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安全》季刊2008年春季号刊登一组中国问题文章，标题为《就中国的前途问题展开辩论》，全文如下：
编者的话：盲人和大象
2005年，《中国安全》创建，其设想是要考察中国的战略发展的广度——从社会基层的政策到核武器都有——以及这种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认识到中国惊人的野心所带来的风险。就像触摸大象的不同部位的盲人一样——每个盲人都以为自己摸到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具体情况要看他触摸的是何处——在任何全面的意义上了解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都是与此相似的一项令人困惑的任务。除了这个国家在文化、政治、社会和战略层次上的复杂性之外，还有时间因素。中国的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尽管做出了这些解释，但是在我们的项目进行的第三年，我们感到现在是评估中国已经取得的进展的时候。此外，鉴于举办夏季奥运会所引起的极大关注，所以现在可以就中国问题畅所欲言。为了纪念中国的征程上的这一重要的篇章，我们邀请了中国境内外的这一问题上的许多主要的思想家来畅谈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考虑中国的未来——每篇文章不得超过500字。由于奥运会是对中国30年来的经济进展的一种庆祝，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否已经成为现实。如果是这样，那么它标志着什么？除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经济支柱以外，它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它将会挑战国际上的现状，还是投资于它的未来发展？
以下文章提出了一些这方面的主题线索。许多作者努力探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其相称的扩军活动的涵义。中国将会成为友邦、敌国还是两者皆是？另外一些人对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的议论不屑一顾，认为与中国的国内难题相比，这一问题最终处于从属地位。“国内矛盾”是占居主导地位的议题。我们的中国作者尤其这样认为。还有一些人试图勾勒出，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独特的世界观。如果有什么共识是可以察觉的，那么最好的说法就是，在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它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在这一征途上它将会对别国和自己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其它方面，这些短文构成了有关“中国的崛起”问题的另外一种构思。在讨论过程中发生了一种微妙但却很重要的转变。这些富于思想的文章大多暗含着的假设是，起码相对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既成事实。就在5年前，人们还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之中，而现在，它的崛起从经济意义上讲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连强调中国的内部矛盾在其未来发展方面起着突出作用的人们也都认为，这些国内问题本身是中国令人瞩目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
由此得出了一些结论。与中国取得经济、政治或军事上的具体成就的确定性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即中国将会怎样利用自己新近取得的进步。于是，讨论从手段转向意图、方向和动机。虽然中国在物质上的崛起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其发展方向也是严重不确定的。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受到中国的崛起影响的国家来说，中国崛起的第二阶段的工作都会棘手得多。
也许要比不安地窥视着的外界人士更加相干的是，中国自己也是琢磨不定的。正如我们的许多作者正确地认为，按照大多数经济与发展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进步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社会矛盾却增加了。对中国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公民从本国的物质增长方面受益最大，但是在未来前途问题上，他们仍是没有把握的。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的交换条件是要支持政府。政府与其人民达成的这一契约迄今为止一直得到了信守。但是，在有效的司法制度、新闻自由、民族自治和人权等其它战线上，依然存在着要求继续取得进展的压力。简言之，进步主要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价值观、个人自由，或者像一位作者所说的“社会资本”方面。
正如几位人士所说，民族主义被用来填补这一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等待着中国的种种不确定性和矛盾来说，这仍是一种慰藉，即使是一种危险的慰藉。要团结在党的旗帜周围，而重点却是解决外来的不公正问题，而不是中国最严重的难题，主要是国内问题。中国必须集中精力增加社会中的非物质的、基于价值观的，甚至是精神上的资本。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中国人必须学会“和睦相处”，而不仅仅是“勇往直前”。
中国人和外界人士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的毫无把握是相互关联的。中国在国外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内情况，而不是任何其它因素。今后的国内稳定和信心将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对外界的态度。最近的民族主义高潮与西藏的动乱直接相关，并与通货膨胀的不断加重以及党和日益承受压力的人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相巧合。在中国境外越来越可以感觉到中国国内的思想状况。中国政府再也不能充分控制信息，以压制对于事变的不利反应，无论是对政府自己政策严重的有失检点、人民对国家灾害的反应——对最近发生的地震的全国范围的反应就是明证——还是对奥运火炬传递所遭受的民族侮辱。后者并不仅仅是容易被人操纵的和与世隔绝的民众在政府控制下做出的过度反应。正是由于中国与外界的高度连通，火炬传递受阻的图像才引起了中国各地民众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许多刺耳的批评来自国外，而正如我们的一位作者所指出，政府并没有采取高压手段。
