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林林总总的文物品类中，匾额、石刻、石雕等文物与深埋地下的文物、不可移动的古代建筑有所不同，它们最容易湮没在历史沧桑中。匾额、石刻文物被誉为“镌刻在木石上的史书”，蕴含着历史文献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使后人对历史能有直观的认知。它们往往与史料相映印证，有的更为史料所不见记载，而补史料之缺。在以往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近些年的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中，大量不可多得且不可再生的匾额、石刻文物，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20多年来，作为溪口奉化市溪口博物馆一直重视匾额、石刻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多达100件频临消失的文物“弃儿”，先后得到妥然的保护、收藏、陈列和研究，既丰富了国有博物馆的馆藏，又传承了地方文化遗产。这里列举的8件匾额、石刻文物，充满了岁月洗礼后的沧桑况味，涉及政治、文化、宗教、民俗、人物等诸多方面。我们从中述说它们的不凡身世和人文价值，还有获得重生过程中的幕后故事，以期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更大的热忱和更多的关注。

最具历史价值的民国四大匾额——孙中山、蒋介石、于右任、何应钦匾额

孙中山“广慈博爱”木质匾

1914年至1917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奔波各地，多次参加讨袁军事行动。1917年11月1日，蒋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成为孙中山的军事助手。1918年9月，蒋被委任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转战福建。这一年的冬天，蒋介石主持纂修宗谱，重修报本堂。曾任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为报本堂题写了堂额，孙中山则为蒋母王采玉手书“广慈博爱”匾额。

孙中山“广慈博爱”木质匾，以后流落到溪口镇一处生产队做年糕的祠堂里，不是悬挂而充作了门板。溪口博物馆发现此匾后，用一扇新门换回了这块匾额。据博物馆周馆长回忆，不久，这座做年糕的祠堂便失火被焚，庆幸的是孙匾逃过劫难。现展示于溪口博物馆新馆“烟云武岭”展区。

蒋介石“乡国望隆”木质匾

    1947年至1948年间，蒋介石请沙孟海等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当时的溪口镇长叫蒋立祥。沙孟海他们在修谱活动中，遇上派车、派饭、寻资料、找知情人什么的，都得到当地政府的人力、物力襄助。大功告成之时的1948年10月，蒋介石特为镇长蒋立祥手题“乡国望隆”四字。

蒋介石送给故乡父母官的这块木质匾，后来流落到溪口镇上一户人家，当做柴间的门板，匾额就显得太长了，因此被锯去一截。“蒋立祥先生修谱纪念”这行小字，姓名三字看似已被涂划，但细辨痕迹尚在。这块匾也是溪口博物馆得到主人支持后，“以新换旧”交换得来，一直珍藏于溪口博物馆。

于右任“耐寒庐”石质门额

    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为现代书法大家，他尤擅草书，享有“一代草圣”之赞誉。蒋氏故里溪口镇的头块招牌——武岭门正面门额“武岭”两字，即为于右任所题。这里的“耐寒庐”亦是他的手迹。“耐寒庐”的主人叫朱孔阳（1885-1941），奉化城里东门人。他曾任黄埔军校军需处副处长、处长。1930年前后，先后任军政部军需署副署长、署长，是统管物资的大官。朱孔阳，字守梅，生性喜梅，他在家乡建造的花园洋房便称“梅园”。1930年他请于右任题门额，于便以梅为主旨，曰“耐寒庐”。

于右任“耐寒庐”石质门额的手迹，虽为“石之上书”，但由于镌工精良，尽显于书特有神采，宛如“跃然纸上”。它差一点成为奉化旧城改造的“弃儿”，经奉化市文博部门及时抢救终让它“延年益寿”，现陈列于溪口博物馆新馆”烟云武岭“展区。

何应钦“孝友光明”木质匾

“孝友光明”乃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溪口籍少将侍卫长蒋孝先所题。黄埔时期，何应钦任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蒋孝先黄埔一期毕业后则在一团当排长。蒋孝先发迹后，欲向故乡蒋家祠堂敬献匾额，于是请已成为军政部长的老领导何应钦题书。何是1930年期起任军政部长，蒋是1936年12月死于“西安事变”，可以断定此匾为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之物。

当年蒋孝先挂“孝友光明”匾的祠堂，后来被溪口粮管所占用。在一次文物调查中，此匾被发现，溪口博物馆依然用“以新门换旧门”手法，把这个本该悬挂而今“直立”的“弃儿”解救出来。这块木质匾，现陈列于溪口博物馆新馆“烟云武岭”展区，与近处的于右任“耐寒庐”石质门额相伴，木石相对，无声胜有声。

最玄妙的两通石刻——太虚大师墓碑和右军石砚

太虚大师墓碑

太虚大师，近现代佛学泰斗、民国时期佛教界领袖。1932年重阳节，太虚大师应蒋介石之邀主持雪窦寺，直至1946年5月25日卸任。1947年3月17日太虚在上海玉佛寺圆寂。同年4月15日舍利灵骨抵雪窦山。1949年1月6日，雪窦山太虚舍利塔落成，灵骨奉安入塔。文化大革命时期，太虚舍利塔和雪窦寺同毁。

