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寒冬，全国各地又闹起了血荒，街头献血站、采血车一天只能采到几袋血浆，而各大医院等待用血的患者不得不在病床上苦苦等待。面对这样的局面，卫生部部长陈竺带头献血，目的自然是想唤起民众踊跃献血，献出爱心，挽救更多的患者的生命，但此种局面能否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谁也不敢说。

堂堂十四亿泱泱大国，为何对义务献血表现出这般的消极？是我们的民众缺乏爱心，还是我们对自己的鲜血太过爱惜？其实我们并不缺乏爱心，而是我们担心自己的爱心被别人随意践踏。郭美美事件，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夜之间将我们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慈善事业和爱心大厦颠覆，当我们的爱心变成别人牟利的工具时，谁还敢轻易献出爱心？

看到这种现状，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的义务献血。

那年，二十岁，也就是大学二年级。在北京读书，那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大学生四年之间必须有一次义务献血，献血量不多，也就是200CC。那时的我们，对献血非常踊跃，在大家看来，这是一项无限荣光的义务，如果在四年大学期间没有义务献血，感觉那是丢人的事，好像辜负了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也与“天之骄子”的身份和品格不相符合。尽管那时我们对义务献血并没有多深的了解，也不清楚献出200CC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何影响，既然是国家的号召，很多人都会无条件响应。

义务献血是光荣的，手续却是很繁琐。接到通知后，我们到校医院排队验血、体检，那时规定女生体重不足四十公斤、男生体重不足五十公斤不能献血，可怜的我们有几个同学被挡在了献血大军的行列之外，因为体重不足，四年多次参加都被退回，直到若干年后谈起此事，他们还耿耿于怀。

体检通过后，我们就要自己到北京市指定的地点献血，献血前不能生病、不能喝酒、不能劳累等等，献血前早饭还不能吃。到了献血点，捋胳膊排队等候。尽管事前都告知没有什么，但很多人还是很紧张，有些女生紧张的晕过去，有些胖一点的同学扎了好几针也没有找到血管，搞得人很紧张。不管如何，大家还是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

那时的义务献血，还没有形成风气，为了鼓励公民义务献血，政府还是适当给了点营养补助，不多，就二三十元钱。虽然那时的二三十元还是相当管用的，但大家并不在意，最看重的就是政府发给的“公民义务献血光荣证”，红色的小本本，那是一种荣誉，一种对社会的奉献，更是对社会的责任。大家毫无怨言，积极支持。

现在看来，鼓励公民义务献血，为社会献出爱心，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提倡和法律义务应该有所区分，有时候我们想，很多事情在法律上规定是公民应尽的义务，那么献血是不是也应该在法律上有所规定，同时对义务献血的公民应该享受的用血权利是否也应该更明确，爱心固然可嘉，仅有爱心是不够的，如果从法律上规定了公民必须应尽的义务，或许血荒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