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许多个中国
罗伯特·巴内特
（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教授）
我们谈到“中国模式”或崛起的中国时指的是哪个中国？在有关该国的经济实力或不断增强的军力投送的议论背后，有一种潜在的假设，即这些非凡的成就是由单一的一国人民取得的。他们的国民心理看来具有某些共同的信念、抱负和有关集体容忍度的限度。人类人口的1/5以上看来聚集在一套价值观周围。因此，声称“中国人民具有这样那样的感觉”现在起码似乎是可信的。
中国有关民众共识的这一看法让一些人兴奋，也让另一些人感到担忧。重要的是它最近表现出的形式：它似乎主要是在毫无政府高压措施的情况下出现的。2008年3月的“愤青”运动——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纷纷起来捍卫中国对西藏局势的处理方式——所起的作用起初看来仅仅是吓住了批评者，还有就是使法国制造的手袋遭到抵制。但该运动的领导人包括了生活在中国境外的、想阅读和观看什么就可以自由地阅读和观看什么的人们。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在不依靠粗暴的专制主义工具的情况下，一种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正在建立起来。可以说，目前形式的中国“软性”专制主义正在吸引着它无法通过高压手段胁迫的许多人。这表明，在中国的情况中，我们可能正在看到一个大国实现其主要目标，而又不会丧失经济、道德或知识方面的实力，也不实行民主。
但这是一项脆弱的讨价还价。在任何事件面前，它都可能会失败，从而导致解体或内部冲突。这一弱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但也是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构成方面较大的结构性裂痕。有许多个中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其中一些可能并不会情愿地接受善于发表意见的多数派代表他们做出的断言。大多数西藏人的情况显然就是如此。维吾尔族和许多内蒙人几乎肯定也是如此。引人注目的是，参与今年3月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捍卫西藏人民的幸福和权利的千百万中国人，却并没有任何中国境内的藏人自由地加入他们的行列，显然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种类似的被排除在外的情况可能正在支持台独的中国少数民族、农村弱势群体、被剥夺土地的和遭受污染侵害的人们，或者在财富和市场份额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当中发生。
毫无疑问，在有关恢复民族自豪感的议论背后，某种创举已经发生。但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排他性的部分，这一部分人主宰着其他人，并为其代言。这仍是一项过于集权化的、压制或无视边缘群体声音的事业，无论这些边缘群体是从观点上，还是从地理上讲。在中国产生出一种关心和积极接受本国领土上的各族人民和各个社区的憧憬和愿望的民族主义之前，中华民族仍将是由许多个中国组成的民族，而且是一项十分虚弱的事业。
国际上的精神分裂症
沈大伟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
中国努力解决矛盾的国际特征问题——一种精神分裂的人格。一方面，它企望成为一个大国，并拥有大国的许多特征。但北京看来缺乏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在与其它大国协作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信心。中国而是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继续犹豫不决，朝着成为一个满怀信心的全球领导者的方向婴儿学步似地迈进。
毫无疑问，中国在国际上陷入琢磨不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领导层在国内问题上琢磨不定——因为该国被与一个空前的现代化过程相关的种种紧迫的难题所困扰，领导层领导着一个转型中的政治体制，因而谨小慎微。中国领导人每天醒来和就寝时，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境内——而不是境外——发生的事件。
北京的试探性态势的另一原因很可能来源于构成大多数国际机构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范。北京自称寻求一种“民主的国际秩序”，以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趋势。但它并不同意民主的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前提（尽管正如G·约翰·伊肯伯里提醒我们的那样，中国从该体系中受益匪浅）。如果在国内问题上不认同国际体系的运行前提，也没有“参与其创建”，因而首先就没有缔造它，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罗伯特·佐利克语）。在一些重要领域——譬如防止核扩散和自由贸易——北京积极接受了全球规范，但在许多其它问题上，它的犹豫不决是明显的。中国坚持对多元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国家而非制度）的偏好，这反映出其抱有的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新生的自由主义。
未能充分积极地采取自由主义规范与制度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成为在纯粹务实的、逐个案例的基础上与别国合作的伙伴国。例如，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就看到这一点。但这也的确表明，中国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犹豫不决地行事。但是，即使中国只是部分地参与进来，也要比不沾边好得多。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比其替代方案要好。
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人格仍处于形成阶段，所以外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中正在进行的多样性的和热烈的讨论，应当寻求加强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声音，并与之合作。
新的超级大国？
金德芳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毋庸置疑，中国成为大国的目标已经实现。其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会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全球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然而，国力也是从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方面衡量的。按照这两个标准，中国30年来的进步速度都是令人惊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的第三大贸易大国，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预计2008年，中国经济再次以双位数字增长。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其预备役兵力几乎用之不竭。由于国防预算的增长要比经济增长更快，所以解放军每年都获得技术上更为先进的武器。虽然解放军尚未达到日本军队的水平，但它并没有面临日本人所面临的动用武力方面的宪法制约，因而可能是亚洲强大的军队。