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存在的不确定性的一项进一步的影响就是，它给别国，尤其是美国带来了一个机会之窗，使之可以在对中国施加影响方面发挥作用。正如一位作者写道，这可能来源于总统的一种决心，就是要遏制中国的消极发展趋势，但也是由于没有把中国确切地当作我们不希望它变成的严重威胁来对待。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影响无论大小，都不会通过在人权和货币政策问题上进行说教，而是通过帮助架设把中国人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社会连接起来的桥梁来实现。（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相兰欣的结论是，这是因为国家的命运最终将由中国人民来决定，任何政府都无法逃避这一现实。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是盲人们必须摸清的另外一头大象。
总编辑埃里克·哈特
速度相对于方向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汉密尔顿大学威廉·柯南政治学讲席教授）
在飞越太平洋的一次航行途中，飞行员向乘客宣布，他有好消息和坏消息。他说：“好消息是，我们的航程超过了预订计划。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这个故事最好不过地捕捉到当今中国的现实。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都是一个迅速成长的经济上的力量源泉，但是在自己想要到达的政治目的地问题上，它看来却迷失了方向。在国内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满足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复杂的、有时矛盾的需要来说越来越捉襟见肘。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在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民族主义基础上巩固民众的支持率，但是一党统治总是必须努力解决合法性问题。
在国际方面，中国的贫困形象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正如中国的人权问题、其在苏丹的投资及其对西藏的镇压最近引起的普遍抗议所表明。中国领导人很快就会认识到——即使他们尚未认识到的话——中国在21世纪是否会崛起，最终取决于它能否适应全球的治理规范，包括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开放性、透明度和法治。可以肯定，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反映出西方的偏见或者双重标准。但是，中央王国需要找到一种健全的政治憧憬和核心价值观体系，以表达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代表着什么。
一种巧合是，在全国崭露头角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主要由所谓的“迷惘的一代”组成。这些人出生在50年代，由于文化革命而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许多人从城市被遣送到农村当农民，一些人后来在高等教育制度恢复后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不仅使他们能够让自己的事业回归到正轨上来，而且表明，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很可能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比较灵活和大胆。今后10年左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批独特的“迷惘的一代”领导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取得了急剧的变化并引人注目地“东山再起”，因而也能为自己的国家找到通往民主的道路。
必然的联盟
托马斯·巴内特
（恩特拉解决方案公司高级总裁、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和防务专家）
中国目前的主要战略弱点是，它拥有与外界取得经济和网络联系的能力，却没有进行自卫的相应的政治-军事能力。这迫使北京“免费搭车”，利用华盛顿所提供的全球安全服务。这种局面使得中国领导人今天忐忑不安，这种结果是理所当然的。用美国人的鲜血换取中国的石油是无法维持的战略交易。
美国在自己19世纪末期的“崛起”过程中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它在几十年期间为自己的军队进行了“品牌重塑”，这种活动在美国成功地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达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持了一支能够干预国际危机的、主要用于远征目的的军队。冷战结束以来，它的这种活动空前地频繁。这也是一种无法维持的战略负担。
美国需要鼓励中国进行有效的品牌重塑，成为举世公认的、维护稳定行动的提供者。今天的问题是双重的：1）美国军事力量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要求进行中国维持敌国的形象，才能证明现有的和新的武器与平台的合理性；2）中国军方毫无希望地固守在台湾周围实施的“地区封锁”战略，就是说它为今后执行不可避免的战略任务而为不该买单的军队买单。
只要两国都坚持采取这种“镜像法”，它们各自的军方就会继续为一支军队买单，同时却经营着（或者在中国的情况中需要经营）仍然欠发达的另外一支军队。这种战略上的鼠目寸光在长期里对这两个大国都是不利的。而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上，两国的长期利益显然都是互补的。
好消息是，中美两国都还有不到10年时间，就可以看到各自的政治与军事领导层中新一代的出现。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对中美战略联盟的潜力的看法与目前一代领导人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能够顺利度过今后十几年，而不损害目前的关系，我完全期待着看到一个中美战略联盟的出现。
