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无党派人士 钱  宏

日前，又与朋友聊到改革。朋友也习惯于说阶段论，讲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或者为了避免麻烦，先讲经济改革后要社会改革，自然带动政治改革的所谓“顶层设计”。好吧，姑且认为这没什么大错，且听上去很稳重，也头头是道。

可是，往者已往，来者必来，关键是活在当下。人们往往忘记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留给改革者（我指的是那些希望保住现有系统不至崩溃的积极的有理想的保守派人士，而非那些借改革之名谋取私利的消极的丧失信仰的自由派人士）的时间，永远不会太多，特别是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前夜，当资本得以凭借政府公权通吃，且又吃里扒外的闹剧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持续上演之时，社会“群体”将被激发得越来越没有耐心。我不反对一切聪明的谋略，但中国目前并不缺乏聪明人，一切故意忽视或瞒天过海的招术，都不能弥补其逻辑上的非自洽性缺陷，更改变不了价值取向上的投机特征——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已经表露无遗，这就是：方便权力放任资本垄断，资本巩固权力操纵，而一盘散沙式原子社会的承载力已近临界状态。如果说必须进行一场“党内改革”，那么，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使党的机体能够适应“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

中国的社会建设已经延宕得太久了！整个社会积聚了太多无序的原子式能量，亟需组织起来——没有社会基础，何谈顶层设计？！

中国的社会建设，已然如毛泽东1930年1月5日一封通信中所绘：“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千载难逢之机，党和政府只需顺势而为，主动积极有序地扶持一把，让社会自组织力发挥整合聚能的建设作用！正所谓“改革与革命赛跑”，不共生，就可能共死！

当代中国，需要中国当代人全力以赴，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中国与世界，亟需大慈悲、大勇气、大智慧引领向前，共生发展。

这让我想起2007年9月7日参加“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的一个发言，现再次全文发表在此（有部分订正，但基本保持原貌，一些当时使用的概念就不改了），以就教方家。

                                 2011年12月16日于广州金桥酒店504室

当下中国走出维谷的出口，在于又一次坚定、果敢、智慧地实行工作目标重心的转移，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合“以GDP增长率为纲”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参量，提高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

因此，建议党的17大明确提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业已实行了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说的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指的是：社会自组织力建设。包括学、商、工、农、兵、知、市“七民”各自成长为“仨自组织人”（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组织文化人），主动有序构成“三大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展开生产、生活、生态的可持续生息循环。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贫穷社会主义命运，是三十年前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要求。那么，我想“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也是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持续而又极不平衡发展这一实践理性的必然思路。

不错，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改革，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经济建设（包括政治建设）巨大成就与巨大成本并存，中国在整体上面临泛中等收入陷阱、泛产业化陷阱、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陷阱三大陷阱与工商文明本身遭受着世界性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而且，由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的过度，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自组织力作制度基础承载，我们正在经受着来自社会基本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精神意识的重大社会危机。

那么，“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是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然延伸和自然拓展，是“累积性的开拓”、“续短扬长补白”型的建设，是新世纪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发展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阶段性发展终归系统性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实需要

资本主义的本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本义，就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把社会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把资本放在首要位置，来吸纳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去砸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阶段与阶段、形态与形态的区别，而是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凡有生产、生活、生态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价值理性的引领之下。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突出对当代中国的针对性，我建议，或应加上一个“有社会的”定冠语。

高举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建立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当“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自主创新提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高度。

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为解放思想提供全面稳健的思想资源与政策策略、为发展改革重建核心价值基础

为重建社会基础秩序（道德信仰、意识形态）提供思想基础，为逐步解决当代中国上层建筑与基础“两张皮”（造成不按潜规则办不成实事的惯例）提供策略基础，特别是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坚定不移的战略思路，以克服一切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文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超越极端民族主义的知性思维、情绪化，走出精英主义既得利益不知进退、唯利是图的局限，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知、文明、共生。

三、“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为探索新世纪新时期“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打开新思路、拓展新空间

与“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相适应，建议党的17大明确提出探索“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的任务，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非己莫属非法许不为的层面，从而为解决中国社会三大矛盾、拓展党建新思路、新空间提供指导方针。

这三大矛盾是：“党-国”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追溯到苏联布尔会维克党，以及向其取经学习的国民党“老大哥”）、官-民矛盾（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地方（包括各部门及条块）矛盾等。

四、“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破解社会难题，为执政党获得八大新的政治资源

第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提高全体公民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自豪感。政府通过大力扶持公民社会成长，提供公共服务“产品”，逐步帮助建立一些负责任的社会组织，充当官民冲突、群体冲突、突发事件的“缓冲带”等等，形成社会自组织管理为主（和）与政府管控为铺（恊）相结合良治机制。

第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逐步提高不同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权贵强势群体、大众弱势群体）对于价值目标差异性和合法差距性的可接受度、包容度。从而确立新的全民核心价值观。

