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下午14点28分，距离汶川地震发生整整45天的时候，《震动中国-百名摄影记者灾区全记录》图书首发式暨图片巡展在北京竞园艺术中心举行。

     来自全国影像界的二十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了图书首发式后的研讨会。“新闻摄影如何面对重大事件性报道”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影像界已经开始了对灾难的集体反思。

我的致辞:

   这本书，这些照片,铭记殇恸，传递感动，唤醒行动。

   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100多位摄影记者通过这些照片，履行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本分，抒发作为中国人的本色情怀。时隔45天，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重温那些瞬间，那些情怀，并没有消褪。

海明威在报道一场灾难时，写了两本书，一本<<丧钟为谁而鸣,>>,为每个人。另一本，<<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里,现在我们包着同样的情怀。

谨以此为幸存者祈福，为遇难者默哀。照片寄托了我们如下期望:

为了过去，怀念。

为了现在，想念。

为了希望，纪念。

    我的发言: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说一些个人的感受与思考。蜻蜓点水地说，关于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价值，报道观念，与行为准则。

一：先说价值，在这一次地震中，在媒体里面看到了一些很大的题目，比如《震痛，震出一个新中国》，比如《地震影响中国》等等这样一些宏大的主题，基本上我都有所认同有所保留，首先是认同。为什么说我是有所保留的认同呢？当我们谈到改变，谈到一个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措词谨慎一点，不妨以更长的时间去察其言观其行，X出一个新中国这样的说法，我们以前没少用过。

不过我确实觉得这样的一次地震报道，媒体有很大的进化，这一次整个报道里面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信息公开。这是空前的，非常巧合，前几天胡锦涛总书记去视察人民日报，在人民网上的网友做交流，他跟网友们交流知情权，上一次我们听到知情权这个词是03年的SARS时期。大家刚才也谈到了，这次地震的头几天是有禁令的，不允许自派记者，当然后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就是说当事实证明了信息公开比舆论管制更好，更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的获得主动，唤起全民参与。全民参与应该也是这次整个地震当中的一个奇观，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哪个重大事件信息如此公开，也没有见过这个国家有过如此的团结，人民有过如此的凝聚与可爱，也许我们媒体已经习惯了不是那么自信，但是在这一次，媒体没有理由再妄自菲薄，我个人所在的媒体，以及我们视觉联盟以及我看到的很多的媒体，在这次灾难当中都挺起了胸膛。

我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好像有个记者去了灾区以后，非常的自责，他说我发现我来到这里是一个错误，我看到整个灾难的现场，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们，但是我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只是徒然在浪费救灾的资源，我可能给灾区带来了负担，这让他非常的自责，最后他放弃了报道选择了回去。他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发表在网上以后，获得了很多人认同，认为这真是个非常善良的记者，我也觉得这个记者做出了很正确的选择——如果他在那种地方还觉得非常的茫然，非常了困惑，觉得给那边带来的只是一个负担，我觉得他是应该回去。然而，其实当更多的记者到那边去以后，他们的信息发布，其实也是在抗震救灾，甚至在地震初期的时候，一张照片，一个新闻，所能给当地带来的帮助都是巨大的。

    二：刚才孙京涛谈到摄影报道的观念标准，我是有强烈的共鸣，可能在这一方面贺延光老师有更多的感受，因为他经历了几个时代与那时的摄影观念。我们的报道摄影发展到今天真的非常不容易，从宣传摄影、到报道摄影到现在所谓的视觉传播，技术上的细节我们不去讨论，只关注这个摄影传播它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怎么？孙京涛用了普世价值这个词，最近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是非常的热烈，但是我发现有些人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价值，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当讨论纠缠普世价值这个词的词义时，再长的文章也很无厘头。所谓普世价值，换成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我想不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就是``四海一家，九九归一``的那一些嘛，你我共通的，最基本的东西嘛！我很自豪的一点就是说，这本书里的照片，联盟的记者们在这个展览应该说是大家不谋而合，都是按照这种基本去面对，去选择决定性的瞬间，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也许难有定论，但是我宁愿以最简单的眼光去理解照片，我认为普世价值一定就是大于新闻价值，更加确定的大于宣传价值的那些东西。

