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不可能飞得像鹰那末高——《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原作的力证

（兼及《红楼梦》的主题和贾宝玉的形象）

                        冯守卫

摘要：从“鸡不可能飞得像鹰那末高”角度出发，根据文本分析，论证了《红楼梦》后四十回必为曹雪芹的原作。联系分析了贾宝玉的形象和《红楼梦》的主题。分析了小说缘起和结尾的两首绝句，以及“太虚幻境”“真如福地”等对联。评论了周汝昌及刘心武先生的一些说法。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是一大疑案，也可能是一大冤案。

本来，程伟元、高鹗的序言已明确说：后四十回是据曹雪芹的原稿所补遗修辑。后来胡适提出高鹗续书说，遂长期成为主流观点。但近来不同看法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无论是高鹗续书的说法，还是程、高二人合编假话的看法，都没有可靠足信的证据，更谈不到证据链。另一方面一些专家也指出，高鹗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续书是不可能的。但这时有人就又说，后四十回原稿也可能是另外的张鹗、李鹗所作。

研究这个问题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直接分析文本本身，看后四十回的真伪优劣。首先，胡适先生也认为续书的许多回写得很好。鲁迅先生在接受胡适高续说的基础上，也仍对续书持基本肯定观点。但后来也有许多人对续书批评非议，挑剔贬低，乃至责备谩骂及全盘否定。高鹗也成了千古罪人，后四十回也要被踢出“红楼真本”之外。

然而若从挑剔的角度来看，那么谁来证明批评者的正确性呢？以刘心武先生的说法为例，刘先生在否定后四十回的时候说，贾宝玉“是一个和封建主流社会不相融的人”。而高鄂歪曲了贾宝玉的形象——他“听贾政的话，两番入家塾，一心去读圣贤书去了”，而且给巧姐大讲《烈女传》。但在刘先生专论“贾宝玉人格之谜”（前八十回）时，却又否定了贾宝玉反封建的说法——说他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路过贾政书房前要下马等，说明他认同封建伦理，不反对封建礼仪。他并且要吃鸳鸯嘴上的胭脂，对鸳鸯进行“性骚扰”。这里刘先生又说曹雪芹是写人性的复杂，强调“反封建有这么反的吗？”我们先不管贾宝玉滚到王夫人怀里是否就是不反封建了。然后第一，刘先生关于贾宝玉反封建的说法前后矛盾。第二，刘先生是不同的地方采用了不同的逻辑。我们试打个颠倒，说这里是后四十回写人性的复杂，而前八十回歪曲了贾宝玉的形象，岂非同样也能“言之成理”吗？何况前八十回里，贾宝玉已然“首番入家塾”了。在第七十八回里，晴雯刚死之后，贾宝玉却还有心情要做长篇的烈女《姽婳词》。仅此可见，这里无论是后四十回歪曲了贾宝玉的说法，还是前八十回贾宝玉不反封建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

在庚辰本的第七十八回里，还有一大段贾政鉴赏肯定贾宝玉杂学旁收的话。在程乙本中，却恰无此段，且有另外几处较好的修改。但这时有人却又说，这里仍然是程本不对，它删去了贾政思想复杂性的一面。

由上可见，若从挑剔角度来看后四十回是靠不住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翻手可为云，覆手可为雨”。这个疑案仍将纠缠不清。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记得可能是列宁说过：“鹰有时也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末高”。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反向思维，来看看后40回中是否也有相当精彩之处，是否也有只有类似于曹雪芹这样的鹰才能达到的高度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即可证明，后40回确为曹雪芹所作，程伟元和高鹗也均未说谎。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后40回中的精彩之处不但有而且是很多的。例如关于宝黛婚姻悲剧的几回，即使先不谈其反封建思想性，单从艺术性来看，除非高鹗也是像曹雪芹一样的“鹰”，否则是绝对伪造不了的。而高鹗却明确表明，他只是一个编辑。在“老学究讲义警顽心”一回中，极其生动细致的刻画了封建科举教育和八股文的酸腐，也是形象之极。再例如“布疑阵宝玉妄谈禅”一节的描写：“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瓢之漂水奈何”，“水止珠沉，奈何”，……不但巧妙精彩的写了二人试探相恋的情节，而且也准确的预示了他们爱情的险恶环境。又例如“宴海棠贾母赏花妖”一节，前后十几个人的不同心思态度，均写得极其恰当自然。……本文将再着重结合贾宝玉的形象和《红楼梦》的主题问题来讨论。

