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该被解聘吗？

2008-6-21  新京报   □林达

 ■说真话和出口伤人是两回事。在法律和对错之外，还有常识、常情在。

　　■《教育法》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作为法律条文，它的定义是不明确的。

　　■假如教师不自律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就可能处于一个恶劣言论的教育之下。
　　

　　事件本身
　　

　　事件本身很简单，在地震一瞬间，范老师出于本能率先跑到安全地方。事后他在自己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中写到，在事后学生问：“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他回答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这段话据说给人“得意洋洋”的感觉，也引发网上激烈辩论。　　
　　就其行为本身来说，我知道，在美国，加州是地震多发区，有的学区学校对教师职责范围有这样描述，“紧急状况下（明确提到火灾、爆炸、地震）教师必须和学生在一起，协助撤离”等等。学校、工作单位都经常有紧急状况训练，最后，条件反射的行为就不可能是自己跑。假如有职责规定自己跑了，学校可以辞退你，但是你还是可以设法换地方再找一份教师工作。美国由各个校区自己规定工作职责。不能说全美的学校都在一个规定下。假如没有明确地震疏散属于职责范围，事后教师就有辩解的空间。　　
　　再说言论，范老师说，他的本意是要引发一些讨论：例如，“人有懦弱的权利”，不应该对别人“道德绑架”，不应该“逼人忏悔”等等。在争论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范老师引发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他的“引出方式”可以忽略不计，更多的人确实如范老师自己说的，被他这段对学生的回答吸引，使得他要“真正表达的意思”反而“谁也不知道”了。　　
　　我曾在评论中说，范老师想讨论问题，本身是有益和正常的。可是说真话和出口伤人是两回事。在法律和对错之外，还有常识、常情在。没有勇气舍身救人的事，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可是事后面对学生，如果理直气壮地回答“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是对灾后的学生和母亲没有必要的再度伤害。　　
　　我提到一个小女孩。她呼救，救援人员发现了她和另一个女孩。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救援人员先救了她，她活下来，而另一个女孩死去了。她对记者说，我后来想，我那时的情况比我的同学好，我应该不要叫他们救我，他们就会先去救我的同学，她就不会死了。这女孩只有十来岁。人的良善本能和天性使她忘不了死去的同学，让她产生自责念头。这种本能天性和她求生呼救的本能天性是一样的，都是人之常情。有些人在这一刻像范老师一样，瞬间反应就是跑。可是很多人没有范老师那么幸运，他的学生无一伤亡。那些跑出来的人，却可能留下了自己的亲人、学生和朋友在废墟里。事后会难过自责是人之常情。　　
　　把虚构去掉，真实的范老师也有愧疚。事后他承认那段“连母亲也不救”的话，是他虚构的惊人之语，只是为了引出他的讨论。“我不是洋洋自得，我感到羞愧。”他也道歉：“向我的学生道歉，也许我爱你们的程度确实还不够；向被我的言论伤害了感情的母亲和人们道歉，不知我对母亲的爱能否压倒我内心的怯懦；向都江堰光亚学校和校长道歉，我的言论给你们带来莫大的压力。”
　　

　　表达的权利　　
　　从一开始，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就表示：范老师应该为说了伤害他人的话检讨，可是他不准备对他除名，范老师还是可以保留他的工作。现在，卿校长说，“我没有权力也不愿意开除范美忠，但教育局有（这个权力）。”校方接到上级通知，取消范美忠教师资格。解聘理由是“范美忠没有在当地参加过教师资格的考核，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卿校长说，“问题不是有证没证，而是文章的问题。”　　
　　于是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否可以因为“文章问题”找其他借口解聘范老师；二，这个解聘理由是否成立。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事件。这两个事件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也许还是可以借来做个参考。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有个沃特·邱吉尔教授，研究种族问题和印第安人历史。9·11事件后，他撰文将9·11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比作纳粹的“小艾赫曼”，说这些遇害者是参与“制造利润庞大机器”的“统治专家”，说恐怖分子是“壮烈牺牲”的“战斗队”。随后他还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恶有恶报：对美帝国傲慢与罪恶后果的思考”。在这里必须先声明，邱吉尔先生是个极端例子，他的言论性质和中国范老师的那些话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邱吉尔先生写了文章出了书，在美国还是没有多少人留意，几年来默默无闻。2005年他突然成新闻人物，是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学院打算请他去演讲。演讲前，该校一位教师读了邱吉尔先生言论，遂告诉校方，此人讲法令人作呕，还是不请为好。校方不以为然。该学院的学生报纸随后发表文章，介绍邱吉尔其人其言。毕竟，这是发生9·11事件的纽约州，邱吉尔攻击的遇难者大多是纽约人。这下，他终于引起注意，他的言论广泛在媒体被刊出，大家都看到了。　　
　　纽约人自然惊愕，特别是9·11事件受难者家属，大多还生活在那里，这无疑是对他们的伤口撒盐。纽约州长称邱吉尔为“偏执的恐怖分子支持者”。有人威胁邱吉尔来就杀了他。虽可能只是说说而已，可警方对“死亡威胁”不敢掉以轻心。汉密尔顿学院把原来的大会场换成300人小会场，仍不能平息纽约人怒气。最后学院以安全理由撤消了对邱吉尔的邀请。大学里普遍引发争论，要害是：学术自由有没有界线？如果有，界线在哪里，谁来划这个界线，用什么标准、怎么划这个界线？如果没有，大学和社会对言论的承受能力有没有极限，社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有没有极限？　　
　　邱吉尔遂宣布他要在自己学校演讲，顿时引起很多人愤怒。公立大学是开放的，很多人说要来冲场子。校方宣布出于安全理由撤消演讲，组织演讲的学生组织表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他们的律师说，如有安全问题，校方有责任保护邱吉尔先生安全，而不是说，有人要杀你，所以你必须闭嘴。于是，他如期举行演讲，电视转播，全美国都可以看到。　　
　　可是，维护这样的言论和学术自由原则，民众并非没有支付代价。在学校里，学术和教育很难分开。假如教师不自律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就可能处于一个恶劣言论的教育之下。言论自由的环境，其代价就是你必须忍受总有人滥用自由，而教师滥用自由，伤害尤大。
　　