三：刚才柴继军谈到的，联盟应该给记者具体的建议，职业行为规范，伦理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我自己在整个前方拍摄，我采访了十三天，没有救过一个人，我去得比较晚，并没有这个机会，我只是一直在拍照，当然我也思考在拍照本身，你一个摄影记者的职业行为跟你作为普通的人道行为之间，是不是会有矛盾，会有冲突？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有很多骂记者的声音，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在这次报道里面，我做了十几年记者，这是我见到中国记者最敬业的一次，但是依然被骂得很厉害，而且公平的说，骂得还很有道理，刚才贺延光已经说得非常多了，我也想举一个案例，整个这次四川地震中有很多故事，很多非常感人的，但最触动我的故事是陈坚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百分之百在媒体的镜头下面，在现场直播中进行的，这个人的命运，这个人的故事本身极具象征性和代表性，跟每个人都离得非常非常近，报道陈坚的电视台的那个记者在网络上被骂得非常非常狠，我在这里也不是替那个记者鸣不平，我只是觉得我不相信这个记者是带着恶意来做这样的报道。很多人指责这个记者，指责这个记者在整个报道过程当中功利心太重，把灾难当成自己的一个功利的舞台，把整个受灾的人物当成自己猎取影像的猎物，归根到底，认为记者在这个里面功利心太强，但是那个女记者其实不是，你看她在报道这一切的时候一直在哭，我相信她是带着同情心来做这样一个报道。

我真的很难说，我们可以列出一张什么样的1234的行为规范来，这超出了我们媒体目前的经验和智慧，但是这个里面确实应该有一些分寸的东西，比如说同情心，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带着同情心去前线，对所有的记者来说是起码的，但是可能光光有同情心是不够的，那个女记者在做报道的时候一直在哭，但是她还是被骂了，并且骂得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她当时可能缺乏一样东西，同理心。她仅仅把自己当成一个记者了，完全按照记者的逻辑和使命去思考，如果在那个时候能有一个换位思考，可能就会冷静很多，我相信她一定非常后悔，我也相信她为此所承受的指责远远超过了她的的职责，没有恶意就不见得不会犯错误，唯有同时带着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们在面对灾难报道时，相信才能少一些教训。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的发言：

    这一次灾难前所未有，媒体的记者，不光我们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网络再加上平面媒体的记者动作非常快，我们在座的大家主要是搞摄影的，我原来讲过一句话，不到现场一事无成，这个可能和文字记者还有一些区别。文字记者也是要求到现场的，但是有时候第一时间不在现场，第二时间不在现场，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把现场写得活灵活现，摄影记者是完全不行，必须到现场。

    前所未有的灾难也引起了媒体前所未有的行动，我是13号去的，但是不是去得最早，我知道当地有一些记者几乎是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甚至珠峰下来的记者正好在成都，也是连夜赶往映秀镇，徒步进去的，我碰见了北青报的，北京晚报的，他们都比我早去了一天，而且这次的新闻报道，我觉得也是一个前所未有，面对重大灾难，禁忌很少，不能说禁忌没有，我在走之前已经接到通知，不准去，不许报死亡名单，记者不许到灾区去，是正式下了文的，但是好在法不责众，大家都去了。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比我们的动作还快，那么事实证明，前所未有的这种及时、透明报道，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的舆论对中国这次抗震救灾还是给予了很积极的正面报道。在此之前，火炬事件、拉萨事件我们处处被动，原因之一是不许报道，只许你报道某一方面，不许你报道某一方面。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人心里面更有数，当你的镜头、你的笔触、你的电视非常透明的时候，你不要怕你的读者，怕你的观众，说要引起什么混乱、恐慌，实际上全中国的人能这么的迅速起来，动员起来支援灾区，大家万众一心，媒体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没有媒体的报道，这种动员这种支援，我们还是难以想像。但是在这个报道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能看到的我们的记者，除了这个展览之外，还看到很多照片，真是表现很不错的。在这场灾难面前体现出的职业精神不是说一两个记者，应该是一个群体，而且在救援的过程中，我所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们那天往映秀镇进发，我们还坐了一段水路，下面又走，国道面目全非，我这一路同时碰到了广州志愿者医疗队，他们每个人背的药品不会低于30斤，在那样的路上，有时候是爬行，但是我身边的记者，我报的文字记者林天红和我是搭档，还有武警总部的摄影干事刘海山，央视新闻调查的摄像师席林，这些都是在我身边的，他们一路是帮着人家扛东西，扛药品，而且是扛了一路，没有人要求，大家走到一起了，这个时候要互相帮助了，我是没有扛，我走那个路之前我是事先已经把负重减到最低，就是带了两台摄影机，充电器都没有带，充好了，也没有摄影包，就这样我走到映秀镇的时候，我在地下足足躺了40分钟，但是我这三个同伴他们一路帮着医疗队的志愿者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了一路，这是我亲眼看到。研讨我觉得我们还是多谈一点问题，成绩大家都在那儿摆着，这么多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如何做，迅速到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位了之后怎么办？这毕竟是一场灾难，几万人瞬间死亡，失去生命，而且我们所有的记者在现场，我的感觉可能最脆弱的是我们记者自己，不光是我，我同行的这几个同伴，大家都一样，甚至有时候我看到灾民孩子死了，没有表情，没有眼泪，也许人家的早就哭干了，但是我们记者受不了，如果在现场在这个灾难面前简单的拍摄，谁照都可以，所以这两天我看我们的一些摄影报有的朋友，有的同行就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看一些照片的时候是不错，看多了都这样，怎么才能给读者，让记忆力永远铭刻，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这是对到现场的摄影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若干年前曾经抱怨我自己，说我们和外国摄影师比起来，我们不行，我们距离差得太远，为什么呢？看着人家很多战争灾难的照片，很触目惊心，冲击力非常强，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到不了现场，我们这儿也没有战争，我们有了灾难也不能报道，但是后来实际上差距不是在那儿，这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在88年的时候，我们在国际摄影周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著名的外国摄影师，他们在荷赛上都拿了大奖的摄影师，给我们讲课，放映的多数是我们没有见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照片，即便他们行动那么自由，也未必天天都是灾难，伴随自己最多的还是日常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像我，我这样的人就有错觉，觉得你要有成绩，你要有影响就要靠那样的题材，这是不对的，如果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新闻题材你拍得不到位，功力不到，你到了灾难面前，你一样，不要靠那个运气，偶然性是有的，但是未必就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到现场，我们的思考应该，我反正是，我在现场我的镜头没有一次去对准死者的面目表情。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对死者的一个尊严问题。家属能不能接受？我们的读者能不能接受？这实际上在现场来讲，对摄影师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第一它是重大灾难，你的镜头是不能回避的，你不能把它拍成一个和平景象，它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第二在现场，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媒体，要进行公布传播，你不能不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东西，如果说仅仅光惨烈这个方面来拍的话，怎么惨烈怎么拍？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到处都是尸体，但是你是媒体的记者，你不是刑事警察，准备拍刀子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的，你不是做这个的，你是要在公众的媒体上传播的，又要表现灾难的惨烈，又要做到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是对摄影师在现场的一个考验。

