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香港《明報》2008年7月3日〉 釣魚台撞船事件告一段落後,處於自一九七二年斷交以來罕見低迷的日台關係如何修補,雙方都進入了摸索的階段,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如何解讀馬英九的“反日”情結與事件發生後台灣社會彌漫的“反日”情緒。 始自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就有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媒體、親台團體、右翼組織對馬英九一旦當選後的日台關係表示憂心。其主要依據是馬英九從青年時期開始對釣魚台立場的執著以及由此展現出的中華民族主義熱情。 事實上,馬英九在台北與波士頓求學期間就參與了當年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他獲取哈佛大學博士資格的論文《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之法律問題》以及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都使他成爲釣魚台問題的專家。 二零零五年日台發生漁權之爭,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還痛批當時主政的民進黨政府,指出“政府必須要有不惜一戰的態度,才能讓日方重回談 另一方面,台灣向來被視爲世界上最親日的地區。與日據末期台灣社會井井有條的印象相比,戰後國民黨統治初期的亂象以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老一輩的本省籍民衆對“日本時代”念念不忘。受到老一輩正面印象的影響,自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年輕一代對戰後日本發展的肯定、對日本社會精神的推崇與日式流行文化的着迷,使台灣一躍成爲“哈日”大本營,並經久不衰。 然而,馬英九甫上台就發生了釣魚台撞船事件,期間群情激昂,行政院長劉兆玄與部分國民黨立委更一度喊出“不惜一戰”的豪言,一時之間,台灣呈現了與多年來的“親日”截然不同的景觀,也讓日本社會感到錯愕。日本輿論更擔心台灣與大陸聯手“反日”,六月十七日的《東京新聞》社論就表達了憂慮,稱“如果(兩岸)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共鳴導致強硬的對日態度,那將是日本的噩夢”,而翌日的《讀賣新聞》社論也向馬英九新政權提出質疑:“積極向中國靠攏的台灣,是否連反日情緒也要(和大陸)共享?” 戰後的台灣,前期處在嚴峻的内戰與冷戰格局,而自一九八零年代後則在圍繞著“台灣主體性”上耗盡社會能量,使之至今仍未能坦誠面對那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而缺乏對殖民主義反省的“親日”情結,加上兩岸關係長期緊張,以及過去十多年來李登輝與陳水扁推行的“親日”政策,也使日本接收了錯誤的訊息,構成了日本“反中”、“親台”、“右翼”三個概念的高度重疊,以及九十年代以來日台關係黃金時期由這些勢力與旅日獨派反中人士攜手營造的客觀現實。 顯然,在台灣社會早已根深柢固的“親日”情結並不因這次釣魚台衝突事件而輕易瓦解。然而,透過這次撞船悲劇,台灣社會如何在反思後殖民主義與重構健康的“親日觀”上獲得啓迪,而日本社會如何藉此轉機重新認識台灣,共同合作建立跨越殖民陰影與對等的新日台關係,還有待觀察。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於沖繩首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