关于贾宝玉的形象，其最明确最深刻的答案恰就在后四十回里。这主要见于118回中，贾宝玉与薛宝钗两种思想最终激烈交锋的情节。“据你说人品根底，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既要讲到人品根底，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这里贾宝玉的话，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说教及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其含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思想相同。舒芜先生也曾提到贾宝玉是“狂人的先驱”的说法。在“狂人”的眼里，封建社会历史上虽然写满了“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吃人”两个字。他深感“难见真的人”。在贾宝玉的心中，虽然他周围充斥着“古圣贤”“为忠为孝”“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说教，实际上谁是那样的人呢？谁是真正信奉那些说教的呢？相反他看到的却是骄纵淫奢，争名夺利，种种不平和罪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特别是他与林黛玉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婚姻被扼杀。这些都促成了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提高：由对四书五经的厌恶，在消极批判的书中求得寄托，在相对较清静的女儿国中厮混消磨等，最终发展到对封建家庭，封建仕途，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彻底看破否定，决心离家出走。“走求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他的出家并不是家族败落，穷愁潦倒后的无可奈何行为。而是对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坚决反抗和打击。他在中举后出走，是对科举仕途的更明确的反抗和嘲弄。他在走前满眼流泪，跪下磕头对王夫人说：“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这些话完全是酸楚、悲愤、怨恨和绝情、决裂之语。也是对其父母和宝钗等的更深的反抗打击。有人竟然对此也作了奇怪的理解，说这里是报答父母，是与封建家长不决裂。还有人说是宣扬“终成正果”，“一子出家，七祖升天”，“大团圆”等。这真是匪夷所思，莫非就是认为它出自高鹗之手，就只能鸡蛋里挑骨头么？

这里贾宝玉与薛宝钗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贾宝玉反封建思想的升华及其出家原因和情节的描写，都是极其深刻精彩的。是只有类似于鲁迅和曹雪芹这样的鹰才能写出的。如此的思想深度，如此精深的文字，怎么能否定的了？

我们再结合的《红楼梦》主题，来看看后四十回的结束部分，是如何与前面的开头来巧妙呼应，并百尺竿头，更转一步的。

《红楼梦》的第一回中有“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之语。周汝昌先生说《红楼梦》的核心是个“情”字，它的主题是“大旨谈情”，并说“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实际上“大旨谈情”是假，“干涉时世”才是假中之真。我们只要联系“无才补天”、“好了歌”注解，以及“护官符”来看，怎么能说是“毫不干涉时世”？书中说作者曾历过一番梦幻，故借“通灵”撰书。又说“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甲戌本楔子诗云：“悲喜千般空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这就明确表明，作者心目中的现实社会是梦幻荒唐的。《红楼梦》的本旨，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写照、揭露、批判和否定的书。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亦如巴金先生所说“是一部反封建的书”。清末陈蜕曾云：《红楼梦》是“社会平等书”。五四时期佩之说是“批评社会的书”。这都是很有眼光的看法。

 “满嘴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里的“荒唐言”，主要不是指大荒山、太虚幻境的荒唐，而是就整本书的内容而说的。在作者的心目中，当时的人间社会是荒唐的，他的小说就是这种荒唐人间的真实写照。但在世俗的心目中，他的小说却是荒唐奇谈。这正和《狂人日记》中 “又多荒唐之言”相同。贾宝玉也是当时社会“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唯一“领会而呼吸者”，所以他也就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荒唐之人。而在小说的故事背后，正反映着作者“一把辛酸泪”的经历和感受。这里的“作者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世俗心目中作者所写的内容是“痴狂”“痴傻”的，像“狂人”的“狂”话一样，像贾宝玉的乖僻“呆傻”一样。二是指作者对写作这本小说的“痴迷”“执着”。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经历了像贾宝玉那样的人生或婚姻悲剧，以及社会家庭的种种丑恶和矛盾，因而对当时社会的腐朽有了清醒深刻认识。正像鲁迅一样，在从小康堕入困顿的途中，看清了世间的真面目。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升华，所以他在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并未消沉下去，“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并不足妨我襟怀。”大约与司马迁写《史记》相似，决心写出他的深切感受来。这里所说的“我之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也是作者一个借题发挥的障眼法。表面上似乎是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使闺阁昭传”。实际上完全是要批判、揭露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也并不是“为女儿而著书的”（周汝昌语）。小说的“其中味”就在这里。陈蜕曾云：“其于谈论，则更举数千年政治、学说、风俗之弊，悉抉无遗。”正是为了这样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小说，所以曹雪芹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宝库。

