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性晚点”：这就是献给奥运的厚礼？

再过几个小时，我又要去机场，从威海到北京。一想到这件事，我现在就开始头痛了。

说实话，我最近几个月来，患了一种急性精神性疾病，一要去机场，头就痛。此病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机场综合症”。并不是我惜命，怕坐飞机，而是两个月来，在我所坐的飞机中，正点是不正常的，不正点是正常的。既不是因为天气原因，也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飞机轰鸣着，就那么停在原地，或者停在某个非指定位置上，一停就半小时，一小时，有时甚至两个小时，问：“为什么不飞？”答：“空中管制。”这种晚点，可以叫着“管制性晚点”。

每坐一次飞机，人生中的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就这样被“管制”掉了。在我们在某个要离去的机场莫名其妙地被管制的时候，在另一座我们要到达的城市里，等你回家的亲人坐在针毡上，为你开的葡萄酒在发酸，侯你会谈的商业伙伴上了8次厕所，如果更糟，你妻子正在产房里，你会错过你一生中最痛苦也最幸福的时刻，你想找个东西踢，结果该痛的不痛，痛的还是你的脚。

我遭遇的最近的两次“管制性晚点”很有特点。一次也是从威海到北京，是晚上七点四十的班机。因为时间紧，我的朋友小谷和刘总故意找了个离机场最近的饭馆为我们饯行。我怕耽误班机，狼吞虎咽，恨不得把头割下来，把饭菜倒进去。我们正要往机场飞奔时，杨总多了一个心眼，打电话问机场，飞机是否正点，得到的回答是，飞机还没有从北京起飞。大概还在管制中。

“先回别墅，”杨总对司机老赵说。

我没有吭声，心里不赞成她这个决定，我猜想，被管制的飞机在被管制了一个多小时后，随时起飞的可能性很大，等我们回到别墅，可能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往机场赶，因为飞机只要从北京一起飞，一个小时就可到威海。我没有让车在别墅停留，立即赶往机场，知道飞机已经起飞了。虽然如此，生命中的一个多小时又被首都机场管制掉了。心中的郁闷从我的发声器官里倾斜出来，不是通过分贝，而是通过语气和偏执，在飞机上与杨总的谈话中，我忽略她的明亮，专挑她的瑕疵。我不知道这种被管制坏的不良情绪是否还会通过她传染。

上周四，我本来要坐13点10分山东航空的飞机到济南，到机场后被通知说，该航班取消，改签东航17点45分的航班。接下来，我有5个小时在机场逛荡，从3号航站楼，逛到2号航站楼，从地下，逛到网上。东航对“管制性晚点”可能比我体会还深，该航班提前半小时登机，大概是想提前被管制，也许能正点起飞。结果呢，东航算盘打错了，提前的半小时被耗掉后，又搭进去半小时。本来是要到潍坊做一次悠闲的拜访，结果，我们吃的是半夜晚餐。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首都建的机场越多（3号航站楼花了270亿元人民币），飞机排队的时间反而越长；为什么越接近奥运会开幕，我们的飞机反而越晚点？显然不是因为机场不够大，那么，是中国的飞机太多么？即便如此，也只能说明，我们的管理赶不上航班的增长。中国的飞机是增加了不少，但肯定没有美国的飞机多。我在美国访问时，有一次凌晨5点返回波士顿，飞机绕圈子在空中排队等待降落，尾灯像星星一样在空中闪烁，但并没有晚点，排队时间早已被计算在里面。

为了迎接奥运，有关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考虑另备一份礼物，什么都行，只要不是“管制性晚点”。各国体育代表团还没有到，就这样晚点，如果到了，是不是要取消来往北京的国内航班？

我的头又痛了。

                 200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