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人物皇太极（二）

                         徐    彻

第四条，人才为本，盼得贤才。皇太极目光高远，胸襟博大。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清太宗实录》记道：“（天聪九年）二月壬午朔（初一日），谕曰：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荐举。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胜任使者，即当送吏部；有通晓文艺，居心公正，足备任使者，即呈送礼部。”皇太极在这里说出了一个灵魂词：“以人才为本。”所谓灵魂词，就是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词汇。灵魂词比关键词级别要高，内涵要富，意义要深。“人才为本”，道出了皇太极急切盼得贤才的心情。

皇太极对人才的要求范围很宽，即“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就是说，不管是否原来的满洲，还是新近归附的蒙古、汉人；也不论是已经为官的，还是现在仍为平民者，只要“居心公正”，具有才能，就提拔重用。皇太极的人才观是不问门第，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这是一个心胸博大的人才观。

皇太极在《皇清开国方略》里进一步说道：“金银钱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金银钱幣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且将来休养生息，我国人民日益繁庶矣。”这里是说，人才比金钱重要得多。“一二贤能之人”，是国家的栋梁，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没有穷尽的。

皇太极说到做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归降的蒙古、汉人官员，皇太极都加以重用。最典型的例子是明国降将总兵官祖大寿，第一次投降后，他以诈降锦州明国官员为名，偷偷溜走。皇太极等待了他十年，最后祖大寿终于投降。投降后，祖大寿还是得到皇太极的高度信任，认为他“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加以赞扬，并予以重用。

第五条，爱惜将士，善待生命。皇太极对部队将士的生存状态，极为关注。他经常就将士的生命问题，发表上谕，教导部署，关心将士，善待生命。

皇太极在《皇清开国方略》里说道：“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但所虑者，倘失我一二良将，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子。尝闻语云：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此时正当善抚我军，蓄养精锐耳。”

皇太极在《皇清开国方略》里又说：“太宗命大学士希福、刚林，学士占巴、武达礼传谕兵部曰：凡行军之际，克城多而我兵不损者，为上；克城多而我兵损者，为中；至克城少而我兵大损者，为下。宜罪之。”

皇太极在《清太宗实录》里还说：“又如额驸顾三台，朕非以其临阵怯懦、不能称职，革固山任也。当进攻昌黎时，本旗一卒被伤至死，以绳系其足，曳之而归。夫战则用之，而死不加恤，谁复效死直前耶？必也死则恤之，伤则临视调治之，乃可为主帅。”

额驸顾三台因不能善待士卒，终被免职。

第六条，强调学习，注重教育。皇太极反对没有文化的诸贝勒的大老粗谬论，他们说：“我国子弟虽然不读书学习，也没耽误什么事。”皇太极运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没有知识文化是不行的。皇太极运用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的相继沦陷，说明没有文化、不明义理的害处。明国大凌河城之所以能够坚守四个多月，也是因为祖大寿等“读书明道理”的缘故。

由此，皇太极感慨万千地说道：“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咸体朕意，毋忽。”

第七条，有道者昌，无道者废。皇太极极为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他无时无刻地宣传“有道者昌，无道者废”的道理。《清太宗实录》记道：“盖闻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昌，无道者废。上天应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天运循环，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与，则敌国之民，即我民也。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务期力行正道，无作奸邪。不然，为奸为慝，（tè，音特；邪恶。）肆行悖乱，则或责或诛，皆自取之。”

第八条，鼓励直言，支持敢谏。（天聪五年）三月乙亥朔（初一日）令贝勒大臣尽言直谏。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之次，有议政十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岳托、多铎、杜度、萨哈廉、豪格）、八大臣（楞额哩、达尔汗、和硕图、色勒、喀克笃哩、伊尔登、叶臣、固三台）。皇太极作书三函，分别给予二大贝勒、议政十大臣和八大臣，鼓励他们直言敢谏。

第一书，与大贝勒和三贝勒。书曰：

两兄与众，定策推戴眇躬。数年以来，无日不兢兢业业。期于上继前业，下协民情。顷闻国人，或有怨言，必刑狱不得平欤？赏功有所偏私欤？或耽于佚乐、黩于财货欤？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赖旁观者明告知。夫此大业，非予眇躬所自致。乃皇考艰难缔造，以留贻者。当衹承罔坠，则皇考神灵欣慰。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陨越，则皇考神灵怨恫，上天亦加谴责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济，济则均享其福；不济，则均受其害。我两兄勿以责任在予，而面从与。有过宜直言，若不见纳，方可弃予而不言。今相率缄默，非予不乐闻己过也。国家政令有当更改者，即议更改，务期至当。俾臣民遵守焉。

皇太极以弟弟的身份，对大贝勒代善与三贝勒莽古尔泰进行了温和的软批评，要求他们“我两兄勿以责任在予，而面从与。有过宜直言，若不见纳，方可弃予而不言。今相率缄默，非予不乐闻己过也。”你们不要再缄默下去，我等待你们的回音。

