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还是“不宽容”

文/魏英杰

最近写了几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时评，感觉老调重弹、殊无新意。这种常识性写作，既对个人进步无所助益，恐怕读者看来也是味同嚼蜡。思想和言论自由早被看作是一种天赋权利，自然无需吾辈饶舌了。

事实却证明，这种想法不免过于一厢情愿。前两天，有一位心理学家张结海先生，针对范美忠等热点事件撰文称，原因在于“我们对不当言论太宽容了”。他认为，“整个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说话之没有‘顾忌’的程度，不敢说是世界之最，也大概是‘之最’之一”，所以“就范美忠这个广受争议的个案而言，如果我们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不治他的‘罪’，这就客观上等同于鼓励全体老师向他学习”。

按张文的说法，范美忠等人竟是言论“太宽容”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以言获罪”的牺牲品。而且持类似观点的并非张先生一人。就在6月25日张文见报那天，同样就“范美忠事件”，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答记者称：“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他是在和央视主持白岩松做节目时说的这番话。据王旭明说，白岩松当时就此补充一句话：“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

既然“太宽容”，对“不当言论”进行批判，或者不给“无耻”提供舞台，也便在于“情理之中”。二者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互相呼应的。

但这些言论，让我不得不再“饶舌”一次。因为同样从常识出发，无论张、白之说如何冠冕堂皇，都指向了历史上无数次重演的“不宽容”的悲剧。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恐怕终究绕不过钳制思想、以言论治罪的老路。很简单，掌握判定何为“不当言论”权力的规则制定者，很可能利用这一工具钳制异己、打压“敌人”。而允许这样的做法，实乃鼓励威权统治的先声。

就事论事地说，不当言论或无耻言论并非法律用语，事实上是一种道德词语。由此来看，张、白二人的主张和法治精神并不契合，不无鼓励道德审判的嫌疑。况且，张认为不治范美忠不当言论的“罪”，等同于鼓励全体老师向他学习，这实际上是将一种尚未发生的、假想的后果，强加于个人头上。这种做法，或可以称之为“预先定罪”了。这也说明，张、白二人偏离宽容的境界，要说有多远就有多远了。

在某种程度上，范美忠的出现绝非言论“太宽容”，终究还是“不宽容”所致。试想，如果社会对种种“另类声音”见怪不怪，范美忠等人的言论何至于如此让人感觉惊骇世俗？如果宽容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范美忠也不至于因言获罪被取消教职，那位大三女生“Die豹”也不至于被“人肉搜索”吓得休学在家。撇开这些不说，我更不知道张氏“太宽容”论的现实基础何在，或者他认为像范美忠这样“乱说话”，就是言论自由的全部内涵？

历史上，罗马帝国曾经不宽容地粗暴对待基督教，但到了后来，取得“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反过来对“异教徒”大肆镇压。因为宗教不宽容，人类的流血记忆绵延千年之久。宽容和自由的普世价值，就是建立在人类曾经的普遍苦痛之上。这种历史教训，不值得我们再去重新演练一番。这样常识性思想遗产，尤其值得倍加珍惜。正因如此，我以为张结海诸先生，不要过早地坠入“太宽容”的幸福深渊。即便自我感觉良好，也别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生活在自由的空气中。

200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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