我提出这一点，并非把它当作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作为我的职业判断。这一判断所依据的是我通过两国的国家安全机构进行的多年广泛接触。
大战略往往涉及让领导人了解某些未来的必然性。21世纪中美战略联盟在全球占据的首要地位就是这样一种未来的必然性。
勇于创新
哈里·哈丁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教授）
中国正以试探性的、逐步的、但却是非正式的方式，为第三世界制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人称之为“北京共识”——那是西方人想出的一个词。他们也并没有拿它来与“华盛顿共识”加以对比——即使仅仅因为他们想要与世界银行保持良好关系。他们而是简单地称之为中国模式，从而使之与美国模式形成对照。但是，无论采用什么词汇，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模式是优越的，第三世界也将逐渐认同。
中国人在这两个模式之间做出3个系列的区分。第一个就是目标。他们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稳定和人权，在这3项目标方面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他们暗示，美国强调，人权高于所有其它目标，美国愿意以推行这一重点的名义，牺牲发展和稳定。此外，中国对人权的定义要比美国的宽泛——除了个人权利之外，它还包括集体权利，除政治与公民权利外还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因此，他们的模型超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认为属于美国的民主化这一单一目标。
第二项也是最重要的区别涉及发展战略。中国人说，他们的模式以实验为基础，扎根于本地条件之中，而不是对一项抽象的理想加以普遍采用。他们主张采取渐进性的改革方针，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他们的模式的特色是创建一个致力于发展、而非取消管制和市场化的强大国家。民主化应当推迟到发展的较晚阶段，以免削弱发展式国家的效力。在民主化最终发生时，它可能会涉及协商式专制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多元主义。
第三项差别涉及官方发展援助的条件问题。中国的援助计划注重修建基础设施，而不是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或者促进制度改革，就甭提建设公民社会了。中国人拒绝接受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受援国的善治、问责性或环保标准当作提供援助的条件。他们而是实施一系列不同的准则，用能够使中国获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直接投资项目来包装其援助。对中国模式的这一方面，人们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它在一些方面酷似冷战高潮期的美国援助，以及最近的日本援助。正如中国人所认为，最重要的是，华盛顿试图用武力推行其模式，譬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而北京并没有这样做。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抵制西方的有条件援助、摈弃美国一味地提倡民主的做法，或者羡慕中国迅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看来，中国模式都是有吸引力的。但这种羡慕会持续多久呢？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国内的出色业绩，尽管存在着腐败、不平等、滥用权力、环境恶化和社会安全网受到侵蚀等日益严重的问题。问题还要看中国模式在寻求对其加以采用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有效。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将与美国版本竞争。而美国模式——注重人权、善治、有条件的援助和公民社会——是否可能会（很有可能）最终被证明是优越的。
模式的缺乏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在发展方面的“中国模式”概念问题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已经占据舞台中央。在中国走完30年独特的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这一问题尤其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则恰恰是缺乏一个模式。这就是说，在实践中，中国一直没有坚持一项发展方法，而是一股脑地接受各种模式的优点，使措施适应于本地条件，把发展列为重中之重。换言之，中国谋求一项不受单一的固定模式制约的、体现为几项特色的“综合模式”。
首先，“改革”要求在中国的基本国家条件（经济、历史、文化、地理、人口和族群）以及改革开始以来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基础上，建立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努力的要点是把中国从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要从此岸到达彼岸，就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维持全面的平衡对生存来说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必须在国内外采取渐进政策。
其次是“开放”，就是与外部世界连通。主宰目前国际体系的无疑是西方，领导它的是美国。因此，要融入其中，人们就必须承认西方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正是这样做的。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90年代后半期加快了。推动这一过程的是西方。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还成为该体系值得注意的受益者和主要倡导者。虽然全球化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这一事实日益引起关注），但是30年来的历史得出的权威结论是，中国与世界之间不断增强的关系基本上是良性的，这种互动促进了彼此的稳定。
