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会真切地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激情澎湃的文化热潮。那时，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的复苏，伴随着西方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蜂拥而来。当时还年轻的我们，似乎一夜间发现了一大片闻所未闻的新大陆，于是我们削尖了脑袋，拼命地钻进去吸取养分，试图去填补之前虚度了的光阴，去找寻被压抑了的理想。思想解放、叛逆、幻想、激情和叫喊，共同构成了那段文化狂欢。作为思想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当时的美术领域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这些当今艺术品市场上响当当的名字正是出自那个年代，而这些名字都与一个人脱不开干系，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前卫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先生。他也正是踏着那个时代的节点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

     主持人：栗先生您好，
     栗：您好
     主持：好像您是1978年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吧，
     栗：对，
     主持：您当时学的专业是什么？
     栗宪延：水墨画，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主持：传统的水墨画
     栗宪延：恩
     主持：然后毕业以后到了《美术》编辑部工作
     栗：对
     主持人：那么就是1978年到《美术》编辑部工作，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在中国的美术界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这种事情。
 栗宪延：那时候是刚刚开放，所有的中国的现代艺术出现一些最活跃的（迹象）是从1979年。
        主持人：1979年。
       栗宪延：1979年年初有两个大事，让我很震动，一个就是在中山公园，当时很多三四十年代被关起来的呀，或者是被打下去的现代主义运动那些宿将都出来展览，叫《新春风景静物油画展》，现在看那个风景静物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主持人：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嘛。
       栗宪延：但当时正因为所有的艺术在文革期间呢都是要工农兵，为党的任务服务的，它突然就是放弃了这个，去找一些，寻找一些唯美的风景和静物，这个其实就是对过去的一种突破，再一个就是上海的《十二人画展》，这12个人全部是从印象派到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这个时期的风格，这个风格对中国的那个时期封闭了那么几十年的大多数人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艺术样式。

解说1：当时的《美术》是中国美术界惟一的官方权威杂志，1979年新春那两场带有平反性质的画展，让身处《美术》编辑部里的栗宪庭，也觉察出了一股新的潮流已经开始涌动。到了那一年的晚些时候，这股潮流再也无法抑制。就在当时全国美术界的地标——中国美术馆的院墙外，一个名叫“星星美展”的展览由艺术家自发举办了起来。

      栗宪延：到了1979年的下半年，
      主持：下半年了
      栗：就是九月份、十月份，他们就是在美术馆的墙外边，做这个露天的展览，就争取自己的展览的这个自由，因为所有的展览以前都是全国美展，官方展览，那么从他们开始要争取自己这个展览的权力，那从这批艺术家让人看的作品也是让人非常震动，他关注政治，那么这种政治就是整个多少年想说的话，被压制的那种感觉，他表达出来了。
     主持人：对，像王克平的那时候的这个木刻作品。
     栗宪延：对，《沉默》，包括那个《偶像》，《偶像》，那《偶像》当时那个第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后来还是给拿下去了，还是拿下去了，不让放。
     主持人：好像还是有一点过了一点，当时还是过了一点是吧，
     栗：对对对

解说2：参加“星星美展”的艺术家们，都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与栗宪庭属于同代人。他们都有被压制的经历，以及强烈的想要呐喊的情绪，他们的出现让当时的小栗兴奋不已，然而，他却未能如愿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发表出来，因为“星星美展”对权威的挑战很快得到了回应。展览第二天，它就被强行禁止。尽管如此，它的名字却永久地留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

        主持：“星星画展”引起的这个震动是一个全国性的。
 栗：全国性的
        主持：当时我们在外地，对这个“星星画展”当然没有机会到北京来看，但是多多少少还是通过一些媒体，一些别的渠道，多多少少了解了一点，感觉真的好像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一样。
        栗宪延：它实际上是整个这种心灵上，要求这种个性，自由表现个性，一种风格的自由，是带有挣脱过去这种，就是很强烈的这种政治色彩，使中国的艺术从此，就是跟这种反叛意识形态有关系，有直接关系。