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即超级大国的水平，将被证明更为困难。在国内，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已经使许多公司决定把工厂搬迁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不断上涨的原材料，尤其是能源价格，以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大大减速。美国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基本粮食，譬如大米和大豆的价格也已经显著上涨。与此同时，尽管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人口继续增长，因而必须为新近进入就业市场的人们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爱丽丝一样，中国仅仅为了不落后，就必须跑得更快。
在军事上，使技术进一步升级，以获取标志着最先进工艺的武器，这方面的代价将要求研发投资的大幅度增加。然而，由于中国并没有面临任何外来敌人的可能入侵，所以它的越来越敢于维护自己利益的公民们可能会质疑这样做是否明智，鉴于其基本社会服务方面的欠缺，以及环境的继续恶化。愤怒的少数民族也更加强烈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被非法剥夺了土地的人们也是如此。
对于人们认为的中国控制，海外也出现了抵制。这方面的证据包括，针对北京企图向腐败的津巴布韦政权运送武器，几个非洲国家最近提出抗议，韩国驱逐了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有暴力行为的中国留学生，在西藏和苏丹，人们也情不自禁地抗议中国的行为。中国作为只想参与贸易和共同繁荣的友好大国的形象正在被玷污。
人们很可能将看到中国的本来面目：仅仅是又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而已。在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崛起过程中，它的实力模糊不清，但却具有明显的动机。这一切最终还会由美国的态度决定。但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是否会有决心步乔治·W·布什的后尘，发誓美国不会允许另一个大国强大到足以对美构成挑战的程度，这还要走着瞧。
谋求有利地位
潘振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副会长）
尽管中国几十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进步，但在其未来的发展方面依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虽然有满怀信心的余地，但中国也必须认真正视自己面临的不足、挑战和威胁。
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讲，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对任何细心的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莫要忘记，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且仍然陷于分裂。此外，中国尚未获得西方主宰的国际社会的充分承认，尽管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国际战略领域中，中国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制约。中国真正地在国外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无论是从经济、安全还是军事角度讲，实际上都很低下。
展望未来，中国所面临的实际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换言之，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国内外的有利机遇来改善自我，并推进我们的发展目标。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国人民必须锻炼自己，做好长期的准备。破坏这一长期进程的最大风险实际上在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过于性急的话。
因此，中国千万要提防轻率鲁莽。中国曾经对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贡献。但在现代，它受到外国列强的凌辱，在一定程度上仍在遭受凌辱。这看来导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改变这种状况方面过于富有激情，急于再度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自从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有许多次沦为这种心态的受害者，说了过头的话，也做了过火的事，却以失败告终。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沉痛教训。如能这样做，中国就大有希望。
并非“只有”经济是要害
卜大年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员）
中国的崛起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领导人及其进取心很强的人民成功地使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这一物质和道德上的成就令世界上的穷国羡慕。假如中国领导人一门心思改善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美国就应当充当旁观者，享受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精彩故事而喝彩，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祈望政治自由会增强。
但是显然，中国还追求更多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就在世界各大国都削减防务开支的时候，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10年来，，它继续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扩军。其结果是，中国不仅有了新的实力，而且有了新的野心。就是说，中国已经在海南岛修建了一个庞大的、新的海军基地，从而显示出一种欲望，即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海上主宰地位的海军。中国已经为自己的舰队增添了几十艘新的潜艇，并将装备着世界上最致命的、可以摧毁战舰的巡航导弹的几个新级别的驱逐舰编入现役。到本十年结束时，它可能会拥有装备着能够打到美国大部分领土的核弹头弹道导弹的5艘核潜艇。邻国正注意到这一点。印度很想知道，能够进入印度洋的核潜艇如何与“阻止台独”——中国自己阐明的海军现代化的推动因素——相干。