程高本的结尾与小说的开头和主题的呼应是极其巧妙的。他通过曹雪芹与空空道人的一段双簧，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是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障眼法。“字字看来都是血”，怎么能只是游戏笔墨而已！所谓“不知”也者，实为不便明“道”也。这正好反证了它的本旨就是批判当时的社会的。而这一点在全书的结尾绝句中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总结说明了。“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此处的“荒唐”，更着重的是指荒唐的社会。“由来同一梦”就是对荒唐封建社会的否定，也是《红楼梦》书名的点题之笔。这里的“世人”是一个外延被放大了的替代词，它的重心应该指的是作者，即实际上应理解为“休笑作者痴”。由这里也可以看出，程高本改选《红楼梦》作书名，是很有眼光的。这里的红楼也完全应该理解为“大富豪的朱邸”，而不能只理解为“富家女眷之居处”。周汝昌先生的看法是否正好相反了？

在最后1回还通过空空道人之口说道：此书是“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这里也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表面看，书中似乎只是写了一些传奇故事，生活俗事，实际上包含了深刻道理和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并不是真人真事的实录，另一方面它却完全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小说第一回中说：“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鲁迅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这里说的完全是作者严格从客观实际出发，严格实事求是的严格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并不能作为“自转说”的证据。而曹雪芹严格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也是值得今天一些虚假文学借鉴的。

小说前后“太虚幻境”和“真如福地”的对联等，也是前后呼应并与主题配合得极好的。“太虚幻境”牌坊的对联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后面宫门横书为：“孽海情天”，两边为：“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这里的“太虚幻境”是作者采用艺术象征手法，设置的一个虚幻荒谬的“假”“无”之境。当这个“假”“无”被当（写）成“真”“有”（第一个“真”字、“有”字）的时候，则代表现实世界的 “真”“有”（第二个字）也就像“太虚幻境”假境一样，是虚幻荒谬的。“终究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万种豪华原是幻”（戚本批语）。所以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个荒谬的现实社会，特别是对众多的女儿来说，就像“孽海情天”一样。后面的对联以及判词等也就都是诠释这“孽海情天”的。而实际批判的矛头仍然是指向造成这种“孽海情天”局面，造成这一系列不幸的根源——当时的封建社会。

小说的最后结局被设计为贾宝玉再入幻境，“两番阅册”，并联系“历历生平”，最终彻底醒悟（即看穿当时的社会本质），决心离家出走，与“通灵”“形质合一”。在这时，“太虚幻境”则被艺术象征为“真如福地”，两边对联也改为：“假去真来真胜假，无为有是有非无。”后面又有：“福善祸淫——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引觉情痴——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这里的“真”则是指“真如福地”，“假”则指现实世界。它是借助于佛教的真假观念，认为现实世界是“假”，是虚假荒唐的苦海，只有脱离苦海，才能回归到“真如福地”这个“真”。所以说：“假去真来真胜假”。这里实际是“无”的“真如福地”变成了“有”（第一个“有”），但真正是“有”（第二个“有”）的现实世界却并非是“真如福地”的“无”。所以说“无为有是有非无”。其后的对联，则是说世事幻渺难定，“终究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所以需要“引觉情痴”。归根到底，这里仍然是围绕着否定现实社会的主题的。

这里的离家出走，返本归真，以及“太虚幻境”“真如福地”等情节，完全是为了表现小说主题，借以否定现实社会一种艺术手法。并不是真的宣扬成仙得道和虚无色空观念。由整本小说里多处对和尚道士尼姑等的描写，以及“茫茫”“渺渺”等语可见，曹雪芹对佛教道教的认识是极其清醒的，丝毫没有崇佛信道思想。

由这里前后精妙深刻的呼应也可以看出，除了曹雪芹本人之外，这是任何人也伪造不了的。网上见有人说：“真如福地”对联也是对“太虚幻境”对联的歪曲篡改。这才是真正“识力不足”的说法。

在程高本的第一回中，多了“引登彼岸”一语。说石头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这正是程高本的优点所在，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笔。它不但有利于前后呼应表现主题，而且对于理解“借通灵说此《石头记》”是极其重要的。那自经锻炼，灵性已通的石头，既是历经梦幻，看穿了封建社会本质的贾宝玉的象征；又是小说中引导贾宝玉思想升华觉醒，“打出樊笼”，与封建家庭、封建社会决裂的艺术手段。周汝昌先生纯粹从字面出发，完全从佛教本义来理解“引登彼岸”这个词，说这是宣扬色空观念。并把此语列为高鹗妄改的一个罪状。这实在是大可商榷的。