解说3：“星星美展”被不少人称为中国现代美术的起事之举。在它之后，一种批判文革的伤痕美术思潮开始普遍出现，尤其是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艺术家。这时，一批来自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学生引起了栗宪庭的注意。

    栗宪延：我们最早得到信息也是从四川美院传来，然后我们就出差到四川去，突然发现这样一批学生，因为年纪也跟我一样大，都是知青上来的，当时那个批判这批四川美院这个伤痕美术的有一个词叫“小苦旧”
    主持：什么叫“小苦旧”呢？
    栗：过去说“红光亮、高大全”，“小苦”就是小题材，小人物，“苦”是那个苦难的苦，苦难的生活，苦难的表情，痛苦的表情，还有那陈旧的面貌，因为这些人都大多经历了这种插队，然后这些人很多是城市长大的，没有见过农村那么落后，就是以前被告知的那种“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幸福光辉的这种东西。
    主持人：包括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栗宪延：一到那发现呢完全不一样，加上改革开放以后，他看到外边的一些信息之后，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太强烈了。让他们心里面就承受不了，所以他拼命地强调，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真实，一个是人性，真实呢其实真实也很难说，但是他的心里真实就是特别强调他被伤害的一面，所以你告诉我繁荣富强的，但是我看到的是痛苦的，是落后的，陈旧的，他强调这个陈旧的，强调人性就强调，全部是画小人物，你像罗中立那个《父亲》也是，那个是稍微晚一点出来的。

解说4：《我的父亲》是画家罗中立1980年的作品。画中人的原形，是重庆一位负责看守大粪的贫苦农民。罗中立在1975年的除夕夜，看到他独自蜷缩在阴冷的粪池边，履行着他的职责，为的只是能多挣些工分，养活家人，也养活人民。同情和感慨让画家产生了“我要为他们喊叫”的强烈冲动，也诞生了这幅著名的油画。

        主持人：《美术》，1981，这是第一期。
        栗宪延：是，这个是由我改版的，
        主持：你改版的了
        栗：当时他们编辑部选了三个责任编辑，选了两个中年人和我一个最年轻人，这个主编当时相对比较开放，叫何容，他说你来打头阵，然后我就开始改版，就是改成这个样子，跟以前的不一样。
    主持人：对对对，带黑底了。
    栗宪延：带黑底，把一个（作品）突出强烈的。
    主持人：过去说一个红色中国的刊物里头要是出现一个黑底这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栗宪延：以领袖像的这种尺寸和面貌，来画一个贫困的农民。
    主持人：这期杂志把罗中立的这个《父亲》推出以后，这幅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栗宪延：这期的封面当时是，主编还是有点拿了一把汗，我说我
     主持：你来负责。
     栗：对，我来负责
    主持人：所以这写的是“本期责编栗宪延”，由责编来负责。
    栗宪延：对对，由责编来负责任，我说我负责任，他说那你试试吧。而且我当时还，我当时的主意是要用一个局部。
    主持人：更放大一点，其实这个局部已经变到封二了，对对对。就是要看到那个皱纹，眼神，汗水。
    栗宪延：当时强烈地想，我后来这一段这个编辑方针就是不断地要找一些敏感的焦点，和比较刺激性的图象，因为这个图象比较刺激就是大家心灵上正好一个交替时期，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肯定有刺激性，如果抓住它就能引起大家的不管是反对和赞成，它会引起一些讨论，当时我主要是这个，再说我也确实喜欢这个作品。

解说5：1981年，栗宪庭顶着压力发表了《我的父亲》之后，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他在年轻画家中的声誉也由此建立起来。他奔走于各地，和艺术家们打成一片。这期间，他逐渐注意到，很多画家都开始涉足不同于写实主义风格的抽象画，以更加尖锐和刺激的方式表达自己。于是，栗宪庭决定再做一次冒险。

