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兼职的报社，派我赴大连金州采访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争夺出线权最为关键的中国对卡塔尔之战。我在学校暗地里调了课，空出一周，准备悄悄走人。不巧，学校正计划开一个全校的文学写作技巧讲座，系里指派我主讲。我以“东北老家出了事必须回去处理”为由推托，系主任为难地说：“院长指名要你主讲，你请假，自己去找院长吧。”无奈，我只得去找院长。院长很客气，把讲座的重要性和中文系所有的教师排了队，解释为什么选择我主讲的理由，并要求我暂缓回东北。

我确实为难。报社那边，大连的往返机票及酒店的房间都订好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学校这边，领导安排妥当且不准假。如何是好？我含糊其辞地走出了院长办公室，衡量着报社与学校孰轻孰重的关系：学校是我的老巢，当然比报社重要，但大锅饭式的管理，即使我拂了院长的面子，量他也不能炒我的鱿鱼；报社采取聘用制，需要你出马时，调不动你，能否续约，就不好说了。再说，我也想去一趟大连，毕竟，足球对我的吸引力，比讲座要大。我心一横，按原计划，如期飞赴大连。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只是中国足球在关键时刻的劣习实在让我犹如又吞了一只活蟑螂般地恶心。回到广州家里，系主任的电话就追来了，只说了一句话：“立刻去院长办公室！”

院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透过厚厚的眼镜，审视着我。

我拉把椅子，一屁股坐在对面，一付即来之则安之，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坦然。

院长显然在压抑着愤怒，一个帜下的普通教师，竟敢驳一院之长的老脸，放着学校安排的课不上，不告而别，这还了得？

我既不解释，也不分辨，只是尽量摆出一付无辜的嘴脸，静静地地接受他劈头盖脸的训斥。我明白，这种时候，你必须给位高权重的长者以渲泄的机会，便宜与道理，不能你一人全得了。

拍手要有两个巴掌。他独个儿骂来骂去，也不过是一鼓作骂，再而衰，三而竭。没骂多久，他骂累了，气也消了，终于停了口。我趁机为他续上茶水，然后问：“院长，家里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下次再把检讨，交到您这来吧。”也不等他点头，便开始撤退，刚走到门口，院长变得平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这次，你是不是去参加保钓行动了？”

我一震，全身汗毛扎起，血往上涌，脑子一片空白，呆立在办公室门口。

“我们这个学校，如果有一个人去保钓，那肯定是你了。”是院长揭开杯盖喝茶的声音，然后又回复了慢条斯理的官腔，“回去吧，下不为例呐。”

我不知是怎么离开院长办公室的？也不知怎么去到校园的池塘边？更不知在那条冰凉的石凳上坐了多久？

我在学校混了有些年头，曾经很努力，但从来没有被评上过什么先进，哪怕是一个安慰性奖项也没有得过。我不止一次写过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就更不用提了，但我明白，除了将来有可能被“追认”，我是没有什么戏的了。我就是再迟钝，也清楚，自己已经被学校的领导们看得死死的了。然而，今天离开办公室之前，院长的那句话，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不，应该是让我受之有愧啊！

保钓意味着什么？钓鱼岛与我个人有什么关系？为了一个小岛，为了国家主权，为了民族尊严，将个人身家性命抛于脑后，我有这个觉悟有这个勇气有这个牺牲精神吗？扪心自问，我曾想过去保钓，但仅是想想而已，不会来真的。要去，无产阶级先锋队有那么多宣过誓的人哪里轮得着我？我也算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冲动起来，举炸药包堵枪眼也不是绉一下眉头，但我真的还没有达到保钓的境界，而且以后也很难达到，这一点，我自己是很清楚的。

今天再看风云又起的保钓，我仍在心底默默地向学校的领导致敬致谢并致歉，因为他们确实高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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