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人物皇太极

徐    彻

崇德帝皇太极是完成其父努尔哈赤未竟之业的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短暂，却光芒四射。皇太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财富，足以让吾人留连，令世人感叹。

细细想来，其精神遗产至少有十条可供我们参考。

第一条，人道精神，成功基石。作为一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君主，皇太极难能可

贵的拥有一种人道精神。这个人道精神，或人性情怀，甚或人道主义，始终萦绕在皇太极的身上。皇太极身上最闪光之点就是这个人道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皇太极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人道精神。人道精神是他事业成功的基石。

其一，反对暴力屠杀。其父努尔哈赤晚年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实施了大屠杀政策，结果导致事业受阻，难以为继。努尔哈赤在对明朝征服的战争中，对汉人的大屠杀是屡见不鲜的。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五月二十日，“松山墩城投降，包围那周围的四城，口说要投降，而又不投降，攻破城，全杀了”。七月二十二日，攻破清河城，“杀死全部兵丁，杀死的人压着许多受伤的人，也死了许多”。天命八年六月初九日，发现复州原有男丁七千人，现有一万一千人，认为多出的人全是奸细，让人检举，否则全杀。最后，大贝勒代善、宰桑古、多铎、硕托、阿济格率兵去了，“叛变是真实的，男人全杀了，俘虏子女、牛马”。这次就杀了一万一千人。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命令他的下属到各村去“鉴别”明朝归附的官员，如果发现有问题，就要“加以处分”，处分就是杀掉的意思。经过严格的“鉴别”，杀掉了很多人，剩下的有文化的秀才就很少了。后来努尔哈赤都“惋惜之至”，因为经过考试选拔，只“选拔三百余名秀才”，绝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努尔哈赤晚年的宁远之战之所以失利，其根本原因是失掉了民心。可以说，人心向背是努尔哈赤宁远之战失利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的暴力屠杀政策，早就引起皇太极的不满。皇太极即位后，坚决反对暴力屠杀政策。对此，皇太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清太宗实录》记载了他对诸位大臣的一段话，很好地阐发了他的主张，谕曰：

盖闻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昌，无道者废。上天应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则敌国之民，即我民也。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务期力行正道，无作奸邪。不然，为奸为慝，（tè，音特；邪恶。）肆行悖乱，则或责或诛，皆自取之。至俘获之人，勿离散其夫妻父子，勿掠取其衣服。尔诸臣以及士卒，各宜凛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十七页。）

这是天聪五年六月，他对诸大臣讲的充满哲理的一席话。所谓“盖闻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昌，无道者废”，这是皇太极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得到的启示。“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自恃其力，姿行杀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自取其败。皇太极认为：“若天意所与，则敌国之民，即我民也。”这个见解，体现了作为伟人的博大胸襟。皇太极给自己制定的战略目标即是：“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他坚决反对“为奸为慝，肆行悖乱”，主张“务期力行正道，无作奸邪”。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皇太极的战略理论。皇太极正是依据这个理论，取得事业成功的。这段讲话，可以视为体现皇太极人道精神的至理名言。

其二，强调和平友爱。皇太极的理想国是和平友爱的满蒙汉大家庭，没有战争，没有贫穷，耕桑乐业，衣食丰饶。他曾经说道：

迩来将士等，得无以干戈未息，厉兵秣马，从征劳瘁为苦。抑知敌国侵陵，仇怨所积，义当征伐。非彼实无罪，而我好为争战。倘我按兵不动，岂能必彼之相安无事？且盛暑严寒，朕与诸贝勒亲历行间，岂所乐为？亦出于不得已也。大小臣工，宜竭力奋勉，无生厌恶之心，抚恤士卒，精勤职业，俾黎庶耕桑乐业，衣食丰饶，共享太平，岂不休哉！

（《皇清开国方略》，第十三卷，第十二页。）

皇太极一再强调“非彼实无罪，而我好为争战”，意思是说，不是明国没有罪过，我们硬要打仗。我们不打，他们能够“相安无事”吗？我们和明国战争，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前途是美好的，那应该是一个“耕桑乐业，衣食丰饶，共享太平”的美好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也体现了皇太极的人道情怀。

其三，主张严肃军纪。皇太极身经百战，是冲锋陷阵的行家里手。他对军队纪律的过往及现状，都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他本人充满悲天悯人的浓厚情怀，对于无端杀戮坚决反对。两军对垒，皇太极特殊强调部队纪律。每逢军队开拔，他都要重申军纪。在多次重申军纪的过程中，他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完善，最后形成了军纪“九勿”。《皇清开国方略》记道：

朕仰承天命，兴师伐明。拒战者，不得不诛；若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如违令杀降、淫妇女者，斩；毁庐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离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

（《皇清开国方略》，第十二卷，第七页。）

这是天聪三年（一六二九年）十月，皇太极征讨明朝时发布的战前动员令的内容。这个军纪“九勿”，具体内容是：若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严肃申明：“如违令杀降、淫妇女者，斩；毁庐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离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这个惩罚的具体措施，深入人心，威慑力大。特别强调两条，即杀降顺和淫妇女，坚决处以极刑。严肃军纪的思想基础，就是人道精神。

其四，严惩违纪分子。总有以身试法者。军纪严明，还是有人触犯军纪。皇太极对于触犯军纪者，不论职务高低，一视同仁，一律加以严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贝勒阿敏违犯军纪案。事情是这样的。

