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他寫胡適評傳的序言裡，記述過一件胡適生前對任卓宣寫《胡適批判》的回應：胡適不甘心被任卓宣認為是「不必蓋棺，論就定了」的人物，憤而沒有理會他。李敖亦若是。儘管當年最能使他為人們所風雲景從的高壓環境已經今非昔比，但是他渾不留戀自己過去鑄下的「鬥士」身影，甚至根本不屑於那整片使他能以「鬥士」身影投射其上的，那塊名之為「台灣民主化」的歷史布幕。他不像一個老人，在生命的秋冬自我感覺良好地晗視青壯時創下的績業；他始終不願被蓋棺定論，一次次地奮挺而起要踹開那片意圖蓋上來的棺材板，即便是那種鐫刻以讚譽之詞者。他太不留戀自己的身影、不屑自己身影被投射為要角的布幕、對想用蓋棺論定而收攏他的那些手更嗤之以鼻--「台灣政局的紛擾，在歷史上根本不會有什麼位置。五百年後，頂多就像南明、南唐這樣，一行而已。」在他眼中，台灣只不過是一個太小的島嶼、而國民黨不過是一個太顢頇而不上道的對手；至於那些在不同階段裡，曾跟他並肩、又和他反目的那些分分合合的「夥伴」們，他衷心敬重的更幾乎沒有幾個。他的存在，似乎總使自己與整個時代的畫面產生一個巨大的不協調感；而李敖的意義，卻往往構築在這種與大環境、與主旋律的不協調性之上。有的人批評他書空咄咄、人格涵養不足以稱為學問大家。那麼要什麼樣的人格才能稱之為「大家」呢？所謂「大家」在某些人的期待裡，是不是和持盈保泰四平八穩地在神龕上受人供奉的大龜差不多呢？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從來不怕表態、還每每掐著人家的脖子逼對方在至關重要的問題上表態；他不愛惜羽毛，甚至如隻踞傲的雄雞，痛快鬥完一場把羽毛斑剝了也不足令惜。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靈魂與價值之不存，留皮毛又何異？不論是在印刷廠和警總周旋的文星書店旗手、在台北看守所大開典獄官玩笑的思想犯、在法庭與電視上對論敵豎目橫眉的訟辯家、還是那個在清華大學講壇上高舉中國憲法，高呼「這裡是我的國家，我要使我的國家自由」的李敖，他總是表現出與身處環境的某種突兀。但是，是什麼這突兀的身影看起來如此巨大？年輕時的他在〈老人與棒子〉裡，說自己不過是漫天星斗裡的一顆小星，可為什麼四十多年後回顧看來，他的突兀會給一兩個世代的人心裡投下巨大的影子、而又是為什麼，這個巨大的影子在更往後世代的人心中，不免又逐漸淡去變小？我的想法是，李敖的個人並不高大，但他所面向的、所戰鬥的是太陽。面對太陽，大多數人選擇了瞇眼、李敖則怒目瞠視挺立而對；致使在一大片瞇眼的、仆伏於地的原野上，就只剩下這麼一兩個身軀所拖出的長長影子。孤獨，首先映襯了的不是他們的勇敢，而是一整個社會的悲哀。而在我們這個世代、和更往後的世代，何以李敖曾長駐於青年們心中的影子又將漸漸變小呢？我說這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太陽終究曬融了李敖、一種則是「李敖們」終於拉動了太陽。當太陽從李敖的對立面給拉到了他們的正上方，那麼身影的巨大與否或許也沒這麼重要了。

