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字其中的大部分內容其實同見諸於blog裡頭前文

《台灣學子到大陸傳媒實習之前》，不過那時那篇文章所預擬的實習單位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而不是後來具體落實的，由胡舒立所創辦的財經雜誌。因此將內文重新略做修編，在七月二號也就是俺二十一歲生日正式報到之前，再請眾友朋批評提點。

這個夏天，透過台大與中國科協合辦的一項計畫，我將在暑假赴北京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實習(6/29—8/30)；而志在體察、探索中國大陸傳媒環境的我，則有幸分發到了著名記者胡舒立女士創辦的《財經》雜誌學習，在興奮之餘也希望在旋將啟程之際，能透過信件，向老師報告自己心裡的一些想法和問題。

二十年以來，我ㄧ路慢慢長大、懂事的過程，正也是看著媒體怎麼樣改變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過程。今天整個社會看起來再也不那麼如蔣經國時代那樣「團結一心」、「樸素淨化」、貪官腐吏看起來也一夕暴增，原本見不得光的壓箱醜，在政治當權者對媒體直接干預力道(如審稿)大幅衰落之後，一點一點地給掀了出來。又由於市場化的挑戰和大環境的變化，媒體小心細膩打擦邊球、跳凌波舞的姿態不再，各家媒體和言論節目紛紛比「深刻」、比辛辣、比一針見血---有時甚至可以無中生有、含血噴人，在一次和香港同學的對談中，我姑謂之「缺乏自由主義精神」的「自由」。可是，當媒體開放了、營運機制全然市場化了之後，令人感動的、激賞的、拍案叫絕的報導卻不因為媒體天空的開放而變多，反而在微利時代的商業考量下被收視率的迷霧給逐漸淹沒。

媒體環境的改變，也深刻形塑了當代台灣政治生態的樣貌以及改變了政治從業人員的秉性。不僅政客要迎合、利用媒體(以及電視機前的民眾)、媒體也可能反過來攀溯政治。當媒體的掌舵人漸漸從報人變成商人，其中若干格調低下者反而會反溯、攀附政治權力，若干媒體和政治力量遂從早年由當權者藉著審稿、發牌照和人事調度單向度的粗暴掌控，轉為一種看似不相與聞、口稱中立，實則眉來眼去相互為用的合謀。

媒體在社會劇烈變化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因素、也有消極的因素。各式各樣的嘴巴張開來，向百姓說著各式各樣的故事，並很大程度地決定我們每天該聽些什麼故事。但是，一個故事為什麼會被說成這樣、他是誰說的、他為什麼要這麼說？他這麼說故事的脈絡後面有什麼樣的主觀動機，或是他自己?時也也沒察覺的環境制約？同樣一個故事又有幾種版本，哪種版本又最流行？為什麼那個版本會流行、不同的版本又給讀者們帶來了什麼不同的影響？
這是我做為一歷史學學生最關注、也最有興趣的課題。

在現代之前，史官的工作不只編纂前朝文獻、同樣也記錄當下。
皇帝和朝臣的奏對議論，臺閣府榷乃至各省州廳官員的言行風度，悉由史館編成起居注和日志，而一卷卷的日志又編成長編，一代長編又能輯成一代君主的實錄，一部部實錄加在一起就成了日後寫朝史的重要材料。

中國是個太重視歷史的民族。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寫出一大部各朝代綿延不絕的大歷史、累積了各時代所遇到各種問題的大材料。每代的為政者們都積極地想主導、想總結當下人們對過往的認識和記憶，每一代的為政者也都非常關切猶豫，自己在後代的眼中留下的是怎樣的身影。
中國是個太重視歷史的民族。
然而政治卻幾乎是一門，教人如何遺忘的藝術。

