得到6-9美元的回报。托马斯·A·斯图尔特在《软资产》一书中说：“1994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以每年2.8%的速度递增，大约是此前20年平均增长率的2倍。而这些增长中的一半来自来自信息技术包括软件。”美国企业拥有超级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秘密其实就这么简单。

美国是个追求效率的国家，而丰富的高智力资源，无疑为高效率提供了有利保障，因此美国无论怎样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应该说都不过分，因为在美国社会，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就是知识分子。待遇应该与贡献成正比，这个观点即便马克思复活，肯定也不会反对，因为他就强调按劳取酬的。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情形正好相反，贡献大的待遇低，贡献小的待遇好的不得了。

众所周知，中国最近三十年所积累的财富，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亿收入微薄的工人，用他们的血汗为国家赚取外汇，为企业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即便一百年后，中国人也忘不了那些心酸的故事，一火车旅游鞋，只能换来波音飞机一个苍门，一亿件衬衫甚至还换不来一架飞机。今天的中国，美元随处可见，多的甚至随意送给外国人也不心疼，但在当年，即便一美元，都是那样的珍贵，

如果有一天为改革开放立碑以纪念，最应该纪念的，既不是我们的领导，也不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而是那些有幸活着的和不幸死去的工人和农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国家建设急需的美元、日元、港币，从而奠定了我们今天崛起的局面。但愿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能记住他们，他们才是共和国的功臣，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可是共和国高楼大厦的每一块砖石上，都浸透着他们的血汗。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的GDP和国家财政收入，依然取自他们的劳动成果，靠压低他们的工资充实国库和外储，因为我们所谓的高端产业和那些贴着“中国制造”字样高科技产品，几乎没有几样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外国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的报刊媒体每每为此而叫好，然而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其实只是负责组装。我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知识群体，但他们造富能力的总和，都赶不上新加坡知识分子的一个零头。

现实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各个喜形于色，掩饰不住他们高人一等的心态，仿佛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功臣，可事实上他们是世界上对国家贡献最小的知识群体。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但享受极高待遇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集体交了白卷，写不出《哈利波特》，拍不出《廊桥遗梦》，设计不出《米老鼠唐老鸭》、开发不出计算机视窗……他们除了跟在美国人后面赔钱赚吆喝，再就是控诉文革，咒骂共产党和政府。

他们从来不为自己的无能而脸红，甚至还为自己的无耻而骄傲，他们享受着工人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却干着侮辱和歧视工人农民的事情；他们接受共产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方便，却干着反对共产党和推翻共产党的事情。真的让人想不通，今天的共产党到底怎么了？真假可以分不清，难道连好话坏话也听不懂吗？难道连谁对你好谁对你坏也看不懂吗？你的江山是工农帮你打下的，也是工农帮你建设的，却为何把知识分子当祖宗供着？

网上有人说：不坑儒了，开始坑爹了。一语揭穿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儒家知识分子就是工农的死敌，当他们活得如鱼得水的时候，工农的命运就格外凄惨。笔者从来不惧右派的咒骂，也从来不惧权贵们的白眼，当年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革”绝对是正确的，中国社会从古到今最最无耻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夹在权贵和民众中间上下其手，要么帮着权贵欺压民众，要么利用民众去反对权贵，而他们自己跑到外国享清福。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所有无耻的事情，从倒买倒卖开始，私分国企、强迫工人下岗、为红灯区唱赞歌、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操控股市、炒高房价……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跟这个群体有关，其罪恶罄竹难书。当年有一个著名右派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脸皮真叫厚，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没有脊梁的群体，谁给好处就跟着谁走，工人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每一次外族入侵的时候，都是他们冲在最前面。

无论从当年闹革命还是后来搞建设的角度看，共产党最最应该善待的都应该是工人和农民，是无数工农子弟的流血牺牲，才为共产党换来了江山，而知识分子直到49年还在帮蒋介石说话，劝共产党划江而治，之后贼心不死的盼着蒋介石反攻大陆。如果我们忘记自己的恩人，用不了多久，只怕连我们自己也不存在了。本文当然不是指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就普遍性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