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特约撰稿员  河西

　　郎朗今年刚满26岁，却已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钢琴大师，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去年，他获得世界最著名的音乐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评选的“20072008年度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的殊荣（全世界一共5位，郎朗位居其一）。而且，他还成卡为内基音乐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也是在2007年，全球著名的钢琴制造商斯坦威推出“郎朗牌钢琴”，这是斯坦威150年的生产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位钢琴家的名字来命名钢琴品牌，即使是钟情于斯坦威的鲁宾斯坦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当笔者试图让郎朗的恩师艾森巴赫挑出一点郎朗的毛病，让他和两位伟大的钢琴大师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作一番比较，看看郎朗和他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时，他的回答却几乎完全是赞扬。他对笔者说：“在钢琴家之间进行评价是困难的。但是事实上，他和这两位大师也是可以平起平坐的。郎朗的演奏非常好，不同于任何人，和我们乐团的法国风味也配合得非常默契。”
　　追溯郎朗和这位世界级指挥大师的相识还是在1999年的拉维尼亚音乐节上。他是音乐节的总监，而郎朗只是来试奏。原本郎朗弹给艾森巴赫听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后来他要求郎朗弹奏了各种不同的作品，从海顿、勃拉姆斯到肖邦、拉赫马尼诺夫和贝多芬，最终弹了两个小时才结束。面对这个年轻人，艾森巴赫大为惊讶，他暗暗问自己：“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怎么可以抛弃他的中国身份，将海顿和勃拉姆斯弹奏得如此纯正？”
　　这一次演出让郎朗一举成名，从此成为世界乐坛一颗炙手可热的新星。2008年，郎朗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钢琴，届时当集亿万瞩目于一身。而5月，他的自传《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及其他16种语言的版本则将陆续推出，可谓恰逢其时。笔者因此以电话的方式采访了远在美国的郎朗，和仍然略带东北口音的郎朗聊起他的成名史，以及他生命中该感谢的人——他的父亲、恩师和音乐巨匠。

　　艾森巴赫发现了我
　　河西：在你心目中，艾森巴赫先生是位怎么样的人？我知道是他发现了你，是吗？
　　郎朗：是的，艾森巴赫给我第一个机会，所以能和他合作心情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和他开始，我与音乐大师有了面对面的交流，那种感情一定是最真诚的，没有其他任何因素在里面。而且他本人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我们容易沟通。
　　河西：在你17岁时，你们就合作过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后来也合作过贝多芬的第一、第五钢琴协奏曲等，也录过第四钢琴协奏曲。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你们选择的曲目是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和马勒《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两部经典作品，你是不是很早就开始弹奏贝多芬了？
　　郎朗：这是艾森巴赫选择的曲目，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是一部非常有画面感、色彩感和意象非常丰富的作品。他也觉得这是我所擅长的，所以他当时会选择这个曲目。是的，你说的没错，我在11、12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但当时我对贝多芬的理解可能还是比较浅。
　　河西：那时还不太能理解贝多芬？
　　郎朗：贝多芬太大，不太适合小孩来弹的，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古板，他太强，所以一开始我并不是太喜欢弹他的作品。后来巴伦勃伊姆（他是贝多芬专家）教我的时候，他觉得我长大了，可以学这个曲目，我才逐渐领会到贝多芬的美好，我不再害怕贝多芬，我可以去弹它。
　　现在如果不擅长是不会去弹它的，我每年都在学习弹贝多芬，我有幸师从许多贝多芬专家来学习弹奏贝多芬的技巧，理解他的内涵。贝多芬不是个很感性的音乐家，他很理性，你不能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你都得依照一定的规矩。