       年輕時的李敖不知道有多少次坐在姚從吾老師身邊，看著那幅夕陽西下皓首窮經的畫面，他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他不禁一次次地問自己：「寂寞投閣的事業真的最適合我嗎？」。當兵回來的他，給自己寫下這麼一段話：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凍機，接近它的時間愈久，人就變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爾形容的無柄刀子，也許很實際很有用，可是太不可愛了！」，從此他不只是坐在書閣裡爬梳經籍的線索，而是挽起了袖子伸下手臂，插入社會的波濤、插入凝滯的思想空氣，熱切地攪盪起來。以一百年來當代中國文人的處境來看，尤其以一個將「第一流的知識份子他的職業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反對….」[1]當做職志的文人而言，李敖的命運毋寧還是比較幸運的。若李敖的父親當年沒有來台，使李敖留在大陸做了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那麼人生歷經過反右和文革的李敖還能是今天的李敖嗎？會不會那隻如椽犀利的筆亦使他如遇羅克、如林昭那般，遺下一個年青勇者的身形，在政治的風浪裡留下一地悵然和唏噓。李敖一定想過這個問題。越到年晚、他越發地在自己的著作裡反覆寫道自己是一個大陸型的知識份子，來到台灣「是一個正確的人活在一個錯誤的地方」。他曾說「我的人生未嘗不是一場悲劇，可是我盡量把它演成喜劇，並且越演越成一齣獨幕劇和獨白劇。」；1989年後，他不無吃味地對一位學生領袖說「我們在台灣辛辛苦苦搞了幾十年，都沒有人注意；你們在北京那麼弄了幾天，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或許他心裡始終有種鬱鬱的揣想，要是自己沒有來到這個「再怎麼放大，都永遠是個小寫字母」島，那麼自己是否早該在某陣歷史暴風裡從容地粉碎，而不是餘老至今甚且淪為「國民黨民主櫥窗裡的一個活模特」[2]。或許，北京法源寺這書，可視做李敖對自己未能可「死得其所」「死得其由」的抒悵，也可視做對百餘年來已犧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篇誄辭，一篇向先蹈者們明志的誄辭。

        北京法源寺，是一本強烈地表達作者意念的作品。在角色的激盪爭鋒中，他們論辯著入世及出世、殉人或殉事、動機和結果、情義與家國。故事以亟欲拽著國家，大步流星補課趕路的青年康有為始，再以被狂飆遠颺的新一代們拋在蹄塵裡的老年康有為終。新與舊，從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賡續和傳承，更常是一個被操之以爭鬥的弔詭概念；越是意欲與浪比快的弄潮兒，越有可能一不留神反被浪頭的前沿給淹過。清季的中國，載浮載沉於波湧的晚濤之上。坐鎮帷幕中的第一重臣，當屬為梁啟超所「敬其之材、惜其之識、悲其之遇」的李鴻章了。但是連李鴻章自己都不禁要為了「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其引避洋務為自便之圖。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3]而深深憂慮。畢竟，識得此番衝擊乃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人，已經不多；要在這批人之中盼得幾個能知曉這變局內涵、了解其應對法理的人，又何其難得？欲回狂瀾於既倒的康有為，不畏懼去挑戰流俗的顧忌和天朝的矜持，逕自找上了帝師翁同龢，搬出了林則徐這個例子--連他這樣的人才竟然都雖然「知事」、卻不願多事，那要振衰起弊還有什麼指望呢？頗受感動的翁同龢，於是乎向24歲、欲有作為光緒皇帝引薦了康有為。康有為以及其一整批青年同志、門生們的命運和前途，從此起了重大的變化。

     回顧歷史上的幾次政治變革，不論是范仲淹的慶曆變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不若光緒帝和康梁的變法，係立基於一個更形脆弱的權力基礎上；除此之外，戊戌變法和歷往變革最重要的不同意義在於，當朝者首度正面肯認了一個道理：「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恆發自下而非發自上」[4]。這宣告著千百年來，第一次有皇地自己將「天地君親師」這一牢而不破的政治、知識與倫理複合統治結構，施予以某種反省和銷解。端看維新變法中所推出的內容：如開京師報館、准許地方官與士民直接上書、設置京卿學士、開放新聞自由等措施，還有未及推動的開國會、制憲法，據康有為稱，都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應允。一個皇帝在沒有自己穩固的權力基礎下，何敢進一步掀起這股反省統治體制的大潮呢？一個合理的揣測可能是，欲藉由吸納來自民間或外在的生猛力量協助自己沖刷在體制內盤根錯節的掣肘。武則天擴大科舉、改革考試內容、舉拔民間人才、壓抑世族子弟的晉身之階，也存在著藉以反制唐初功勳貴胄的考量用意。同樣邏輯的又一施展，可體現於當日相伊藤博文訪問中國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向康有為建議：可將伊藤委以顧問職、甚至受以事權；主張改革的官員宋伯魯更承康有為意而上奏道：