  做為一個眼看著台灣社會如何受媒體催化而轉型的見證者，我自然亦不能無視於大陸社會由媒體牽頭而正發生著的變化。今年寒假雪災時，我自己因旅遊而身陷江南，和廣大被困在回鄉路的群眾一道在旅館、在車站、在車上透過各式各樣的媒體渠道掌握情況、交換信息--這個經驗，一來讓我理解了媒體在中國大陸突發變故災變時扮演的特殊角色，二來也對新聞與宣傳在大陸如何一體兩面地細緻結合、以及受眾在接收這些訊息時的反應，以及透著光解讀新聞語境中機巧奧妙的稟賦留下深刻印象；就我自己而言，作為一個廣義的、等待晴天的「災民」，霎才理解人們在事情發生的當口，真的不太希望再聽到「壞消息」群眾心理。也就是這樣，我才深刻體會到抽離自己習慣的社會環境、拋掉思考時的慣性反應是多麼重要，唯有親身紮到另一種社會情境裡，方能更好地體察一種傳播話語的方式及觀念，它何以產生、為何產生、為何有延續之必要，而其所以能維繫的憑藉又為何。

  而在這次震災後，台灣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幾乎在事發的一週後，極大篇幅地轉載了來自大陸的新聞；而透過如南方周末記者群的手記、央視值播百餘小時的現場紀實，我方再一次深刻理解了，為什麼錢鋼先生會說「只要給中國記者一點空間時，他們就能噴發出極高的水平和職業的責任心。」而除了主流的報紙、電視及通訊社之外，這次震災(以及前早西藏風波中由草根力量自發做出的反擊與辯論)中，網絡媒介所發揮的作用、監督能力、信息通報能力不可不謂衝擊了、甚至引導了主流媒體的採訪線索。例如第一手災情的畫面、各鄉鎮信息的通報、救災及後續問題的經驗均可在各大論壇中被網友們自發性地「頂上來，不要讓它沉下去」。與QQ網曾藉網友之力還原濟南暴雨紀實的例子相比，08年以來的幾次重大事件更鉅量地展現了居世界人數之冠的中國網民所能爆發的力道--不論是體現在揭貪打假、還原事實、人肉搜索抑或是飆昂的民族主義情緒之上。

全球的華語人口市場幾乎達到十五億人，然而至今卻遺憾地還未出現一家在全世界範圍內博受尊敬與公信的華文媒體。而要完成這一個大夢，最重要也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中國大陸傳媒領域的變化。我自己就深感，若不能帶著看透紙背的洞見，只憑在海峽對面、乃至於大洋對面監看著冰冷的電波，就一槍打死、一筆抹煞整個中國傳媒圈中融冰(或是浮冰?)下的波湧和潛流，那就太可惜了。若光憑自己盯著那些已經被印出來的或播出來的東西來觀察，可能就漏了一個不足--那就是忽略了在螢光幕後、在編輯台下面，這些報導是怎麼樣製作出來的，而製作的過程中又歷經了哪些直得慨歎或景仰的堅持拉扯妥協及努力
   因此，今夏既有機會能鑽過紙背、鑽進後台、進到當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傳媒單位去一窺堂奧，我便爭取了到《財經》雜誌，這間曾敢於揭發社保基金、魯能國營資產賤賣等弊案，長期從產經領域為切入點，觀察中國體制改革與社會文化變遷的刊物去實習。敢言，又知何以為言、何以當言，是許多朋友對它的觀察，也是我亟欲探究的問題。

  中國大陸今天是不是崛起我還不敢保證、但絕對是處在一個劇烈變化的過程--否則，借用艾青的話說，今天許多人眼框裡不會常含著淚，因為他們愛這片土地愛的是多麼深沉。而在這劇烈變化的過程裡，媒體就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一個國度的百姓要看到怎樣的故事、看到故事的什麼面向、這個故事會被怎麼說、群眾看了又有什麼反應，政府看了也有什麼反應，媒體不能主宰一切、也不應該抱著我要來主宰這一切的心態，可是確是其中的一個樞紐。這個樞紐素質的好壞，將深刻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和面貌，或是至少影響人家外面看起來所以為的這個社會的風氣和面貌--台灣在大家的心目中或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論把它當作正例或是反例。

