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性晚点”:这就是献给奥运的厚礼?
再过几个小时,我又要去机场,从威海到北京。一想到这件事,我现在就开始头痛了。
说实话,我最近几个月来,患了一种急性精神性疾病,一要去机场,头就痛。此病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机场综合症”。并不是我惜命,怕坐飞机,而是两个月来,在我所坐的飞机中,正点是不正常的,不正点是正常的。既不是因为天气原因,也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飞机轰鸣着,就那么停在原地,或者停在某个非指定位置上,一停就半小时,一小时,有时甚至两个小时,问:“为什么不飞?”答:“空中管制。”这种晚点,可以叫着“管制性晚点”。
每坐一次飞机,人生中的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就这样被“管制”掉了。在我们在某个要离去的机场莫名其妙地被管制的时候,在另一座我们要到达的城市里,等你回家的亲人坐在针毡上,为你开的葡萄酒在发酸,侯你会谈的商业伙伴上了8次厕所,如果更糟,你妻子正在产房里,你会错过你一生中最痛苦也最幸福的时刻,你想找个东西踢,结果该痛的不痛,痛的还是你的脚。
我遭遇的最近的两次“管制性晚点”很有特点。一次也是从威海到北京,是晚上七点四十的班机。因为时间紧,我的朋友小谷和刘总故意找了个离机场最近的饭馆为我们饯行。我怕耽误班机,狼吞虎咽,恨不得把头割下来,把饭菜倒进去。我们正要往机场飞奔时,杨总多了一个心眼,打电话问机场,飞机是否正点,得到的回答是,飞机还没有从北京起飞。大概还在管制中。
“先回别墅,”杨总对司机老赵说。
我没有吭声,心里不赞成她这个决定,我猜想,被管制的飞机在被管制了一个多小时后,随时起飞的可能性很大,等我们回到别墅,可能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往机场赶,因为飞机只要从北京一起飞,一个小时就可到威海。我没有让车在别墅停留,立即赶往机场,知道飞机已经起飞了。虽然如此,生命中的一个多小时又被首都机场管制掉了。心中的郁闷从我的发声器官里倾斜出来,不是通过分贝,而是通过语气和偏执,在飞机上与杨总的谈话中,我忽略她的明亮,专挑她的瑕疵。我不知道这种被管制坏的不良情绪是否还会通过她传染。
上周四,我本来要坐13点10分山东航空的飞机到济南,到机场后被通知说,该航班取消,改签东航17点45分的航班。接下来,我有5个小时在机场逛荡,从3号航站楼,逛到2号航站楼,从地下,逛到网上。东航对“管制性晚点”可能比我体会还深,该航班提前半小时登机,大概是想提前被管制,也许能正点起飞。结果呢,东航算盘打错了,提前的半小时被耗掉后,又搭进去半小时。本来是要到潍坊做一次悠闲的拜访,结果,我们吃的是半夜晚餐。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首都建的机场越多(3号航站楼花了270亿元人民币),飞机排队的时间反而越长;为什么越接近奥运会开幕,我们的飞机反而越晚点?显然不是因为机场不够大,那么,是中国的飞机太多么?即便如此,也只能说明,我们的管理赶不上航班的增长。中国的飞机是增加了不少,但肯定没有美国的飞机多。我在美国访问时,有一次凌晨5点返回波士顿,飞机绕圈子在空中排队等待降落,尾灯像星星一样在空中闪烁,但并没有晚点,排队时间早已被计算在里面。
为了迎接奥运,有关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考虑另备一份礼物,什么都行,只要不是“管制性晚点”。各国体育代表团还没有到,就这样晚点,如果到了,是不是要取消来往北京的国内航班?
我的头又痛了。
200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