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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500年》系列之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
中华民族在她的思维走向定型期的500年,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精神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些基因仿佛成了最基本的历史元素,它们所构成了历史变化,始终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室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周敬王44年),这一阶段的历史大体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年代(公元前722年~前481年)相当,历史上称作春秋时期;此后至公元前221年,秦灭掉六国完成了大统一前的七雄征战时期为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合称东周时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供研究的历史往往是以“信史”为开端的。所谓“信史”,是指有藉可查的历史。世界公认中国的“信史”是从商代开始的。众所周知,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纪年历史的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该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前481年)的历史。《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传说由孔子编定。《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记载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因而,中国最早的“信史”是从《春秋》所记载的历史开始的。
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221年,正好为500年时间。
50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稍长一些的“瞬间”,然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最早的“信史”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历史记忆的开端。最早的“信史”表明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的存在不仅有了认识,而且能够把自己所认识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变成历史的记忆加以传承,长久下来便演变成了一个民族世代延续下去的文化积淀。对“可信”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可以探索出一个民族心灵成长的历程。
从对最初的“信史”研究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的、思维的基本精神——正是那些先入为主的文化形式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元历史”、“元文化”、“元哲学”……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西周时期,周朝君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周王对诸侯国有较强的控制能力,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小诸侯国间无休止争斗的局面出现了。
春秋战国时代最典型的的“文化表现”,莫过于“礼坏乐崩”的说法更为贴切的了。“礼”与“乐”代表着西周时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框架逐渐被打破了。
据说最早弄出一整套礼乐制度的人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周公旦。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旦发表了系统性的思想言论。他不仅提出了“德”,也提出了“孝”,还制定了礼乐制度。礼,本来是关于婚、丧、衣、食、住、行的规则,但经周公旦等的整理和后人的修饰,演变成了王权社会的等级名分制度,乐也成了为这种等级名分制度服务的工具。
春秋时期诸侯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孔子在《论语》中称之为“礼坏乐崩”。孔子的弟子宰予曾经说:如果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那礼仪就肯定会败坏了;如果君子三年不演奏音乐,那音乐也一定会被荒废掉。孔子自己也说,社会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天子制定礼乐制度,诸侯如有不遵守这个制度的,天子可以发号施令进行征伐。社会政治混乱起来了,诸侯就自己制定礼乐制度,有征伐的事儿诸侯自己就能决定了。
周王室权威的丧失正是诸侯争霸的缘起。
周朝社会政治制度开始走向崩溃,与此同时,建立在原始宗教文化结构上的神权、王权及其关系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历史向何处去?
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性。由于文化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共同作用,人类各民族在这蓝色星球的不同区域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每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都是在众多可能存在的文化类型中,找到了最佳的一种,并且都自认为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文化与信仰。这是每个民族拥有共同信仰与共同意志,并付诸共同行动的前提;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找不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化形式,那么,这个民族将会持久地生存于动荡不安之中,直至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形式,否则只能被淘汰出局或者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同化。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在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墨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与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所谓“轴心时代”,其实正是人类处于从童年、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人类思维的定型期。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处于雅斯贝尔斯所命名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战争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特别是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不但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所有一切旧的“纳民于轨物”的东西都失去了约束力。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这一划时代的理论转折。
春秋战国500余年的历史变化,正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创世纪。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世纪,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两句话来表述——
真正的中国历史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以后各个时代的历史明显受到或是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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