对抗即将来临
约翰·米尔斯海默
（芝加哥大学哈里森政治学杰出服务讲席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
历史表明，崛起中的强国往往会与其它大国打仗。这是否意味着，崛起中的中国注定会最终卷入与其邻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安全竞争，也许是一场战争呢？
美中两国的许多战略家认为不会如此。一些人认为，中国拥有具有内在消极性的“儒家文化”，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中国及其潜在敌国的经济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们不可能彼此交战。经济上的代价会过大。尽管如此，另一些人断言，国际恐怖主义或全球变暖等共同的危险会使中美合作得到充分促进，以缓解未来的对抗。人们甚至提到核武器，认为它是亚洲潜在的和平力量。
但这些乐观派人士很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日益强大的中国将会寻求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以美国主宰西半球的方式主宰该地区。中国不大可能会仿照日本在1931年到1942年期间的做法谋求地区霸权，以征服其它亚洲国家。比较可能的是，北京将谋求一种地位，以便为邻国制订行为规则，就像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崛起中的中国还可能会试图把美国挤出亚洲，就像美国把欧洲列强挤出西半球那样。
中国很可能会出于合理的战略缘故谋求地区霸权。各国对彼此的意图琢磨不定；在受到别国威胁时，它们也没有更高的权威机构可以求助。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的最佳途径就是控制住本国周边地区，并确保没有任何其它大国在另一地区如法炮制。主宰自己所在地区的一个敌国将会是尤其强大的敌人，能够在你的后院里肆无忌惮地制造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西半球谋求霸权，花费了20世纪一个世纪的功夫来阻止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在欧洲或亚洲获得霸权。
同一逻辑意味着，美国将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亚洲霸主。北京的邻国——包括印度、日本和俄罗斯——很可能会帮助美国遏制中国，从而导致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一场安全方面的激烈竞争。虽然美中两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但亚洲在今后几十年里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地区。
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幽灵：一场对话
罗布·齐福德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伦敦分社社长、前驻北京记者、《中国之路》的作者）
过去：嘿，哥们儿，一切都好吗？
现在：只有少数边缘问题，但总的来说很好。你呢？
过去：我觉得挺好的，但大家现在看来不大关注我了。他们实际上正在观察你，而且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好了，我的确有了很大变化。
过去：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现在：你什么意思？
过去：哎，你打算怎么办？你对未来的憧憬？
现在：我的憧憬？
过去：是啊，你将会变成什么？
现在：我将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强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
过去：但是，一方面是一个灵活机动的现代经济与社会，另一方面却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制度。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内部矛盾，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别担心，事情会有眉目的。
过去：伙计，这还不够好。对众多愤怒的农民，你打算怎么办？对那些西藏人呢？他们很不爽。
现在：他们仅仅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的两个。他们是幸福的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农民们……他们的生活正在改善。
过去：你是否有所领悟？你不能对世界开放，却仍然保持领土完整。
现在：为什么不能？
过去：因为你是一个帝国，笨蛋。种种矛盾会使你分裂。你难道不能拼读出Q-I-N-G（清朝）吗？
现在：不，我是一个国家，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过去：是啊。你感觉与所有其它国家是平等的，对吗？
现在：哦，它们肯定都没有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的确如此。但我们可以合作。
过去：去跟美国国会说这些吧。
现在：我说了。此外，西方对我的看法并不取决于我的情况，而是完全要看它们自己的偏见。对不起，失陪了，我在非洲和拉美有问题得解决。
过去：这是我要与你谈的另外一件事。大伙儿说你是新殖民主义者。
现在：真是胡扯，我仅仅是在遵循全球商务的例行规则。
过去：是的，但大家对你感到担心，伙计。他们认为你是新的日本。
现在：我永远也不会入侵任何国家。此外，保持自身的团结就耗费了我的全部精力。
过去：但你不是大家所说的维护现状的国家。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异所在。你假装自己是这样的国家，但你不是。你打算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我相信，这个问题有朝一日会自行解决。你干嘛这样悲观呢？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已经证明，既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同时又是市场经济，这是可能的。
过去：哦，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是，朋友，我只能告诉你，这对我来说从来都不灵验。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eme chose.