 栗宪延：我是一直在下边做一些很多，看艺术家工作室啊，看这些学生年轻人的作品，发现这是个抽象的这个潮流，就是从现代主义到了抽象，我当时就1983年的一月号做了一期以抽象为主的，当时我的心里就是说，一个抽象的东西，就可以彻底把这个写实主义解散了，解构了，没有了，不再有一个现实的形，但是这个东西第一期出来的，在编的时候我开始心里面就有些打鼓，因为这个时候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敏感的字样，一出来，在印刷厂的时候大标题，报纸上已经是“反对精神污染”，我说这肯定坏了，一出来，就给停刊了，停刊了上面就是让我停职检查，但是我心里已经很清楚，我说我不会做检查的，停职可以我就停职，

Part 2
串场2：
 1983年初，因为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点名，栗宪庭被《美术》杂志停职。赋闲在家的他利用这段时间，安安静静地读起了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没想到，这却让他因祸得福，因为即将在中国美术界掀起狂澜的新一批美术家，也正是从此时，从读书、尤其是读西方现代哲学书，开始自己的艺术思考。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突变，直接酝酿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85美术新潮运动”。
 
 栗宪延：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量地翻译和出版西方的哲学，文学的这些著作，就是大家都是在读书当中成长起来的，
 主持：都在读书
 栗：对，都在读书
 主持：而且读哲学书多于读艺术书
栗：对对对，那个画里面也是解释这些，理解不清楚的这个哲学观点。有一本书呢会互相传告。
     栗宪延：那个严力打电话给我，我这有一本《现代艺术史》你来看，我们到他家去看，反正看不懂英文，看画嘛。这个时候我也正好在看，没有工作了嘛
 主持：也在读这一批书
    栗：对，那么这个读书的经历实际上是和后来的“85新潮”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

 解说1：1985年，政治空气相对前两年有所松动，读着西方哲学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展览、会议和刊物中崭露头角。他们成立各式各样的艺术群体，发表亢奋而激越的见解，作品也更趋于抽象和超现实，一场现代美术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兴起，这就是“85美术新潮运动”。
 
    主持：所谓的“85美术新潮”为什么会用这一年作为一个符号性的标志呢？（为什么是）85呢？为什么不是84不是86呢？
    栗宪延：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有一个特别跟政治有关系的，就是那个一个时期放松了一段，总要有一个政治运动，或者是跟政治运动有关的东西，要来收一下，收一下，收一下接着就再放开，那么再放开的时候呢，就比原来那口呢大一点。
    主持人：对对对，所谓回潮。
    栗宪延：回潮，这个就很奇怪，就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到1983，1984年比较沉寂，对对对，那么1985年呢，这个就政治上稍微又松了一些，另外它还有一个刺激物，一个是，就是这个全国美展，就是等于是最后一届就是大家还看的展览，官方展览，后来大家都不再看了，发现他就是把那个文革的样式，又重新做最后的那个集结一样，大家看了很反感。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美国很著名的一个波普艺术家，也是前几天刚刚去逝掉了，劳森伯格，劳森伯格，他来中国展览，大家一下看到一个，全面地看到西方一个大师的所有重要的作品

解说2：今年5月15日去世的波普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对“85新潮”时期的大批年轻艺术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1985年11月，在他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上，“这不是艺术”成为了当时观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主持：那个展览的确让人非常震撼，劳森伯格很多的这种现成的东西，装置性的作品，就是带到这个中国美术馆以后，很多中国人整个傻了，整个被震傻了，这样的东西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艺术殿堂，而且被称之为大师的作品。
     栗：然后大家就趁着这个资讯来了以后，大家一夜之间全部都在搞这个私人的展览，全部都在玩现成品。
 
解说3：1985年，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年份。对于栗宪庭的个人生涯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不错的转折点。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年轻的博士刘骁纯，抱着关注当代美术的态度开办了《中国美术报》，并且请来了被《美术》杂志封杀近两年的栗宪庭。