　　「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

[5]這種幾近於「開放國內政治市場」、重用外國人士並釋出相當一部分國家主權予國際平台的諮議，在今日之實踐尚且尤難，可當時居然業已是守舊派和維新派鬥爭的一個焦點了。據雷家聖氏的考察，這也成為慈禧決定發動政變、收回政權的一個觸機。[6]按康有為所述，若將戊戌變法推展下去，則還有一個重要的措施──即尊孔教為國教。若其果推行之，則不能不謂是華夷之間、道統與政統之間、乃至於民與國之間卓富意義的一件創舉。自清代初肇以來，為了支撐其政權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儒學的儀軌和經典地位被拉抬到一個新的水平之上：如康熙下詔將朱熹晉為十哲之一、頒布了《日講四書譯解》，在卷首作序曰「道統是在，治統也是在矣」，巧妙地將己合致為一個正統與道統的雙拼帶言人、輔以具體的勤政作為，充分消融了明末遺臣們對現實政治反抗批判的著力點，也使得整個知識界及以知識界為後備隊伍的整個官僚階級，亦即「士」的群體能充分為清朝服務。

        或許可以說，天底下最令人驚駭的事情莫過於它人將你固有所倚身立命的東西取去，並唐而皇之地宣稱「這是他的」--並且重新賦予了那東西的涵義、還規定了你所應該如何應對崇奉的姿態--然而，他骨子裡卻又不信這一套。這是整個清代知識分子群體，面對一個政權強勢拉抬「儒教秩序」以自拱衛時的集體處境。少數人選擇了對抗；而不選擇對抗的，也只有一部分人選擇了清醒，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或是其中之一。若真將孔教以皇帝之手頒定為國教，那麼究竟是標誌著清政權利用儒學的最高階段、還是康梁們欲藉由這個設計，將儒學作為一個恆更彌堅、不隨現實政治形勢而變異浮沉的價值和意識形態，以回應勃谿而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革命主張呢？而道統，真的能透過這個作為再次回到知識分子所期待的，不低於政統的適切位置上嗎？楊照曾在一篇文字裡點出中國知識份子長久以來的一個困境：

    「在中國，『為反對而反對』是可以拿來指責人的話。理直氣壯地罵人家『為 

     反對而反對』，背後的預設是知識分子必須有建設性，必須提出正面的答案，不能只是質疑只是反對。從罵人『為反對而反對』，再下一步就產生強大的壓力要求知識分子去尋求可以帶來正面解決的權力，也就是和既有體制、現狀和解妥協，換來可以行使影響力的位子。所以中國式的知識分子永遠沒辦法真正特立獨行，永遠與他們應該要批判應該要對抗的體制又離又即、糾纏不清。」 [7]

李敖，這個正如揚照所言，這個不給正面答案、不上當、不去「實踐理想」，僅以不斷抨擊和反對為職志的讀書人，就在小說裡為我們擺開了貫串全書首尾的經典論辯--「死君，抑或是死事。」

       在風聲鶴唳的政變前夜，準備逃往逃本的梁啟超對堅決留在國內的譚嗣同展開了苦勸，譚嗣同用公孫杵臼和程嬰的故事做喻，認為自己應該扮演一個開路者、替往後的工作的起點做好鋪墊。梁啟超大惑，拿出譚所著的《仁學》質問道「你的書不正是在反對愚忠、反對為皇帝糊裡糊塗而死的嗎，但你若一死，不就造成了別人說你「死君」的既成印象嗎？」梁啟超再搬出晏子的故事說明「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以質疑譚嗣同將「死君」和「死事」截然對立起來的看法，進而去逼問既然可能有偉大人君存在之可能、那死事不死君的理論有沒有例外？譚嗣同承認確實有，光緒帝就算一個，畢竟它願意割斷那個曾賦予他地位的統治集團，採用改革派的法子來救國，那麼就算是因此送了命、也是為國家死，為社稷死。就這個標準來看，譚嗣同的死未嘗沒有死事的成分--即便在旁人的解讀中並非如此，這就使梁啟超繼續陷入了不解的迷霧中。終於，譚嗣同亮開了底牌，他所要成就的事，根本不祇是要為光緒一哭、替變法殉道，而是要用自己的鮮血告訴世人：改良的方法走不通，中國的路，只有革命一條。而當他發現他的死，是最能貢獻力量予宣傳革命的一種方式，他便義無返顧的選擇了「血薦」。最後李敖讓譚嗣同留給梁啟超一串堪為經典的台詞：「卓如，別以為我死了，我沒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沒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隨我ㄧ同死去，我的一部份生命也隨你形影長存。」而譚嗣同和王五一幫兄弟們在解釋為何要死、為何起初看著就不會成功的事情還要做時，說的更直白了：「我們的底價不是要維新、而是要宣傳維新。進行維新，或者說進行一場現階段必以敗局收場的維新，其實只是做宣傳的手段。況且，當用死作為犧牲的時候，所有他是在表演作態的質疑就會隨著生命的消逝而停止了。於是，不能把失敗孤立的看，失敗是成功的一個程序；他要用鮮血所成就的，就是一個能夠促成成功的失敗。