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使该地区得以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是军事竞争。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亚洲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但中国的扩军在亚洲引起的军事竞争可能会转移该地区的注意力，使之不再实施引人瞩目的经济转变。如果中国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方面取得成功，谁会维持地区安全呢？谁会对人道主义灾难（例如海啸）做出反应？谁会帮助打击恐怖分子（例如在菲律宾）？谁会防止核扩散（例如来自朝鲜的扩散）？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不预测中国会关注本地区的福祉。因此，它们宁愿接受经常令人烦恼的美国领导地位，而不是任凭中共温柔地宰割。
附加值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和平崛起主要依靠“软实力”。而软实力的实现则基本通过外贸、经济、外交、文化乃至移民等手段。所有这一切的特征都是非暴力、逐步的积累、广泛的可渗透性，以及所谓的“双赢”效应。这些一般而言是不可抗力，因而遇到的阻力最小。中国的崛起一直是一场和平崛起。
目的地呢？是成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为改变世界政治的性质奠定基础。利用战争作为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的做法正在迅速衰减。国际关系的范式正逐步从领土和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转向经济与软实力方面的影响。一国在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业绩正在超越军事业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国”的地位可能会对其成为世界大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就软实力而言，中国目前的情况远非令人乐观。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处于有关中国可持续崛起的根本的价值观要求的核心。现代跨国的一系列价值观可以概述为“经济增长”、“自由”、“社会公正”和新近诞生的“环境保护”。中国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属于经济增长类别。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对在世界范围通过经济繁荣实现自由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但这一价值观本身实际上并非她所独创，而且其成功也是在牺牲“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等其它价值观的情况下取得的。
对于通过经济发展和对大国关系的运作方式的改变做出贡献来实现本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抱有坚定的信心。但仍然难以预测的是，中国将对世界各国贡献什么样的崭新价值观。中国人民明白，中国要想实现自己做大的抱负，并在世界伟大国家当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就必须成功地应付这一挑战。
民族主义的挑战
罗伯特·罗斯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崛起中的国家加强军事与经济实力。这种实力的增强使之能够改造国际秩序，以改善本国的安全。这始终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崛起中的大国对加强安全的要求必定会对维护现状的大国的安全构成挑战。因此，美中两国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如此，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此，对决策者来说的挑战是如何维护美中之间的和平。
中国的崛起已经再造了东亚的秩序。美国无法扭转朝鲜核武器的开发、韩国反对美国对朝鲜采取高压外交，并反对美韩加强防务合作，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的增强。台湾最近选举了一位支持与中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大力合作并拒绝接受台独的领导人，这反映出台湾承认中国的实力，以及两岸合作的必要性。台湾和韩国都明白，由于中国国力的崛起，美军再也无力保护它们，使之免于付出战争的代价，它们的安全越来越依靠与中国的利益的合作。
美国已经甘心于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崛起。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对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的政策一直集中在“和平解决”方面。对美国来说，这一进程比结局要重要。由于中国已经说服韩国和台湾对中国做出让步，同时加强了合作关系，所以美国能够减少其在东亚大陆的驻军，使大国之间在不惜给美国的安全造成任何代价的情况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东亚地区冷战时期的大国冲突终于即将结束。
由于美国决心从东亚大陆撤退并固守东亚的海上区域，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就像把美中两国军队分开的“城壕”，使大国之间的冲突缓和。然而，由于中国崛起的继续，北京可能会谋求获得将会挑战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影响力的海军实力。与美国对中国在东亚大陆影响力增强的反应不同，美国很难适应中国这一阶段的崛起。自从二战以来，华盛顿一直认为自己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关系对地区力量平衡至关重要。由于预见到中国的崛起，所以从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大大加强了在东亚海域的军事部署和联盟关系。有鉴于此，中美于安全方面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很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竞争结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推动崛起中的大国在给本国和国际社会造成极大代价的情况下谋求实现宏大的目标。假如中国领导层受到民族主义狂热的类似影响，谋求通过海上扩张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合法地位，美国就会抵制强行改变该地区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维持海上霸权，但是美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很可能会更加紧张。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容易的，但是最大的挑战可能刚刚开始。