2003年至2004年间，溪口旅游集团对三隐潭景点进行全面改造，在整修水库大坝时施工人员发现一块刻有文字的碑石，工程负责人即告溪口博物馆。周馆长火速赶往三隐潭工地现场，经考证，此碑石为流失三十多年的太虚大师墓碑！当时雪窦寺正准备复建太虚舍利塔，于是周馆长“物归原主”把太虚大师墓碑移交给了雪窦寺。对于这块重见天日的墓碑，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雪窦寺方丈怡藏在2005年写的《重印太虚大师年谱序》中有生动记述：“在纪念堂落成舍利塔将建时，旅游集团维修隐潭水库发现大师之墓碑，更让人匪夷所思此中因缘。深埋水中之物，历经数十年之久，恰此时又见天日，使我泪流满面，悲喜交加。“2005年9月，雪窦山太虚塔院告竣开放，失而复得的墓碑被重新砌于太虚舍利塔中。

右军石砚

书圣王羲之在绍兴仅呆了六年，从公元355年后就辞官隐居剡县一带，一度隐居于今溪口镇西部剡源一曲六诏。晋穆帝司马聃先后六下诏书，召王右军赴京城建康（今南京）为官，皆为右军所拒。故地称“六诏”，至今未变。到唐朝时，时有景仰王羲之的诗人来此凭吊，企盼跨越时空，与之精神上聚会，终成“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起始地（直至明州）。清嘉庆、道光年间，六诏附近岩头村出了个叫毛玉佩的书法家，其擘窠大字被时人誉为“两浙之冠”。毛玉佩曾在世代相传的那块右军石砚上，欣然题刻“右军遗迹”四字，并置于六诏村附近的晚香岭右军祠（后称庙）。1964年右军庙毁，这块神圣的“右军石砚”下落不明。

1988年8月一场特大山洪过后，右军石砚竟重现于剡源一曲溪滩。溪口博物馆闻讯后，及时赶赴现场，在村民们热情帮助下运回馆内，被视作珍宝，公开展览。这件被人为放逐，终借大自然之手“回春”的珍贵石刻，现陈列于溪口博物馆新馆“仙灵雪窦”展区。它逸散着无限的文化韵味，佐证了两位书法家与溪口剡源地区结下的不解墨缘。

宁波体量最大的碑石——南宋丞相魏杞神道碑

南宋丞相魏杞，曾不辱使命出使金国，在宋弱金强之弱国无外交背景下，据理力争，取得了南宋外交难能可贵的小小胜利。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魏杞去世后，朝廷和家人遵其遗嘱将他葬于今溪口镇西郊。当年魏杞墓园的那通巨大的神道碑，有丞相郑清之撰文，详述他的生平事迹。它自古置于墓冢附近的崇福祠内（崇福祠俗称“魏家庄”）。此碑高2.95米，宽1.62米，厚0.25米，是公认的宁波现存体量最大的古代碑石。

宋亡后的元初直至清初，崇福祠香火旺盛，游历浙东的诸多文人学士常到此吟诗作赋，陈诉亡国之痛。自晚清起，魏杞墓冢和纪念他的崇福祠渐现荒芜，以至破败不堪。以后，这块阔大的神道碑，被一家单位的职工宿舍，充作洗衣石。1996年，在溪口旅游、林业和文博部门的重视下，借魏杞墓园修葺之春风，“丞相写丞相”的这块巨碑，告别棒槌和肥皂水，再度雄起，重新“登堂入室”树于整修后的崇福祠内。

中国最小的古代石拱桥——溪口江郎桥

溪口镇新建村乌石弄的江郎桥，建于明代成化八年（1472年）。江郎桥并非你想象中的桥梁，它委实太“袖珍”，桥长仅仅1.75米，宽也只有1.50米，与其说是一座石拱桥，倒不如称其为一件石雕艺术品。关于中国最小石拱桥一说，普遍公认为苏州网师园的引静桥。它长2.4米，宽1米，因为可以三步而逾，所以俗称“三步桥”。而溪口乡野中的江郎桥，民间素有“一步跨过江郎桥”之说。如此看来，谁是中国最小的古代石拱桥就不言而喻了。问题只是引静桥在一座中国名园中，闻者众，名声广。

溪口博物馆看重江郎桥有三点：一是年代远，二是袖珍式，而更重要的是造桥工艺。江郎桥建筑工艺独特，采用榫卯结构，全桥由十六块石材“组装“，形成耐看的拱形，在拼接联结方面，具有很高的力学技术水平。走过600个春秋，到上世纪90年代初，江郎桥难以适应当代人逾越这条山沟之需，被冷落一旁，护石等构件已经落入沟底。于是与村里领导联系，最终把这座看似寿终正寝的古董小桥，请进了博物馆武山庙旧馆。为了让这座小桥“延年益寿”，武山庙花园改造时，江郎桥便被重置于花园水池之上，延续着桥梁的原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