现在：什么意思？
过去：法语：越变，越没变。
出现捉摸不定的局面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阿曼苏丹国际关系讲席教授、前院长）
根据最近的一项民调，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迅速主宰世界”，而54%的人则把中国的脱颖而出看作“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一些评论家认为，就像德意志帝国给20世纪造成的破坏一样，中国也会对21世纪初造成严重破坏。
但是，这种观点夸大了中国的实力。用官方汇率来衡量，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每年以10%的比率增长，但其人均收入却只有美国的1/25。如果美中两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在3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超过我们。然而即使到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仍将是中国的4倍。
此外，中国的军力也远远落后，并缺乏美国所享有的好莱坞和世界级大学等软实力资源。与此形成对照，德意志帝国1900年在工业生产方面已经超过英国，并对英国的海军优势构成了严峻的军事挑战。
中国超过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事实并没有避免在台湾问题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中国把台湾看作一个失去的省份。较弱的国家有时会进攻比较强大的国家——日本在珍珠港就是如此。
但这种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内部的演变也仍是捉摸不定的。从1990年以来，它已经使4亿人摆脱贫困。但还有4亿人仍然每天靠不到2美元生活。它具有严重的不平等、一支1.4亿人的民工队伍、严重的污染和失控的腐败等问题。政治的演变未能与经济进步相匹配。虽然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有更多的中国人是自由的，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却远远不是自由的。危险在于，党的领导人在竭力对抗共产主义被侵蚀的过程中，会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粘合剂，从而可能会带来外交政策的不稳定。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政策若明智，就必须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通过巩固美日联盟，我们已经对不确定性采取了防范措施，同时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融入到全球机构之中提供了机会。最大的危险在于，双方对产生敌意的恐惧会不断升级，从而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改革和对改革不满的人们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前研究员、哈佛大学前访问学者）
由于30年来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增加了，但其社会矛盾也增多了。可以有把握地说，社会矛盾必将使中国社会发生变革。因此，中国无法运用过去的模式，在今后30年——哪怕是今后5年——中重复其业绩。难以预测的是，这一变革将如何发生：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党内分裂？金融危机还是国际压力？同样难以预测的是这种痛苦变革的后果：几十年的混乱还是开创民主政治？是分裂成一个联邦制国家，还是回到毛式统治？
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将如何达到目的。与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较，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拥有共同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等素质。这些东西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中国的社会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缺乏这些价值观。虽然中国国内外的越来越多的人都同意这一分析——包括领导人在内——但是接受这一解决办法却很成问题，因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和意义深远的改革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当权派必须让出既得利益，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革。预测这一变革如何发生很伤脑筋。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必须改革。
翻转过来
贝茨·吉尔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所长）
是楷模还是威胁？无赖国家还是负责任的参与者？大国还是弱国？ 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将面对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要对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战略未来做出判断，就必须对它在自己的后院里如何行动加以仔细审视，因为影响这个国家的主要是它如何应对严峻的内部挑战。
通过这个分析透镜，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展现在面前，为我们关于中国的战略未来的问题提供了说明。
首先，中国国内局势将对境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国内处理内部问题的能力势必影响到它与世界上的邻国和伙伴国的关系，并将决定中国是否有权要求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旨在防止传染病在中国境内出现和在全球传播的行动表明，中国在承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方面态度是多么认真。同样，中国当局采取措施，以阻止敏感性武器和技术从中国到世界其它地区的破坏稳定的流动，这也使它的邻国和全球伙伴深入了解了，中国想要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北京选择如何解决国家严重的环境退化以及这种退化对本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指标，表明今后将出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次，北京选择如何应付国内持续和新的挑战也将影响到，该国在今后年代里将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中国解决范围广泛的问题——国内动乱、腐败、公共物品的提供、收入和发展差距的日益拉大和环境威胁等诸多问题——的方针和方法将使我们了解到它的治理结构是朝着更加开放、公平、正义和建设性的自信方向发展呢，还是走上一条不同的、更为令人焦虑的道路。中国国内政权未来的性质反过来也将深刻地影响中国选择如何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