无意中造成的后果
肯尼思·莱伯索尔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工商管理教授）
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政治发生的事情的规模之大，其持续背后的势头之猛都具有鲜明的涵义。
2006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的发电能力的增加相当于德国或者英国的整个电力系统。但对中国来说，煤炭必定成为电力的主要来源，远远超过其它能源。缺水意味着，这些煤炭大多是在没有经过冲洗的情况下燃烧的。由于最近修建的大多数电厂的预期寿命都是30年到40年——其融资的结构以此为依据——所以出于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担忧，它们不会很快就被勾销。
中国建筑业的存量每年增加20亿平方米——占全球总量的50%。这一惊人数字反映出迅速的城市化，从而使中国不断拓展的城市的人口每年增加1500万左右。这一城市化进程预计将以类似规模持续到2030年前后。但大多数新的楼房的能源效率都十分低下，尽管中国对水泥和钢材等材料的需求量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中国还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资源高度密集的发展阶段。重工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正促使能源和资源密集型投资增长。
简言之，中国最近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推动这一变化趋势的力量既不是短期的，也很容易受到基于政策的变化影响。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势头是根本性的，所依靠的是基本的推动因素，譬如人类历史上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最大规模的迁徙。
中国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是严重的。北京现在承认，中国将由于气候变化而承受严重后果，因而正在积极应对。但要改变这一基本轨迹，就必须在国际上——包括与美国——大力合作。不幸的是，气候变化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在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功所酿成的后果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和睦相处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就在20年前，中国在走什么道路最明智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是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的东西，还是采取积极的态度？现在可以察觉的是，国民的心理已经平静下来。经验，尤其是30年来获得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它自己的，因此它必须动用自己的资源来加以解决。对此应当看作是一种内部实力的来源，别国也应当因此对中国在亚洲及其以外的地方的行为所抱有的善意感到放心。
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种种国内挑战当中，也许最严重的就是缺乏道德上对“往前奔”和“和睦相处”加以区分。一种生存的本能仍在中国社会中起作用。当这种本能成为人类相互交往的主要范式的时候，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对于实现这种和谐来说至关重要的而是需要相互信任，以此作为社会资本。但是，这种社会素养是缺乏的，在许多情况下严重缺乏。中国的国家机构的进一步改革必须增进与社会中他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一种个人的舒适感。
第二项计划就是增强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的正确做法是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然而，这种和谐关系要形成，人们就必须准备限制自己获取个人财富的欲望。中国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之中的，都起到了激励中国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的作用。但是中国不是西方。中国的生态潜力很有限，因而无法使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就是使人们实现与北美或西欧相当的生活方式。
让中国公民与别国公民“和谐相处”是另外一项重要任务。通过旅游、贸易、主办活动、互联网和许多其它沟通渠道，中国公民与别国公民之间的相互交往正在迅速增多。这种交流使人们了解到有关中国、其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如何与他国利益相关联的相互矛盾的说法。政府再也不能充当唯一可信的发言人。中国的外交政策机构具有更加富于挑战的任务，就是反映这些复杂情况，同时使中国的利益扩展到世界其余国家。
种种挑战仍然摆在中国面前。然而，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标必须是解决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内生来源问题。
是牛尾还是鸡头
约翰·哈姆利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始终进行着激烈的学术辩论，但是在政策生命的领域中，这些辩论几乎总是无关紧要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专制主义的等级森严的政府结构在接受新思想方面遇到麻烦。较低级别的官僚很少愿意挑战官方的正统思想。为了促成中国的思想领域的发展，领导层一直鼓励在一些有趣的方面与决策领域交界的学术领域中的活跃的辩论。
目前的辩论集中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前途问题上。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要避免当头，即使中国的国力增强也是如此。但是，在北京奥运会的鼓舞下和将在今年夏季的奥运会上达到高潮的民族自豪感的推动下，中国目前感到精力十分充沛。问题突然间变成：中国现在是世界领袖吗？大家都蜂拥到自家门口对人家说他们就是如此。如果是这样，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
