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本月6日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提及中美关系时，提出中美要有效“管控分歧”。而在刚刚举行的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马晓天也与之呼应，指出本轮防务磋商旨在“扩大两军共识，管控风险，避免误判”。

中美两国存在分歧是不言而喻的。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跨大西洋联盟和非西方金砖国家两大机制和力量的此消彼长对比，国际议程也有了更多的内容，不仅是传统的安全问题，还有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石油、气候，粮食 等资源问题。更有一些比较尖锐的的问题，例如互联网信息传播，街头民主运动，等等问题，中美都有显著的分歧。

在地区层面上，中美两国关系重点之一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在加强亚太存在的同时利用中国和周边关系以及南海问题对中国发出强烈挑战，加深了本来就缺少战略互信的两国的分歧。在经济方面，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密，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到30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3800亿美元，增长速度之快令几乎所有人感到意外。但两国同样也有诸多摩擦，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问题，反倾销问题等等，贸易大战的阴云时时笼罩在两国关系之上。此外还有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以及涉及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的分歧。

中美关系的这些分歧必然演绎政治内涵。但是，相信两国首脑都能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华尔街日报》援引习近平的话，强调中美的加强经济贸易联系、共同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将是“生死攸关”(vital)般重要。而麦肯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20年，美国和中国能出现 迄今为止最强劲的发展，条件是两国在未来更强大，更通力地合作。这一点，相信两国政界有识之士都能够对此怀有共识。

习近平提出要“管控分歧”，是适应中美关系新变化的提出的一种处理双方关系的新思维。和中国方面过去提出的要“妥善处理分歧”有所不同，在主动性和力度上加重了分量。所谓妥善处理，即当分歧出现后再进行妥善处理；所谓“管控分歧”，即对双方之间的分歧，采取积极主动地管理和控制，降低严重冲突的危险，这就对对双方的首脑的战略眼光和领导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双方能否妥善管控两国关系中的分歧，相对来说，中国方面显然在这方面意愿强烈，且权力集中，较易施行。对美国来说，从美国政治制度来看，政治人物上至总统都要受到颇多掣肘。且2012年正值政治美国总统大选，《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的话说：“美国的国会和总统的双重选举，雪上加霜的还有糟糕的美国经济，会在美国国内营造出一种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危险时刻’，使中国被责难为美国经济难题的替罪羊。”这些都会反映到中美关系之中，并使中美分歧至少在政治人物的口头上升高，由此影响两国关系。

当然，美国政界不缺有识之士，也有中立人士，以及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针对某些盲目反华的政治人物，鲍尔森也指出：“随着美欧同时所出现的经济危机，中国所承受的压力将会增大，世界将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的成长，所以那些支持反中国的人，最好想清楚他们究竟在支持什么”。鲍尔森的话，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深思熟虑，而不是某些人那样以意识形态为先，或仅仅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作态。因此，对于两国关系的分歧，握有更多主动权的美国方面，积极主动的进行管控，降低严重冲突的可能也是美国方面能够具备并应努力施行的做法。

此外，双方国内都有对中美关系抱有激烈看法的鹰派，以及中国民间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都会对双方“管控分歧”产生影响，但是双方的首脑和政治人物，都应该深具战略远见，认清中美关系的本质应该是互利共赢，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远大于两国之间的分歧， 就像习近平说的那样：中方愿与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相信，美国方面也能有此共识，于中国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合作的，力争共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