        全書的最後一個高潮，在李十力與康有為之間展開，他們激烈地論辯著「哪種救國方法是魯莽的、哪種代價是人民所付不起的」作為李大釗、熊十力和董必五虛擬合型的左翼革命者李十力說：「我們不敢說我們今天信的主義一定可行，但是我們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所以任何可以聊慰饑渴的，都要去追求、都要去採行、都要去試一試……」康有為打斷他的話說「國家大事，豈可以嘗試之，試出麻煩來誰負責呢？我們的試驗失敗流的只是自己的血，人民草木不驚，但你們呢，你們要人民一起流血，這值得嗎？」在李十力的眼中，他看到在中國要講改良改革是最難的，畢竟這個國家太大、不管政權怎麼興替終究無法逃遁於統治利益集團的操縱。因此只有施行霹靂手段，把整個從根爛掉的政治生態給刨起來。他們那一代人眼中的康有為，是停留在上個時代的人，和慈禧基本上就像一個硬幣上的兩個面，一輩子殺得難分難捨，一方在上時另一面就永遠得被壓在地上。然而當大清崩解後，康有為所能提供的，已經不再是實體上、實用上的價值，而只是供在博物館裡精神、歷史層次上的價值了。康有為的前半生被人家視為洪水猛獸；然他的後半生卻又被當作老朽的今之古人，他不禁感到一陣深切的落寞，在清朝與民國的夾縫中被犧牲、被誤解的不明不白。然而這個世界上的事總是如此，不論是革命者也好、改革者也好，他們可以為時代、為人群掘開一個口子，扒開鐵鎖的大堤，然而卻不一定能控制此後的滔滔流向，更無從阻止這看似起初由他們引領的大潮，旋又將他們本身給吞沒。很多革命者到了後來覺得被群眾給背叛了、給組織所背棄了，其實沒有人背叛他，他們只是在某個巧合的時機上撞在了同一陣線上、一起要推倒一面牆。但人們卻從來沒有向這些先知們保證過，等牆推倒後還要繼續聽他的指揮與擘畫。因此，羅伯斯比不能怪罪法國大革命背叛了他、毛澤東也不能為文革衍生的脫序影響給卸責、台灣的左翼工運份子也無須埋怨民進黨只是利用了他們完成資產階級式的政黨輪替後就止步不前、在國民黨曾坐過龍椅上繼續享受資本家提供的饕飧與醇酒……歷史本來就沒有辦法線性的，能將人的初衷動機與造成的結果兩端拉起、再率爾為之地算成一個反應方程式。能推動歷史的，不全是爭權奪利的現實；歷史，也不是由絕對理性和自利的假設所能完全運算。曾有個記者寫道：「中國，黃河是一種人民心頭上永遠的懸念與羈絆。每一代每一代的人，都奮不顧身地欲往黃河邊上挑一擔土、紮一捆草，明明知道這些巨大繁複持之多代的努力很可能在瞬間崩塌決堤，但就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氣概，引著人們一代一代澄清黃河的決心。」[8]

浩繁卷檔裡為什麼類似的悲壯身影會一再出現、為什麼同一個典型能引起不同時空下人們的反覆詠嘆？那是因為無論制度或當權者如何遞嬗，都不能使我們從在壓力與格調之間做選擇的責任裡逃遁出來。這種無窮盡的有所取、有所不取，以及抉擇後的所失與所惜的心理鬥爭，或許只有如譚嗣同赴法場前的那一刻才會稍止。小說裡的他心想：「生命至此已經無從浪費，今天充滿了空白與優閒。今天是一個假期，是永遠的假期的開始。」這種保持著高昂的歷史意識，並堅持用他所選取的歷史姿態而走入歷史的人，譚嗣同不是個開始、也不應是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