同“引登彼岸”一样，小说中的补天石头，以及还泪故事，也都只是一种艺术象征和艺术手法而已。但刘心武先生却在天界里也去揭秘贾宝玉的原型，说什么他还有一个天界身份，而且天界身份只能是神瑛侍者，不能是石头，因为石头不能单独下凡。但神瑛侍者就能单独下凡了么？石头为什么又能说话呢？不知刘先生这里到底用的是天上的“神话”逻辑，还是人间的“人话”逻辑？而且“无才补天”又是说的谁呢？另外为什么人间的原型“月喻太子”和“北静王”，都可以是父子、祖孙的复合体，而天上的象征却只能只此无彼呢？周汝昌先生则认为石头是贾宝玉，但却说石头不能动，更不可能浇灌绛珠，因此神瑛侍者不可能是贾宝玉，而是甄宝玉。而石头（贾宝玉）则是偷取了神瑛的身体相貌，乘隙混入下凡的“夹带人物”。绛珠林黛玉也是错认恩人，以假为真。这里周先生也是既说天上的“神话”，又“夹带”人间的“人话”。那不能动的石头又是怎么混下凡的？网上有人说此处曹雪芹的写法似有矛盾，程乙本中把石头和神瑛在天上就合二而一了，是否更好一些呢？

我们再分析一下有关贾宝玉形象和《红楼梦》主题的一些观点。这里各种各样的说法可谓多矣。

有一种观点说：曹雪芹不可能反对封建专制、“反映社会”，贾宝玉也并不叛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这就是典型的“先有意识后有存在”的唯心论。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奴隶社会”这个认识和概念之前，也就根本不存在奴隶社会了。

至于“吃胭脂”“踢袭人”等所谓人性的复杂问题，第一，不能脱离时代和环境背景去分析，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两百多年前的贾宝玉，也不能脱离贾宝玉的身份环境去分析。和当时的主流人物，贾珍、贾琏、贾雨村之流对比，贾宝玉毫无疑问是站在历史的前端的。第二，要看主流和本质。主流和本质就是鲁迅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而领略者，唯宝玉也”。也如陈蜕所说的：“全书除宝玉外，无非名利声色之辈，……”“纵观始终，（贾宝玉）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议员，……”贾珍扒灰都可以算是彰显阳刚的“奖章”，宝玉爱红怎么就成了损毁形象的“疮疤”？

关于秦可卿的出身，脂砚斋说：“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如此写出，可见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可见脂砚斋已明确否定了养生堂抱养的真实性。同秦可卿死亡一样，这只是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模糊化写法，是作者有意把其来历写得“亦甚苦矣”，“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这里并不存在《红楼梦》的“巨大秘密”，也并不是什么“开启巨锁的钥匙”。刘心武据此演义了一部“秦学”专利，并揭秘出一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秘史。欣赏到壮观景象，领悟了无穷奥妙，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宫廷斗争秘史。周汝昌先生说全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悲剧，而其根本原因是“家亡人散”，“事败休云贵”。而它的历史本事就是刘心武的“‘秦学’一门新事业”。据此说来，如果月派胜利掌权，贾家等四大家族不亡不败，则是否就是圆满喜剧呢？

周汝昌先生力主“自转说”，刘心武换了一个“自转性的”马甲。在周先生所引巴金的信中，曾明确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它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确有作者自转性的成分”，又说书中描写有作者的见闻和经历。周先生说巴金说的不是自传体裁，而从创作方法来说是认定自转性的小说。那末巴金先生的“家”“春”“秋”是否也就是巴金的自转了。