   我希望未來在兩個月的實習裡，能觀察、也學習大陸的新聞從業人員們是怎麼樣對待、履踐自己的任務，他們又會對這個產業未來描摹著怎樣的遠景。我期待，能透過這次實習，試著從大陸媒體界的內部，卸下外界的有色眼鏡，去仰觀、去俯察，細緻地惦捻它的脈搏，靜謐地傾聽它的呼吸。再憑藉著這些脈搏呼吸，和一顆一顆螢光幕後、編輯臺下，那個活生生跳動的人心，去想像或許十年後中國傳媒的面貌與角色又會走到哪個境地；並探討比起十年之前、再比起二十年之前，傳播與社會的關係之間(包括網路的崛起)又有哪些變與不變。

猶記得，在去年十月一場由大陸著名報人，原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錢鋼先生在台大新聞所的演講中，我向他提問到「當大陸學新聞的學生們，在校園裡時血仍然燙燙的、眼睛還是亮亮的。但是，畢了業進入機構之後會怎麼樣呢？」

他說，不贊成年輕人懷著過份的浪漫幻想橫衝直撞。血仍然要燙，但是腦子應該更冷靜、更沉著。寧可慢，不要戰！以及這段讓我最深刻的話：「閱歷這種東西，會催生正直和良知，但也可能滋養世故、權謀和陰謺。也可能在與狼共舞的過程中，沾染上某種狼氣。」

在某個台北的夏夜，我在中正紀念堂對面的國家圖書館借到一本書：《本報今日出擊》(南方日報出版，編為吶喊叢書。)搶在關門之前翻了半本，而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有盧躍剛記者序言，他說「在中國，黃河是一種人民心頭上永遠的懸念與羈絆。每一代每一代的人，都奮不顧身地欲往黃河邊上挑一擔土、紮一捆草，明明知道這些巨大繁複持之多代的努力很可能在瞬間崩塌決堤，但就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氣概，引著人們一代一代澄清黃河的決心。」

而另外一個故事，則是說一位採訪了村委選舉不公案的某位年輕記者，當他得要裝醉、偷偷摸摸地繞過縣委宣傳幹部的招待和封鎖，才能隻身在暗夜裡潛進傷者所在的醫院。而當初因為相信中國青年報最能主持公道，而向他送材料的那位投訴人，不顧滿身繃帶和瘀傷，一聽到記者來了馬上霍地起身說『我總算把你給盼來了」。這個年輕記者寫道，他第一次深刻強烈感受到這個職業可以給人帶來的撼動。事隔十年、地距千里，這種撼動幾乎不減分毫震過我手中的紙頁。

近日，則聽一位受大陸新聞教育的學友說到：「新聞沒有絕對的客觀和完整的」「再怎麼樣深刻尖銳的批判都會有其片面性。」

猛然聽到，讓我想到歷史學帶來的一點啟發。

歷史學者、或是某些擷取了歷史材料想要支撐一己說法的人常會習慣去宣稱「我很客觀、我最客觀、我至少比你還客觀」，然而一個人到這個世界上來不是一張白紙，不是一個原子式的存在。我們有家庭、我們有從小成長的環境，我們是在一個網狀的結構下成長，我們的出身、階級、國籍、宗教、種族乃至於教育過程，在在都會形塑、影響我們看待認識和評價這個世界的方式。這些讓我們在觀看世界時立足的基礎，就是我們的主觀，我們不能逃避它、更不能假裝沒看見。反而是要正視它、了解他、剖析他，知道這些固有的立足點會先給我帶來什麼樣的視界或侷限，知道我的主觀會怎麼樣地支撐我或者是影響我。也唯有我們先了解了自己的主觀，那麼我們才有那麼點可能，去逼近真正的「客觀」。

吾生也晚，沒能趕上從70年代到90年代，台灣社會氛圍終於封冰漸融，乃至春江盪湧的波瀾壯闊；但是未來，或許大陸的轉變我們可以見證、甚至可望在其改變進程中對其發揮影響、且亦不能逃遁於它所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