罗伯特·佐利克的名言是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人最初对他的讲话感到困惑。按照他们的判断，佐利克的讲话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成分。在长时间的内部辩论之后，他们的结论是，这是布什行政当局提出的一项真诚的建议，即接受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并在国际舞台上为这个新近崛起的大国腾出空间。
中国继续凸显出普遍的贫困现象和弱点，但是它对未来的信心是很强的和不断增强的。简言之，他们确信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然而，对这种强大的国力作何解释则仍是十分接近国际体系核心的领域中引起激烈辩论的一个问题。
因此，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最近问道，中国将会成为“牛尾”还是“鸡头”？在获得全球大国地位的道路上，中国所参与的这场游戏的规则是否主要将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大国决定？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仅仅会成为“牛尾”。作为替代选择，中国可以谋求采取中庸之道，在亚洲地区和欠发达国家当中承担领导角色——成为地位稳固的领袖，因而成为“鸡头”。
对中国对西藏的暴乱做出的反应，美国人感到费解。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看来，西藏人民是正在寻求政治上的喘息余地的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而在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看来，西藏人的生活都是前所未有地美满，只有一小撮分裂分子正在造成仇恨和不满。中国人在这种问题上很善于产生压倒多数的共识。
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更为惊人的是，西藏发生的这些事件在中国的学术辩论方面产生了什么作用。占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西方大国——在美国和欧洲领导下——将利用西藏等事件来打压中国，剥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藏危机使这些学者当中的许多人相信，西方并不准备让中国扮演国际上的主要角色。因此，中国的学者和决策领导人的结论是，中国与其暂时充当“牛尾”，不如充当“鸡头”。
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前进，不断通过增强和改造本国经济加强自己的国力。中国将谋求对美国和西方的一种非对抗的姿态。但是，中国也会努力成为亚洲的主要领袖和给非洲及南美以启迪的领袖。
中国领导人经常令人回想起邓小平的名言，即建设强大的中国需要100年时间。但是，邓小平的100年时间的起点是1978年他所实行的改革。按照这个日历，中国再有70年也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学者们现在说，100年的时钟是从1949年共产党人打败国民党的时候算起。因此，中国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相信，他们已经把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时钟向前调了30年。
并非按照西方的模样
相兰欣
（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政策分析主任兼国际历史与政治学教授）
人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中国过去从未向世界提供一种规范模式，今后也永远不会这样做。中国的传统所强调的治理方式取决于一种历史背景。一种模式本来会意味着要求获得普世地位的一个价值观体系。但是，中国从来都不相信任何一种“普世的”原则。事实上，“普世主义”一词甚至无法准确地翻译成中文。
西方民主在其启蒙运动以后时期的形式中虽然是一个伪世俗的体系，但却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神学之中。在由于一种神学支持下得到巩固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美国今天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这种神学被公认为有关人类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宣扬人类具有一种别有用心的设计和目的（神学），人类具有灵魂，死后具有最终的命运（末世论信仰）。中国完全没有上述这一套，尽管它在儒家或者到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上有争论。
换言之，西方认为，民主是所有国家命中注定的前途。但是，这是建立在普世主义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判断。相反地，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仍是中国的主导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逃脱它的影响，共产党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按照传统，应当把政治看作水和舟之间的关系，“水”代表人民，“舟”代表政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在中国，政治上的实际合法性并不是民主的合法性，而是行为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层的实际业绩基础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忽略了这一点。
有关中国模式的第二个问题以一个前提为依据，就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的突然崛起。中国与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或者中国积极接受自由市场和全球化，这些事情都将改变国际体系的性质。但是，这一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曾经有过这种经历。按照中国的看法，这不是崛起，而是中国恢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今天的东山再起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第三次大规模的邂逅，此前两次是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活动和19世纪的鸦片战争。目前这次邂逅——这次是在平等国家之间——将带来的远远不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任何人，就连中国人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影响蔓延到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正是在这些领域中，中美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不幸的是，恰恰是在这些领域，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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