     栗宪延：那个时候你就，在某种意义上是恢复工作。
    栗宪延：对，恢复工作。
     主持人：重新又回到体制里头来了
    栗宪延：对对对，然后我就开始，开始在这个报纸上拼命给这些新潮艺术以版面，开始就又恢复到我原来那个编辑的那种办法，只是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呢，所有的研究院，研究美研所的人都来骂我，那刘骁纯就出来站到我这边给我说话。
    主持人：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在那个上头发文章的其实什么人都有，我在上头都发过文章，我在上头发过头版头条的文章，真的，大家感觉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很好，在这个地方各种新潮的东西啊，各种很新鲜的想法啊，都可以在上头予以讨论，尽管可能并不是十分的清楚，并不是十分的了解，但是总有一个说话的地方。
    栗宪延：对，后来别人不是说摘了一篇《中国美术报》的文章，大家都看不懂。
    主持人：对，那个时候说《中国美术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名词轰炸，弄一篇文章过来以后说让作者自己给我们解释一下，说他也解释不懂，就是堆了一堆在上头。

串场3：
 “85新潮”被人们称为第一次全面的“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它是在改革开放后，80年代文化热潮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部分。它像个杂交的混血婴儿，基因混乱，有着与生俱来的野蛮生命力，极度缺乏营养而又胃口极好，由于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冰冻期，它缺乏让自己根深蒂固乃至枝繁叶茂的土壤，这使得新潮美术本身又充满了矛盾，比如形式的简单与粗糙、思想的浮躁与浅薄。到了1989年初，这场有着感人的爆发力的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点。
 
        主持人：我当时候感觉就是整个全国知识界，包括思想界也好，文化界也好，学术界也好，艺术界美术界其实都处在一种，用个词，怎么说，叫做是“高热状态”吧，对对，是吧，高烧不太好，至少是高热，激情澎湃，激情澎湃是吧，激情澎湃这种状态，群体性的，或者说是都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到了这个1989年的时候，会酝酿出一个1989年的那一次就是，那个展览叫什么名字吗？有名字吗？
        栗宪延：就叫“中国现代艺术展”。
       主持人：就叫“中国现代艺术展”是吧？
       栗宪延：当时最早发起是1985年夏季在珠海，就是王广义当时所在的单位，就是他找了一笔钱，请大家过去，就是这几年有过的展览，带幻灯片过去，大家来做个交流和讨论，就每个地方选一两个代表，幻灯片在这放，放的过程呢大家有人提议，说为什么不搞个展览呢，这就开始发起，从那开始，开始酝酿，

解说4：
    经过诸多波折和重重审批，1989年初，这次汇集了全国新潮美术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终于酝酿成形。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栗宪庭，为了尽可能真实而全面地展现艺术家们的作品，绞尽了脑汁。

      主持人：我们当时也就觉得奇怪，就说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啊，包括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展览，把整个中国美术馆里里外外全部都给包下来了，按照当时候中国美术馆应该它是文化部管的，中国美协直接管的，它怎么可以让这些东西会进到这里头来？
     栗宪延：就说我欺骗人家嘛，后来这事，包括《美术》杂志（1983年）抽象那期，人家说是我欺骗领导，欺骗领导，我是欺骗人家，但是我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主持：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对，要做成，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栗：先给他的片子呢是另外的片子，找了一些比较温和的片子他们看了，但在布置展览的时候，包括一楼，我全部把一些可能会引起大家强刺激的一些（作品），后来我在给所有的组织委员会谈我的想法的时候，上来就说，哇这又是小栗的作风，刺激人家，然后我去找杨志鳞，就是南京的一个杨志鳞，也是一个参展的画家，他就是平常喜欢设计，然后设计一个标徽，我们在这聊聊，突然他那个桌子上有个火柴，火柴上印着一个“不准掉头”的这个大标志，非常强烈，是个黑底，红的，红圈，红圈，箭头是个红的，那个圈是个白的，就非常刺激，当然我们不约而同，哎，要这个，以这个作为标志，后来就在做这个标志的时候，我又找工艺美院当时几个人来就想做旗，后来人家说这个太像希特勒的了，我们没有看过，希特勒那个旗，那是几十年以后才看到了那个场景，全是这么悬挂着的了，当时我就是要悬挂，去找人去订了那个气球，热气球，要放到天上整个把美术馆盖起来，我设计的就是这样的，但后来那个热气球拿来了以后，就是氢气找不到，因为时间太紧张，就没有找到氢气，最后充不进去，最后说怎么办，我就在现场，我说好，我说从美术馆这个台阶往下铺，铺满，有一个镜头看大家呜，我在那旁边指挥，我说铺，整个盖满，也还挺有刺激性的。
     主持人：挺刺激的，所以那个其实我最早知道这个事是刘东，刘东跟我说，他说鲁湘，这次最精彩的是这个标志，他说最精彩的是这个标志，不准掉头，其实当时大家已经好像心里头已经有感觉了，就是要掉头了，是吧。
    栗：对