天聪四年五月，皇太极攻占了明国北方四城：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及贝勒硕托，率兵驻守四城。并谆谆告诫阿敏：“其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等处，归顺之民，耕种田禾，宜严禁扰害。此四处降民，为汉人未降者所属目，岂可令其失望？”这是说，皇太极要把此四城作为明国降顺的样板，大面积推广他的优待降民的俘虏政策。这是他征讨明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但是，阿敏遇到明国的进攻，惊慌失措，决定逃亡。在逃跑前，大开杀戒，大肆掠夺。将降顺的汉官，“悉戮之”。“并屠城中百姓，收其财帛”。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愤怒地斥责道：“镇守永平阿敏、硕托，自入敌境，未见敌形，未发一矢。将永平、迁安归顺之民，尽杀之。天所与之四城，尽弃之，率众遽归。”

皇太极命诸贝勒大臣议定阿敏的罪行，诸贝勒大臣议定阿敏犯有十六条罪状，应处以极刑。皇太极法外施恩，没有处以死刑，将其终身幽禁。并对镇守滦州及镇守永平之贝勒诸臣分别情况，一律予以定罪处分。涉及贝勒硕托、固山额真汤古代、总兵官纳穆泰、理黄旗事巴布泰、图尔格、固山额真雍舜、固山额真之子达赉、备御松俄图、游击恩特、爱木布路、黑勒、尼马察、郎什、德尔得赫等，计十四名。

在受到处分的十四名官员中，有三名是皇太极的至亲，即硕托、汤古代、巴布泰。硕托是现任后金国第二把手大贝勒代善的第二子，是皇太极的亲侄。汤古代是皇太极的哥哥，巴布泰是皇太极的弟弟。皇太极一视同仁，并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而有丝毫手软。

这次不仅处分了二贝勒阿敏这个后金国的第三号大人物，而且处理了一大批凡有错误的官员。所涉官员层次高，数量大，标准严，量罪准。处分的基本精神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个不杀，全部不抓。即以阿敏的处分而言，完全可以将其杀掉，但皇太极不仅没杀，对他还给与了一定的物质待遇，使他仍然享有有限的个人尊严。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先驱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此话值得咀嚼，值得回味。

第二条，民主意识，胜利保证。作为封建君主，难能可贵的是皇太极拥有相当的民主意识。封建皇帝几乎全部是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而皇太极体现了封建君主十分缺乏的作风，就是民主作风，民主意识。

天聪汗皇太极同三大贝勒代善、阿敏及莽古尔泰南面而坐。封建君主的座位仪制规定，皇帝宝座向来是独家享用，不会惠及他人。而皇太极却独出心裁，竟然命三大贝勒与自己同时面南而坐。这个决定是皇太极独自作出的。具体证据有四个：

第一个证据。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登极。九月初二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宣誓。宣誓完毕，“上以三大贝勒推戴，初登宸极，不遽以臣礼待之，率诸贝勒行三拜礼”。《皇清开国方略》记载更明确：“誓毕，太宗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不以臣礼待之。”国汗皇太极给臣子三大贝勒行三拜礼，这个礼节体现了皇太极的民主意识。

第二个证据。天命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大贝勒代善、阿敏等征讨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上以大贝勒代善、阿敏二兄跪拜，不欲坐受。率大贝勒莽古尔泰及诸大臣答礼。”接见凯旋之大贝勒代善、阿敏，皇太极等给他们二位答礼。这也可看出皇太极的民主意识。

第三个证据。《清太宗实录》记载了大年初一皇太极朝会的礼节：“天聪元年丁卯春正月己巳朔(初一日）……上御殿，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朝贺。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行，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凡朝会之处，悉如之。”这里记载的“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行，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凡朝会之处，悉如之”，意义重大。“列坐左右”，就是说三大贝勒列坐在皇太极之两侧，四人同时面南而坐。这个皇宫礼仪扩展至多个方面，“凡朝会之处，悉如之”。这个四人同时面南而坐的仪制，表现了皇太极的民主意识。

第四个证据。后来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相继犯了错误，都陆续失去了面南而坐的资格。但是，大贝勒代善依然在皇太极西侧朝东而坐，直到皇太极病逝的前一天，代善仍然坐在崇德帝皇太极之西侧。《清太宗实录》记道：“（崇德八年八月初八日）……列崇政殿，上御殿，和硕礼亲王代善入。上降阶迎之，复自中阶升御座。代善升自西阶，坐于殿内西侧。”第二天，皇太极病逝。看到代善进入大殿，皇太极从从台阶上下来，迎接代善。然后从中间台阶回去，又坐在御座上。代善则从西阶上去，坐于大殿西侧，面朝东。可见，皇太极始终坚持大贝勒御前赐座的仪制。

第三条，关心民瘼，立国之本。皇太极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减少百姓徭役。《清太宗实录》记道：“（崇德八年六月）谕诸臣曰：国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途，不过培下就高，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论高下，概行培筑。重困民力，甚为扰累。至于民房稠密之处，不即量行拆毁，布置均匀，乃止揭取数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尔等其详加查究。”这里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制止形象工程。修治道路，工部不顾实际情况，不是“取其平坦”，而是大搞整齐划一，注重形象，“乃不论高下，概行培筑”。皇太极批评他们“重困民力，概行扰累”。

第二件事，制止乱拆滥建。大约是盛京的改造工程，在民房稠密集聚地区，随意拆毁民房的椽木，“乃止揭取数椽而置之”，让你无处可居，逼令搬家。这是一个损招。皇太极愤怒地指责：“小民何以安居？”

这两件事，皇太极都非常不满，指示部下“尔等详加查究”。

作为封建皇帝的皇太极能够注意于此，并亲自发出上谕，真是匪夷所思。

（下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