    另外，我们在现场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在现场记者和灾民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在电视里边就看到这样的镜头，当一个被埋了100多个小时的灾民被救援人员抢救出来的时候，现场比较混乱，都是直播，你就可以明显的听到画外音，有人在喊，招招手，招招手，让受伤的人向镜头招招手，我当时看到这个镜头，我判断只是画外音当时录了下来，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师，不会是文字记者，文字记者没必要，只有我们摄影师、摄像师才需要这种让人向镜头招手，我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是非常愤怒，我们想俄罗斯救援队的时候，曾经斥责记者，只为你自己，根本不顾人家的死活，强光打在人家脸上，这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我们一场灾难过去，展览出来了，书出来了，当然不光我们一家有展览，我们可能最后要进入一个什么系统呢？表扬和互相表扬的系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的职责没有超出，我们的作为根本就没有超出我们的职责范围，那种表扬、鼓励如果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如果说大家能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讨论讨论，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受益匪浅。

    我还看到有的博客披露，有的摄影师在现场支着三脚架，打着光，找了两个灾民的夫妇，要求他们不断的为他摆出这样或那样的动作，这是博客里边旁人把这个照片拍了下来。我看到《中国摄影报》有一个小文章披露，有一间教室是没有完全跨塌，摄影师为了拍一张照片，把一个小学生领进了现场，让小学生收拾书包，当时被另外一个摄影师痛骂一顿，这是一个危房，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把孩子领进去，为你这张照片服务。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有的原因是我们有些记者缺乏经验，这种规矩，这种意识并不强烈，就是自我约束的意识不强烈。我刚才讲我说这次客观上来看是我们报道最透明的一次，但是报道越透明的时候越要求记者对自己的自律应该更强，不能超圈，一步都不能跃过去。所以我说这些事我希望，刚才在下面有的朋友跟我讨论，当然是搞摄影创作的，摄影创作能不能搞呢？它没有说什么事不能搞，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搞艺术创作的时候，媒体的记者就是报道真相，赶紧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新闻本身产生力量，得到四面八方的支援，我们是起这个作用的，但是你把灾民摆弄来摆弄去。