Part 3
串场4：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盛大开幕。当年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恐怕都是张着嘴，带着惊讶甚至惊恐的表情走出美术馆的。因为其中的一些作品，用一个现在流行的网络语来说，完全是在“恶搞”。美术馆一楼大厅里，吴山专卖起了对虾，9块5毛钱一斤，比市场上便宜了很多。李山开始在画有许多美国总统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王德仁则从一楼到三楼所有的作品前撒下了避孕套；张念上到二楼展厅，坐在地上，身边散放着18个鸡蛋。他头戴小帽，身披白纸，上面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颠覆着中国美术馆的官方权威，但是，与一件作品比起来，这些还都是小打小闹。

解说1：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展第一天的上午11点，在美术馆一层大厅内，惊世骇俗的一幕发生了。

解说2：开枪的这名女子名叫肖鲁，高干子弟，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她枪击的是自己一件反映社会沟通困难的装置性作品《对话》。在一旁协助她的“同谋”，也是身为高干子弟的艺术家唐宋，肖鲁后来的男朋友。对于这一酝酿已久的惊人之举，栗宪庭在展览之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栗宪延：当时他们拿来这个作品的时候，唐宋还不是作者，因为那是个装置，只是肖鲁的一个装置，毕业创作，但是唐宋跟我说了大概说我们会有一个行动，我先不告诉你，我说我也就不问你了，但是我就是在摆作品的时候，就放了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
    主持人：就知道他们会有一个行动。
    栗宪延：会有一个行动，但是具体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去继续追问他。
    主持人：这个是一把真枪。
 栗宪延：是把真枪。这个枪是肖鲁他的这个，就是他父亲的朋友，就是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是李松松他爷爷，就是现在李松松也是个有名的艺术家，他爷爷是当时的海军政委，枪是他奶奶的枪，就是批准他奶奶好像也是军干，特殊地在家保留一个手枪，李松松经常这个枪小时候不懂事拿出来偷着玩的，有时候在防空洞里打一枪什么之类的，肖鲁知道这个细节然后就跟他借了，李松松就把这个枪偷出来。
 主持：然后就策划了这么一个枪击事件
 栗：对，是

解说3：由于这次展览本身所带有的那种危险性和边缘性，开幕的那天，美术馆里就来了很多保安和便衣。直到肖鲁打枪之后，人们才知道，连公安局长也在美术馆里，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就站在打枪那儿不远。 枪声响后，大批警察闻声而动，中国现代艺术展被迫停展4天。肖鲁和唐宋则被刑事拘留。