　　能不能解职
　　

　　邱吉尔出名了，他的职务也引起争议。他是有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是美国为数不多的铁饭碗持有者。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他的观点，也有人觉得在公立大学，教师竟如此评论9·11，并堂而皇之写文章出书做演讲，实在过分。科罗拉多州州长说，邱吉尔的说法“丑恶而煽动”，要求把他请出大学。邱吉尔在一片争议声中宣布辞去他担任的种族问题研究部门的主席。负责雇佣大学教师的州校董会说要调查这起争议。　　
　　他学校的教师组织发言人说，邱吉尔先生对9·11事件的评论是“有争议的，唐突的，可憎的”，但仍然支持他应有的权利，因为必须坚持学术自由不受干预的原则。终身教职是就业的铁饭碗，在美国除联邦法官以外还没有第三种人有如此待遇，其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所以，不管邱先生“说什么”，科罗拉多州校董会很难开除他。　　
　　但是，这并不是说邱先生的职务就是绝对安全的。在触犯众怒之后，自有大量“义工”出来给他找毛病。例如有人指出他抄袭他人画作出售。很快，就有了对他的学术出版物提出“学术行为不当”的证据，最后导致学校成立委员会审查。并且确认他有抄袭、造假等行为。在大学里，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处罚可以是几年停职停薪，严重的也可以解除终身教职。当然，由于这一事件非常敏感，全国关注，整个过程中学校当局会特别谨慎、透明公正和无懈可击。经过多次不同程序和投票，最后，2007年7月，投票最终通过解雇邱吉尔。因为邱吉尔先生“学术行为不当”并且没有悔意。第二天邱吉尔向联邦法庭提出起诉：他被解雇实质上是源于他表达了不适当政治观点的缘故。不少民权组织发表声明反对解雇邱吉尔。在2005年2月，邱吉尔先生因为言论而受到解雇压力的时候，该校（CU）有199名教职员工在一篇文章上签名支持他，在2007年7月因他的学术行为遭到解雇的投票结果出来时，只有4名教职员工签名抗议。　　
　　再回到范老师的案例，回答前面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是，不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范老师必须合法执教。假如中国法律要求所有上岗教师持有资格证书，那么，范老师确实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关于第二个问题，解聘是否成立。教育局负责人的解聘理由是，光亚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招聘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范美忠任教，是没有严格按照《教师法》办事。而范老师没有资格证书，是因为“没有在当地参加过教师资格的考核”。　　
　　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章“资格和任用”第十条“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规定，“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也就是说，假如学历符合条件，按照《教师法》，拥有北大学历的范老师是不必再参加资格考试的。为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教师法》的规定是“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所以，教育局以没有参加资格考核为由不发给范老师教师证书，是不符合《教师法》的。　　
　　但是，对范老师的职位我没有那么乐观，那是因为《教育法》有一条非常含糊的规定，就是“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为教师资格的必要条件。作为法律条文，它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在一些情况下是可能被任意解释的。在这样的法律下，范老师那些已经道歉过的言论，可以由不同的人解释为“算”或者“不算”“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样的法律不仅给范老师，也给其他教师的资格认定带来不确定性。　　
　　什么是良好的思想？由谁来判断和界定？这样可能被随意解释的法律条文，才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范美忠的话：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
　　“事后我反思，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叫学生和我一起跑呢？也许这就是在灾难来临那一瞬我的本能反应，我一直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事实上，当突发灾难意外降临时，很多人的脑子会短路，我们校长就坐在办公室里一动没动。我也短路了。”
　　“妻子在与我交谈时说道，也许我对学生们的爱还不够，还不到能牺牲自己的地步。我承认这一点。牺牲生命不是底线道德，而是神圣道德，我不够神圣，我敬畏那些神圣的人，但我有不忏悔的自由。”
　　“向我的学生道歉，也许我爱你们的程度确实还不够；向被我的言论伤害了感情的母亲和人们道歉，不知我对母亲的爱能否压倒我内心的怯懦；向都江堰光亚学校和校长道歉，我的言论给你们带来莫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