    我在医院里采访的时候，有些孩子，那些伤员截肢的什么的，一般的他们，我觉得这些灾民还是比较，和记者的关系，总的来讲都不错，没有人拒绝你拍照，但是我只在医院里碰到过一次，一个小女孩，12、13岁，当我镜头对准她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非常烦燥，后来她父亲在旁边跟我说，很客气地跟我说，你先不要拍了，我马上就把镜头收起来，因为你还可以采访别人嘛，不是非得，我是记者，我就要拍，我就要报道，你没有必要到这种程度。绵阳，我们一个资深的女记者，是搞心理辅导这方面的专家，后来我听她说，她在绵阳辅导一批心理辅导员，我一听不错，我马上给她打电话，我问她是搞这个活动的吗？她说是，我说怎么样？我过去一趟，这个题材也不错，心理辅导题材，她说你来可以不能采访，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辅导的这些心理辅导员本身都是灾民，受灾的大学生，要训练他们去辅导更多的人，他们本身是灾民，一谈起这些，自己的情绪还是控制不住的，我们不希望镜头在这个时候干扰我的辅导对象，我和她平常是很不错的同事，多少年了，我一听电话，我马上说好，但是我明天还到你那个方向去，我去采访别的，你那儿我就不去了，我们都会碰到类似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原来讲一个观点，我们的新闻镜头前面要有所忌讳，不应该是所向皆靡的，什么不管不顾，那不行。有时候甚至在现场拍照片都不是特别重要，我就遇到一次，在映秀镇，16号早晨，我听说很多遗体要埋在山坡上，我爬上去了，我看了看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鱼子溪村，老百姓的一些窝棚挂在那儿，我一过去几个灾民就围上来了，火非常大，牢骚非常大，说这都16号了，我们到今天没有看到一个救援人员，这个小男孩牢骚非常大，你说你拍照片，当时人三天也没有去救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拍照片还不是特别急的，我先跟我这些采访对象要沟通一下，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很吃惊，他说不仅没有见到一个救援人员，就当地的干部也没见到一个，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我们走进来的，我说大批的救援物资，救援人员都在向这儿进发，所有的路都断了，能不能再坚持一下。你不能怨灾民，温家宝都到过映秀镇，但是鱼子村的人不知道，胡锦涛也去，很多灾民不知道，全国全世界都支持灾区，灾区的老百姓不知道，他没有通讯，没有手机，没有电，他知道什么？这个时候你还不如聊聊情况，把外边的情况讲一下，他们也舒缓情绪，如果这些东西所有的他都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他当然有牢骚，死了那么多人，我没见到一个救援人员，他当然有牢骚，但是你要把这些情况再讲，给他们介绍一下，老百姓的情绪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马上老太太就给我盛粥，温家宝去的那个地方距那里两里地，上面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灾区的情况，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想像不到的，这个时候你说你拍照片重要还是和他沟通重要，我相信很多同行，各个单位的，在现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没有人会埋没我们的努力，尤其咱们这本书，我们视觉联盟搞的这些活动，但是我就想，一个是过去了，这个灾难不会结束，我们现在最集中的救灾这一段过去了，但是下一步，真的还希望咱们还得关注，要关注到底，同时也不断的检讨我们自己，使我们更成熟，更真诚。谢谢大家！

<<大众日报>>图片总监孙京涛的发言：

   各位好！实际上我对于此次汶川大地震，关于采访我很矛盾，一方面我因为生病的原因没有到现场，对于一个摄影记者而言，不到现场，那肯定是一个终生的遗憾，同时我又感觉到比较欣慰，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我的同行在一线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实际上在12号、13号开始，我就不断的在网上去看，他们拍的一些照片，不同的渠道，还有路透社、美联社等等。想了很多，一言难尽。