中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这些要点。 他们正以反映出并带来处理世界事务的负责任的做法的、值得仿效和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方式，努力应对国内挑战。他们是否将会获得成功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在外部需要指望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变革，以洞察它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全球大国。
即将到来的知识强国
唐世平博士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大国，甚至成为潜在的欣欣向荣的全球大国，人们的著述颇多。重点是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其次是其不断增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亦称“软实力”。所有这一切当中所缺少的是智力方面。
在四大古代文明（中国、埃及、希腊和印度）当中，只有中国人和希腊人对人类知识的事业留下了可以辨别的印记，主要由于他们留下了许多意义深远的古籍。我们大多数人都学习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作，许多人起码听说过老子和孔子。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西方能够超越所有其它文明，在过去400年里主宰了世界。西方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给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浩劫，但是也通过科学研究带来了知识的增长。
在150多年以来缓慢地吸收现代科学，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宗教”以后，中国现在准备成为一支重要的知识力量。由于天才的诞生是随机的，所以中国按照任何衡量标准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库。如果是这样，一旦中国建立起智力增长的基本的制度基础（已经部分实现，但仍需改善），中国必将再次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强国。
在一些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目标。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国现在被公认为一支主力军。外部世界在承认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实力方面行动是缓慢的，主要由于中国的大多数主要的社会科学家都不用英语写作，他们的大多数著作也没有被翻译过来。
中国成为知识强国之日应当受到欢迎，毕竟，正如哈耶克早就说过，人类文明的成长主要取决于人类知识的增长。
普天之下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教授）
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可以发掘，以应用于现代。“天下”——或“普天之下”——就是一个优秀典范。其起源是具有3000年历史的周朝创建时所处的困境：如何获得并维持由可能要比自己强大的各国组成的一个形形色色的集体的效忠。周朝领导人的对策是设计出对其治下的人民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一个世界体系。“天下”体系容纳了地理、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开创了“世界治理”的理念。
作为一项政治哲学，“天下”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相比具有显著差别。后者意味着具有赢家和输家的国家间竞争，而“天下”则寻求使合作最大化和使冲突最小化。“天下”注重全球公共利益的发展，从而使单个国家不必竭力谋求“自己”人民的利益。处于这一哲学核心的是一种思想，即共存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说，没有与某种别的事物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因此，互利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兼容则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
“天下”所设想的“世界”体系要全面得多。在其中，人类能够更好地应付全球化的挑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受到国家主权的内在限制。而“天下”则提出一个由全世界来控制共同空间和资源的体制。引起国际争端的事物，诸如能源、粮食、水、环境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都属于其权限范围。迄今为止，世界一直缺乏解决全球问题的统一性。“天下”标志着统一性的典范。
亚历山大·温特把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分为3种：霍布斯主义的世界观，即主要看到国家间的对抗关系；洛克主义文化，即用竞争替代战争；以及提倡联盟的康德主义世界观。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这些都不令人满意。应当承认，按照“天下”的古老形式对其加以采用太不切实际了。最终，就连周朝也垮台了，也许是沦为自己理想主义的受害者。此外，谁来为“天下”——一个摈弃“上帝选中的国家”观念本身的体系——担保呢？虽然这原先是中国人的一个理念，但面对可能会从中产生的任何此类体系，中国自身仅仅会谋求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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