　　学会在音乐面前谦卑
　　河西：你父亲是一位二胡演奏家，怎么会想到让你来学钢琴？
　　郎朗：当时大家都对西方文化感兴趣。我还没有弹琴之前他们就买钢琴了，在我刚开始弹琴的时候，父亲几乎每天都用二胡为我伴奏。现在他还经常来监督我，当然他比较随和了，不像以前，比较严厉，要骂就骂了，现在更像朋友。
　　河西：你的老师加里·格拉夫曼是个怎么样的人？
　　郎朗：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我耐心、慈爱、学识渊博的向导，从来不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我身上，不会对我说一定要这么来，一定要那么来，没有。像以前老师要你怎么弹你就得怎么弹，不听他的就像犯法，他不会。不要以为美国、欧洲就不会这样教育，事实上也都有这样死板的老师，主要还是看人。
　　另外一点，格拉夫曼是个实战家。他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师和一个只会教学生的老师是两码事，他会教会你许多其他教师无法教给你的东西。
　　河西：格拉夫曼、艾森巴赫和巴伦勃伊姆一样，都既是钢琴大师，又是指挥大师，他们除了在钢琴方面，从指挥角度是否也会给你一些指点？
　　郎朗：我在巴伦勃伊姆那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他这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喜欢艺术和哲学，也喜欢政治，属于非常开放的人。艺术处理方面，作为一位指挥大师，他可能更多地从指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态度非常认真，对年轻人来说，树立了一种楷模，像一面镜子，让你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学会在音乐面前谦卑，让你知道学无止境。
　　河西：那么其他人呢？比如拉特尔爵士。
　　郎朗：我跟他们联系都很密切。现在活跃在乐坛上的指挥大师，很多我们都私交甚笃。我和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同台演出由西蒙·拉特尔爵士指挥，当时有两万听众聚集柏林森林音乐会听我们的演出。还有费城交响乐团沃尔夫冈·萨瓦利什，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亚洲巡演中，我有幸和他同台演出。
　　河西：在你心目中，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的区别何在？
　　郎朗：我对鲁宾斯坦特别崇拜，霍洛维茨是穿透性的，但鲁宾斯坦是渗透性的，他的温暖、他的音色能把你的心都弹出来。他不会用那种强势让你激动，而是用音色来温暖你的心灵。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是一位钢琴大师所表现出来真正的音乐才华。
　　河西：喜欢格伦·古尔德版本的《哥德堡变奏曲》吗？
　　郎朗：特别喜欢。虽然他弹得很慢，但是他的韵律把握得特别好，弹巴赫的钢琴家多如牛毛，但是古尔德独树一帜。

　　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
　　河西：我知道谭盾给你写了《钢琴协奏曲》，今年4月演出。和马友友、李云迪、郭文景等华裔和中国音乐家有没有过合作的计划？是否能在以后看到你们同台演出？
　　郎朗：和陈其钢有一个为卡内基而作的序曲的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巡演，大概2010年会来上海。和马友友有一次在卡内基开会时的接触，大家聊过合作的计划，大概明年会启动。
　　河西：据说你希望成为一位音乐教育家，是这样的吗？
　　郎朗：对，我希望能成为音乐家、音乐教育家，一个音乐家不能教育学生，也是很遗憾的事。我昨天还在给音乐学院的博士生上大师课。我现在时间还有限，以后呢，可以在大学里多上一些课。
　　就国内的音乐教育而言，他们的基础教育很扎实，我觉得并不比西方差。但是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可能没有西方来得深入。而且中国的音乐教育常常为比赛所左右，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地去喜欢音乐，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名次。
　　河西：现在每天弹琴多长时间？
　　郎朗：3个小时。
　　河西：你每年演出约140场左右，其中25场左右为慈善义演，这些演出是否会影响你的练琴？
　　郎朗：这些对我都没有影响。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它能让你高度集中，将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其中。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让你体会与不同的音乐家、指挥大师合作是怎么样的状态，对于音乐会有怎样的新的领会。这都是一个音乐家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音乐家就像作家一样，长期呆在家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如果那样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话，那每个人在家就可以了。
来源：2008年第17期 总第294期 文化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