周汝昌和刘心武先生还不遗余力的要颠覆后四十回宝黛婚姻悲剧的内容、意义和根源。探佚了一个“黛玉先死，宝钗早卒，贾史终婚”的“真故事”。首先探佚了一个黛玉“沉湖”自杀的美妙行为艺术。而其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欠神瑛的眼泪还完了。也是贾府里最厉害的角色，“黄雀在后”的赵姨娘指使人下慢性毒药的结果。但刘先生的揭秘却不够彻底，他没有进一步探佚出，“绛珠仙草”到底欠了“神瑛侍者”多少浇灌水？它又应折合黛玉还泪的多少寿命？这里刘先生又在人间里说“神话”，把艺术象征当成真实事件。周先生接着说，薛宝钗婚后与贾宝玉订了一个君子协议，同意贾为黛玉守身，因此薛也就“红粉佳人未破瓜”。也许为了给史湘云让路吧，不知怎么后来薛宝钗就被探佚死了。而史湘云经过许多曲折和蹊跷，最终和贾宝玉结成夫妇，且化名为脂砚斋是也。“举案齐眉”者就变成了史湘云，宝玉也不再“守身”和“意难平”了。而这中间主要仰仗的则是舍己为人的“第四仙姑”妙玉，并隐藏着甄宝玉、卫若兰等许多人的复杂故事。但这样的结局与薛宝钗、史湘云的判词判曲一致么？而且，不是又说《枉凝眉》是湘云妙玉合唱吗，为什么又不“枉自嗟呀”“水中月”呢？又搜奇捡怪、翻出古董，说“肮脏”是不屈不阿之意，那么妙玉就是不屈不阿的违了心愿，这话通吗？如果说没有“违心愿”，则又如何解释“欲洁何曾洁”呢？

宝、黛婚姻悲剧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性。《红楼梦》反封建主题的主要核心之一就是通过宝、黛婚姻悲剧来反映的。宝、黛建立在共同的叛逆反封建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必然要遭到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族、封建卫道者的反对。而否定了他们爱情的思想内容，否定了宝、黛婚姻悲剧及其反封建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否定了整个《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关于宝、黛婚姻悲剧的描写，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都是整个《红楼梦》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周先生说这只是“二女一男”的“一个庸俗小悲剧”。那末排除了反封建内容的“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的大悲剧，又“悲”在哪里？“大”在哪里？并因何而“悲”呢？是四大家族的“家亡人散”吗？这是悲剧吗？“四女一男”的故事就不庸俗吗？108个女子和一个男子的故事就不庸俗吗？又是什么9×12，54＋54的结构艺术！什么109个情榜！什么“情不情”、“情情”、“冷情”！贾宝玉对薛宝钗为什么不愿“情不情”？林黛玉对无情的桃花也无情吗？薛宝钗对王夫人“冷情”吗？难道对这些说法，我们也只能“高山仰止”吗？

为了否定宝、黛婚姻悲剧的反封建思想性，刘心武从“自传说”出发，认定小说中除林黛玉之外，贾母与任何人都没有血亲关系。置小说中贾母替宝钗过生日等偏爱情节于不顾；把贾母赞赏薛宝钗的话，说成是“恶毒的话中有话”；把贾母替宝钗布置房中摆设的关爱行为，曲解为是严厉指责警告；连贾母想给贾宝玉娶薛宝琴的问话，都硬要歪曲为，贾母是想给当时连姓名年龄模样都尚全然不知的甄宝玉说媒。把宝、黛婚姻悲剧根源篡改为血缘亲疏之争。周先生也说：“贾母、凤姐并非宝黛悲剧祸首，祸首应该是赵姨娘、贾环”等。而且说“内忧外患”“家亡人散”的“内忧”根源也是贾环赵姨娘等。尤氏奉贾母命给王熙凤攒金庆寿时，都不忍心拉上赵姨娘等“两个苦瓠子”。“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的赵姨娘，怎么倒成了《红楼梦》中最大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谁在歪曲篡改《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还说：《红楼梦》“有一个思想纲领，就是正邪两赋论”。这是“对宇宙群生，地灵人杰的一种哲理的总结”。“这类奇才异品（两赋之人），乃是中华文化大背景所产生的精华宝物——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雪芹著书传人的大旨本意，正在于此”。这种可分为正邪两类的“气”，这种能先天赋给人并决定人的优劣的“气”，究竟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马克思大概说过：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综合和抽象。人的思想究竟是由后天的社会存在、社会地位决定的，还是由先天所赋的“气”决定的？曹雪芹笔下贾雨村的这一通腐谈朽论，到底是刻画这类世俗酸儒的所谓学问道行，还是揭示宇宙的哲理，讲述什么“思想纲领”？

这里我们不由联想起网上“刀丛中小诗”学者的话：“我们敬仰的人，常常是不甚佩服的；我们佩服的人，有时是不需敬仰的。”而香港梅节先生所说的“龙门红学”，“龙门阵之学”，也确是形象入木之言。电视上文怀沙先生曾说：“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换来了某些人的满纸荒唐言。”也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言。