第二书，与议政十贝勒，谕曰：

我皇考神灵，天纵抚服诸国，以贻后人。诸弟侄推戴朕躬，嗣登君位。数年于兹，未闻一言规朕之过。尔等岂以朕为不可言者乎？此后凡有所见，即宜直言。朕之过愆以及百姓之疾苦，一一指陈，无有所隐。

这封书信，皇太极以亲戚的身份真诚地鼓励建言，埋怨他们“数年于兹，未闻一言规朕之过”。强烈要求他们：“此后凡有所见，即宜直言。”

第三书，与八大臣，谕曰：

尔等由众人之擢居要职，与诸贝勒共议国政。原欲尔等规谏朕及诸贝勒过失，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今闻国人以谳狱不平滋怨，是政治有阙失也。朕未能亲接国人而遍询之，惟借尔等入告。乃梭巡缄默，若恐言未必从，且因之获咎。试思前此谏诤之故而罢斥者为谁？谴责者为谁？若朕之虚怀听纳，尔等固共见矣。况上天垂佑，正在此时。不及时敷奏，见之施行。朕将奚赖焉？宜各以公忠体国之心，旦夕不忘匡救。凡朕躬及政治阙失，其悉心陈论焉。

（《皇清开国方略》，第十四卷，第二页。）

皇太极指出，你们不积极建言，大概是有思想顾虑：“乃梭巡缄默，若恐言未必从，且因之获咎。”一是担心建言落空，“言未必从”；二是担心言者有罪，“因之获咎”。皇太极接着反问道：“试思前此谏诤之故而罢斥者为谁？谴责者为谁？”你们想一想，以前的建言者，我罢斥过谁？谴责过谁？要求他们“宜各以公忠体国之心，旦夕不忘匡救。凡朕躬及政治阙失，其悉心陈论焉”。

以上是皇太极在任天聪汗期间的求谏信。

崇德二年，在皇太极当上皇帝后，更是强烈要求诸贝勒大臣直言敢谏。他说：

（崇德二年三月丁酉）彼无知之辈，往往以进言者，谓之谗人。夫善者曰善，恶者曰恶，何所忌讳而不言？若植党营私，倾害善人，指以为恶，乃所谓谗。否则，明知其人之恶，而不以告，是欺其主也。圣经云：欲齐家，先修其身。修身齐家，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敬其长，恩惠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有不治者乎？太公曰：闲居静处而诽时俗，非吾民也。朕观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不道，至于亡国，未闻其臣有直言其主所行不道者。嗣后，朕或有失德，尔等即当面诤。试思以谏诤之故而斥者为谁？降革者为谁？亦何惮而不为。倘谏而不听，则非尔等之咎也。若既不能谏而徒纠其主上之失，议其国事之非，岂人臣靖共之谊乎？

皇太极以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不道败亡的教训，提醒诸贝勒大臣直言敢谏。恳切要求他们，“朕或有失德，尔等即当面诤”。你们不要存在顾虑，“试思以谏诤之故而斥者为谁？降革者为谁？亦何惮而不为”。

不仅如此，皇太极还鼓励臣下，“见朕有过，即当极谏”。谕曰：

尔诸贝勒大臣，见朕有过，即当极谏，无有所讳。即如尔等何尝无过？当议论国事时，尝夸詡鹰犬良马，旁及戏言。即此一节，岂非过乎？凡人有过，当反求诸己而已。

皇太极鼓励极谏，虚纳真言，难能可贵，殊属不易。

在皇太极的鼓励下，一些官员真的上疏建言，议论国事。兹举一例加以说明。天聪七年正月十九日，书房秀才马国柱上一奏折，建议设立言官。此奏折为《马国柱请更养人旧例及设言官奏》，文曰：

……言路官员宜设。臣向同高（高鸿中）、鲍（鲍承先）、宁（宁完我）、范（范文程）诸臣上奏言：“言官当立。”汗应曰：“何必立言官，我国人人得以进言。若立言官，是隘言路也。”汗见未尝不是，但未赌不立言官之害也。请详言之。言官不立，无责成，而有嫌疑，谁肯言之？即有言者，必私而不公。是开人以报复之门，而扰乱国家也。汗试思连年以来，谁曾公道说几件事来？即有言者，果是为汗为国？抑是报怨报仇？汗一详思而自明矣。建立言官，乃千古帝王之美意良法。后世人主，虽有神圣亦不得弃而不置。若言官一立，汗之过失得闻，贝勒是非不掩，国中善恶可辨，小民冤苦得伸。虽言官至私，必不敢少隐父兄之过者，职分使然也。臣观我国近日欺瞒成风，朋党搏击，善恶混淆，真假莫辨，实可为寒心而扼腕者。祛弊防奸之著，莫要于言官之设也……谨奏。（《天聪朝臣工奏议》，第四十二页。辽宁大学历史系，一九八0年版）

马国柱在这里直接驳斥了皇太极“何必立言官”的错误说法。这是需要理论勇气的。同时，又痛切指出：“臣观我国近日欺瞒成风，朋党搏击，善恶混淆，真假莫辨，实可为寒心而扼腕者。祛弊防奸之著，莫要于言官之设也。”

皇太极阅读了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人的奏折，深感设立都察院的必要，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于崇德元年五月设立了都察院。

（接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