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曲为何成了十三钗的慷慨就义曲？

张艺谋新影片《金陵十三钗》已经上演，网络上已有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伴随着影片的热映，原创小说《金陵十三钗》及其作者严歌苓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电影制作需要一套电影的元素，电影不能等同于原著；但总体的剧情以及所要展现的主题，两者总是相同的。基于此，我对《十三钗》的评论，是不区分电影与小说的评论。

首先应当承认，《十三钗》的剧情设计非常成功。小说或者电影情节前后照应关联，剧情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没有给人突兀或破绽的感觉。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群秦淮河上的胭脂女跑到一座教堂里去避难。原先就在教堂里学习生活的教会女学生，她们平静的生活被这群胭脂女打乱了。教堂的平静总究是短暂的，日本兵最终闯进了教堂，要求女学生出席庆功宴并演唱歌曲。为了保护女学生不被日本兵蹂躏，胭脂女们化妆成学生模样慷慨就义，女学生们则在神父的带领下安全的逃脱。

人物缺乏典型的代表性

剧情的发展离不开影片中具体的人物。将影片中的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十三钗》的人物缺乏“典型性”。虽然《十三钗》自成体系前后连贯，但人物缺乏能够代表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典型性”。影片的旁白使用了中国地方方言江苏话，这或许是导演的安排，给观众一个提示：故事发生地点在江苏的南京。如果排除掉这个方言旁白，观众很难将影片与“南京”大屠杀联系到一起。教堂、神父、教会学生、胭脂女，这样的人物发生在中国香港更为可能。影片要突出的主角——玉墨，翠喜楼的“头牌”，张口就是流利的英文。这样的“玉墨”，肯定不能代表当时金陵那些“秦淮河畔的那些女人们”。影片中的“我”——书娟，她的父亲（影片中的孟先生）则是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官员（或者职员），这让我很生疑惑：影片中那些教会学校的女学生，究竟是贫苦家庭的孩子，还是富豪官员有钱人家的子女？

人物缺乏典型的代表性，源自于小说场景的特殊性——教堂。六朝古都之江陵，地阔6000平方公里，面积不算不小，但影片或小说却选取一个小小的教堂作为“南京”的布景，要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教堂——里演绎“南京大屠杀”，人物缺乏普通民众的代表性就并非偶然了。在笔者看来，这是影片或小说的“硬伤”。这是小说作者严歌苓创作出来的“南京大屠杀”，并非1937年那个真实的南京大屠杀。很自然，教堂里发生的各种故事，与真实的南京大屠杀无关。

主题有些模糊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十三钗》最突出的剧情设计，就是对人们传统观念的一个颠覆，影片对秦淮河畔那一群“商女”的情感进行了淋漓的展示，婊子不仅有肉欲之情，还有是非之爱与狠。影片对那一群“秦淮河上的女人”进行讴歌与赞扬，到底妥当不妥当，自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单单从剧情的安排上来看，将商女作为影片的主角进行突出与赞扬，在我看来有些不当。胭脂女主动要求代替女学生前往庆功宴，这是高尚的义举；不过，这并不值得过分的讴歌与赞美。

从道义上来看，商女们本身就“亏欠”那些女学生。打乱了学生们平静的生活、原本是学生安全躲避的地下室却自己占用，这些都是商女“亏欠”女学生们的“债”，商女们以一种慷慨就义牺牲性命的方式保护女学生，在我看来就是“还债”，不应当进行大力的讴歌与赞扬。亏欠他人，不予偿还应受谴责；尽力偿还是守本分，可以肯定但绝不宜美化赞扬。况且，那群被救的女学生，都是比商女们年幼七岁左右的小妹妹呀！

影片或小说的“软伤”就是界定主角不当，主题有些模糊。影片中两个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我：军人李教官救浦生、教堂孤儿陈乔治主动前往庆功宴。这两个令人动容的情节，我更喜欢军人救浦生。军人李教官的戏份虽少，但突出了军人的职责彰显了军人的精神。陈乔治也救人，但他救人的动机却是完成“神父交待的任务”。影片中陈乔治的这种回答令我惊讶，我们都是惨遭蹂躏的中国人呐，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别无选择。

秦淮曲，翠喜楼的招牌曲调，是商女对着主顾出卖色相之时所唱的靡靡之音；在影片中却是十二个风尘女子为保护他人牺牲自己的就义曲。无论怎样评价影片或小说，我们都不应当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却需要外国人的保护。（王稷象，2011年12月22日，中国大陆）

（影片的名称似乎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十四个风尘女子，死亡了两个，影片名称叫为“十四钗”或者“十二钗”是符合实际的。为何叫做“十三钗”呢？或许作者自有寓意：十二钗之外的另“一”个，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指代。）

十四钗：http://ent.sina.com.cn/r/2011-12-15/172035087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