由前述有关贾宝玉形象和《红楼梦》主题的分析可见，究竟是续书篡改了曹雪芹的原意，还是探佚者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旨？

续书中还写了“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一节，这也是作者“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的严格实事求是之笔，并不是随便写出的，它反映了现实的客观必然性。今天曹雪芹的“知音”可谓多矣！但在当时，曹雪芹这样的不识时务，偏僻痴狂，反叛乖张的人，可能正是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之人，也是知音难求之人。空空道人在找人传书的时候，遇到的“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饶口谋衣之辈，那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到急流津觉迷渡口遇到沉睡的贾雨村时，其在推给曹雪芹之后就继续沉迷不醒。最后蒙唯一的清醒者和“孤独者”曹雪芹的“传述”，我们才能看到这本巨著。今天的人们如果放在曹雪芹的时代，不知更多地像谁呢？大约1980年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栏目里，著名专家张大明、林志浩在播讲《狂人日记》时（后收录在《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部分（二）》一书中），就把小说中唯一正常和清醒的“狂人”，公然说成是精神病人！而鲁迅也是“一把辛酸泪”写出的《阿Q正传》，却被拍成最佳喜剧片。更可悲或可“喜”的是：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里，大家都陈寝在陶醉得意和吹捧之中，阿Q也成了“快乐的革命者”。相对于电视剧《红楼梦》来说，60年代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其实更接近于原著精神。特别是最后贾宝玉离家出走时的唱词，“离开了苍蝇竞血肮脏地，脱却了黑蚁争穴富贵巢”等句，极为精彩和中肯。这也是周恩来总理欣赏的电影。但后来的新版改编剧又增加了一段太虚幻境群舞，则纯属画蛇添足。电视剧《红楼梦》则把小说变成贾家的不幸悲剧了。

后四十回中最值得怀疑的是“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一点。但起码贾兰中举与李纨的判词是一致的。而即使这样写了，也可以理解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仍然是“枉与他人做笑谈”。何况更多的可能是“到头谁似一盆兰”？就是将来真的“家道复初”，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又一轮梦幻悲剧吗？而且这里也可能是作者临末时掩人耳目的虚晃一枪。“桂”字不带“草”头，是否也是暗示虚晃而非实事呢？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只会是现实已有的悲剧，而不是那虚拟的可能辉煌。同时临末多此一笔，也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不会一下子就彻底完结的。

小说中宝玉成婚一段时间后曾与宝钗有过一段和谐相处经历，似乎也不合宝玉形象。这在小说中被艺术化为，发生在宝玉被断送了阴司寻找黛玉之想，且在失玉后神情昏迷其间。而实际上这样描写也是有一定客观必然性的。它反映了贾宝玉在无法抗拒的打击之下，也可能有的无可奈何、听天认命的思想反复过程。但最终仍然是走上了彻底决裂的反叛道路。即他的思想也是破浪螺旋式的发展前进的。

刘心武先生借“裕瑞”之口说：后四十回“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俱备之物”。当我们抛开先入之见，不带有色眼镜，不去在探佚中淘宝，不去在否定高鹗中成长的时候，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这句话。倒是读了刘先生的《揭秘》之后，却不由想起鲁迅的话：仰面唾天，唾沫正好落在自己脸上！

林语堂先生说：“欲瑞开谩骂之风，周汝昌继之，俞平伯攻高本故意收场应如此不应如彼，全是主观之见。”值得重视的是，曾经是攻高本最力者的俞平伯先生，在经过长期思索之后，也许是一些“惊世骇俗”说法的反作用，在临终之前，却念念在兹，并挣扎着写下了：“程伟元、高鹗保全《红楼梦》，有功；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千秋功罪，大是大非，难以词达。”这说明，老先生早期的一些看法，可能主要在于思想方法的偏颇，而从学术态度来说，先生仍不离严肃认真治学精神。特别是临终之言，正是如日月之食，过之，人皆见之；改之，人皆仰之。在我们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除了思想方法的讲求之外，是否更需要治学态度的端正呢？

再回到史实考证方面，有道是：“谁主张、谁举证，疑证不信，孤证不立，疑罪从无。”除非拿出程伟元、高鹗均说谎的铁证，否则我们是否应该还二人以清白，并立一纪念丰碑呢！

一个风烛残年的“倒计时者”及门外汉的自套绞索之作。

欢迎批评指正交流   2008.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