    今天在这里我们只说视觉联盟的这件事情，我记得视觉联盟刚刚创立的时候，很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大家年度的评选，事后大家请我来写一篇感想，在这个感想当中，我记得我当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新时代的新闻摄影的标准是由谁来建立的？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几位骆永红、何龙盛、崔波他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行为摄影过去一系列的价值标准是基于一种宣传的架构基础之上。宣传的东西和我们真正追求的新闻摄影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呢？我相信这里边有不同，过去我们新闻摄影是这样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极左政治的影响，1988年11月份世界新闻摄影周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他给我们新闻摄影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给我们摄影人带来的冲击，你体会到那种冲击，你到了今天，实际上我们面临着同样的课题，就是怎样突破过去那种僵化的固步自封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标准的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从这个层次来看，我们这本书和此次展览的状态，我相信这些状态不仅仅是起到了一个信息传播的作用，起到了一个鼓舞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的作用，在他的背后我们是否还可以，形而上一点，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中国媒体的发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不凡稍微梳理一下政治挂帅或者以宣传作为目的的摄影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大突破的真正的新闻摄影的价值之间的一些区别。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到之间的区别，比方说以宣传作为目的的摄影讲究的是什么价值呢？是一种团体的、团队的或者说党派的价值，或者说体现的是他们这样的意志，那么它反映出来的，以什么样的东西为目的呢？就是以它的利益作为目的，甚至为了实现这个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它在信息传递上是单向的和无意义的，就是宣传，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对的，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允许你有反馈，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建立的这新闻摄影的标准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遵从的是一种所谓的朴实价值、个人价值，是我们人类最基础的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党派的利益，由此他的表现是以什么作为追求目标呢？不是以个人或者团队作为目标，是以追求真相作为目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摄影它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有细节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农民抱着他的锅，那是吃饭的家伙，怀里拿着一只小白兔，就这样的细节非常非常牵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世界，呈现出来的信息传播的路径是多元的，多指向性的，允许回馈。我们可以有今天的这本书，从都市类的媒体产生到今天，大概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我们非常欣慰的可以看得到，这样一个新的价值体现正在被都市类媒体，我们的同行们经过一步一步这样的努力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抛开地震这场大灾难不说，就学术的角度来说，对整个新闻摄影的发展，媒体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在前方我们的记者们包括我们已经到了前方的图片编辑们，包括后方的媒体的编辑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转换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就是价值视角，一开始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允许我们的照片出现颂歌式的那样的镜头和语言，因为我去不了，我也很着急，我们的记者走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抛开大众日报日常的宣传角度，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去拍摄灾区的人民，去拍摄小战士们，去拍摄那些个同样恐慌的医务人员，用最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他们，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后来慢慢的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我们的方法和方式，我们的摄影记者在前方有个别的人在一些时候会表现得不尽人意，比如导演摆酷，甚至让人挥挥手之类的，这是很拙劣的东西，我是非常赞同延光老师他们的立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在前方，你必须要有一种道德姿态，这个很重要，但是实际上跟过去相比较，我们可以跟原来比如说唐山大地震相比较，我们的姿态比过去要人性得多。第三个道德水准。整个抗震救灾过程当中，我们的国人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倾向，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伟大，但是同时反过来有个别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不得不想起一句话来，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包括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处处充满着虚伪。所以讲这个话的人，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一个不理智者，是一个反对分子，实际上到今天，虽然他是一个小人讲了这句话，我们恨不得把他打死，但是普通的公民可以这样去做，作为公众媒体的一个工作者和传播者，我们这种道德姿态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事情一直也是我脑子里面特别矛盾的，我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我在都江堰看到那么多孩子死去，遗体摆在那边，我应不应该拍这个照片，作为历史照片不见报，问不应不应该拍，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8天睡了不到20个小时，我说你闭着眼按一下，因为我也没有答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最普通的记者都在考虑自己的道德水准的问题。二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摄影记者讲过一句话，你要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又要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同志们，这不容易，双重身份，你要有非常非常高的道德标准，目前也一些东西我们还没必要这么苛求，我们要一步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最后讲了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视觉禁忌也好，或者叫视觉道德也好，如果不能贯彻到我们的传播禁忌和传播道德上去，也是不行的。我很想加入视觉联盟（笑）。他们不要我，因为我是党报的摄影工作者（笑），但是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充满真情的关注着视觉联盟，关注着我这些兄弟们，我为你们骄傲！非常骄傲！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国家骄傲，在其后的灾区的重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1995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日本那么一个发达的国家，他们依然用第一个十年赶上了，第二个十年赶上了，第三个十年赶上了，在这样一个缓慢，不是在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摄影记者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关注震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由这个话题我再来说，实际上我们道德的价值也好，视觉道德的价值建设也好，我相信不是一个突发事件里面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的新闻报道当中建立起来的。谢谢大家。   

还有更多的发言,见http://news.sina.com.cn/photo/zdzg/index.shtml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委会主任王悦

《中国摄影报》总编辑曾星明

竞园影像文化发展基金秘书长、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创始人之一崔波

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群CEO王研峰

《人民摄影报》副总编辑尹玉平

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秘书长张莉华

新华社《摄影世界》杂志主编李根兴

《京华时报》图片总监、中国新锐媒体视觉联盟创始人之一骆永红

CFP视觉中国总裁柴继军

《中国摄影报》主任柴选

《民族画报社》采编部主任袁东平                           

《体育画报》图片总监郑福利

《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徐京星

《法制日报》图片总监杨晋锋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朱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