第三，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重建政府公信力。公信力是政府公权力的生命指数，在政治经济运行中公权公用或公权私用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自古以来，正常情况下，一国国民对政府的暴力垄断和税收垄断是完全认同和接受的，但如果一国政府同时还拥有资源垄断的话，就必须导致社会建设的缺失，当一国国民被逼向无自组织力的“原子”状态而又按个人与政府关系远近身份差等分配政治、经济（自然）资源时，政府公信力势必降至负数。明确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把所谓社会管制的负担落地在社会建设上，可以从取消一切非政权性组织的行政级别开始。

第四，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广泛认同和共识（如良知良能、自由平等、宪政文明、责任政府、纳税义务、公共福利、社会和解、和谐组织、恊和社会、共富共生等等），形成促进改革、健全发展、恊和稳定、内外开放，提高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和资源良性利用的动员力。

第五，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坦诚激发起对一切历史公案和现实冲突实行大和解、大恊和、大融合的智慧与勇气，促进各社会群体共栖、共济、共生。即对社会所有士、农、工、商阶层、阶级、群体、个人（官或民），在思想观念上都必须把与之共栖、共济、共生处世，作为先决条件，不分亲疏（你、我、他）无歧视地接受，不再象革命和继续革命年代那样，可以冠以“敌人”之名号的方式加以解决（包括暴力方式、兵家之权谋方式）。

第六，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整合“以GDP增长率为纲”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参量，改变政府及干部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建立稳定的不以政府首脑更换而变化的责任公务员体系。因为各级政府不再在经济建设中成为社会群体利益博弈中充当最强势的博弈方，而是服务者（公仆）和最终仲裁者，同时政治精英出入政府不再构成对其根本利益的威胁，社会本身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减少所谓政治改革的阻碍。

第七，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认识经济改革就是政治改革，形成改革的整体思路。因为社会建设是基础，是出发点和目的地，经济、政治改革和建设都是工具手段，如果经济、政治改革和建设哪一方面不到位，或者偏离了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必然会出现既得利益“不知进退”的畸形发展，乃至癌变发展，最终逼向系统格式化，重新洗牌，一切归零。明确“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可以避免和超越西方语境中生发出来的激进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系统改革或阶段改革、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繁琐说明——对于“部分先富起来”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等改革实惠既得者高度敏感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可以搁置（当然，我并不反对学者们在谋略上探讨阶段论）。

第八，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利于中国人民为之浴血奋战辛勤奋斗一百年、六十年、三十年的共和国名副其实地运行起来，并在“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制度”系统中，运行包括选举民主、议会立法、市场经济、首脑行政、国防军事、公共安全在内的各式各样的政治软件包。中国社会系统随之进入常规常态运行，中国国民（包括官员）就不再为政权更替甚至政治形态转换而惊异、惊慌。而我们在世界的标志和象征即——中国国旗，也就有了新的理解：红色，象征改革开放与全生态社会建设；五星呈黄色，有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之意。大星代表由学、商、工、农、兵、知、市“七民”构成的仨自组织人公民社会，四颗小星代表政党、政府、议会、军警司。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人们将不难发现，中国是近代工商文明普及全球以来，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自己独创的共生政体的“共生国”）。

五、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全党有了新的思想策略基础和新思路新空间这样的共生新思维与价值取向，必将获得上述新的政治资源，当代中国便可望在顺利处理好内务事务同时处理好外部事务，完成两大历史使命：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步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进行“全生态社会建设”；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不再遭歧视性防备性困扰的进入世界经济中心区域，彻底消解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

最后，期待中央号召全党在中国社会建设各领域发挥示范效应，同时，期待从17大开始，示范“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差额选举”，把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级业已开展的“普选”、“直选”，推进到经济文化已经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可以先搞类似“经济特区”的“民主实验特区”），促进城市自治、社会自治，以克服政治运行上的两大弊端：一是以丧失党和国家权威为代价的名为中央集权实为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分权驱动的所谓“中国模式”；一是以“集体分权相互掣肘”为特色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这是片面接受文革教训的产物），确保在位者政治执行力和公权力。

我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取得多项历史性成果！

[说明：以上为作者2007年9月7日下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社调中心舆情组与社会科学报联合召集的“上海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据会议主持人称，此次座谈会为中央舆情局委托召开，是为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意见，没有禁区，放心表达，决不打棍子扣帽子。作者深受感动和启发，2007年9月9日特又基于发言综合整理再提交给会议主办方。]

[又：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吉、邓伟志、陈章亮、袁恩桢、赵修义、童之伟、周智强、鲁品越、杨海鹏、许明、钱宏，共11人。以上发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后摘要刊登在2007年9月28日《社会科学报》（两整版通栏标题“坚定不移地进一步解放思想”摘登其中9人的发言）——2008年11月2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