      主持人：枪一打以后，这个展览等于就是，
      栗：就关了
      主持：就关了，关了以后，当然这一声枪响就是长久地留在了中国，不仅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的这个时空里头了，也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历史的这个时空里头了，那么对这一声枪响，您是怎么意解这个行为的。
    栗宪延：当时就是这个枪声完了我就写了一片文章，就说是《两声枪响——新潮美术谢幕礼》，就说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用他高干的身份，唐宋是个高干，这个肖鲁也是高干子弟，就是他枪也是高干，也是高干的枪。
    主持人：地位的象征，一种特权的象征。
    栗宪延：特权的象征，那时候唐宋的所有作品都在探讨这个，一个临界点，比如说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一个巢，鸟巢，很温暖的巢，但是由火柴组成的，就是很温暖，但是随时可能会燃烧，会有危险，会燃烧，那么这个这个打枪肯定是很敏感，在美术馆，也肯定会被抓进去，但是抓进去，因为着一系列特权也一定会被放出去，他用这个检测中国的这个法律的弹性程度，当我后来又重新在解释的时候，增加了这个临界点，就是在临界点里边，人有一种高峰体验，就像打擦边球，就打擦边球那一瞬间是有快感和危险，担心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起，就它就要证明，证明这样一种体验，因为这种高峰体验，打擦边球的这样一种临界点的体验，只有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有这样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感觉。

串场5：
        2007年，《对话》这一件汇集了当年诸多往事的作品，被中国嘉德拍卖行以231万元的价格卖出。然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命运却与这件作品高涨的价格背道而驰。上世纪90年代后，从圆明园到宋庄再到798，当代艺术一直走在社会的边缘，多数的艺术家都成为了村夫。面对这样的窘境，栗宪庭也逐渐转变了他的角色和身份，在艺术圈的江湖中，他不断扶持着那些几乎与盲流无异的艺术家，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等当今的大腕们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与他的推动不无关系。于是，在当年的“小栗”变为“老栗”的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个看似很威风的外号：“前卫艺术教父”。

解说5：中国美术馆的两声枪响之后，中国现代艺术被集体封杀，从天堂直接掉进到了地狱。艺术家们初期聚集在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但苦于没有知名度也没有市场，他们的生活拮据到了极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在栗宪庭等人的带动下，将作品推往国际艺术品市场，没想到这一无奈之举却成就了他们。

      栗宪延：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是有这些艺术家大量，在世界上参加展览，就有很多重要的展览，这些展览使这些艺术家非常有名，那么引起整个西方的收藏界的关注，他们开始收藏，这个收藏他们手里有东西以后，就是从2005年后半年开始炒作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个炒火这个有，当然有很多别的细节了，这是西方的市场炒起来的，从几十万一下到几千万，但是他一炒，中国的这个艺术市场就有点慌了手脚，因为中国的市场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是在乡土风情画，像陈逸飞，王沂东，这些艺术家，一旦西方一炒起来以后他们慌了神，就是受到西方的艺术市场的标准的这种冲击，中国也开始拍，拍得也很高，那么这种市场的这种很高的这种价钱呢，就是通过中国的媒体，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中国当代艺术，这样一回事情，实际上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错位和歪曲的一个宣传，因为最早的开始，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报道当代艺术这几个人，然后方力钧是个封面，一个脑袋，上面大标题是什么“昔日穷光蛋画家如今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它在炒作这个当代艺术这个过程当中，是把他当做财富明星去炒作，那么这个社会知道当代艺术家。
       主持人：也知道他们是新的一批富翁。
      栗宪延：富翁，就这个很荒唐，大家知道，他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审美意识上，有过任何松动，或者改动，说哪个人真正喜欢张晓刚的画，或者喜欢王广义的画，没有，或者甚至他不知道王广义、方立钧是谁，作品是什么，但是知道他的作品值多少钱
 
 解说6：1995年以后，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宋庄成为了现代艺术家们新的聚集地，部分画家在国际国内艺术品市场上的火爆，让原本施加在艺术家身上的各种压力逐渐化解。于是，这里成了艺术家们多年来一直渴望的一个乌托邦，而被称为教父的“老栗”，也悠闲地坐镇于此，颐养天年。
 
      主持人：我们刚才一直从1978年谈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正好三十年，这三十年可以说在您的生命中间也是极其重要的，就是一直在为中国的独立的艺术家，一种独立的一种艺术，在做一种，摇旗呐喊，或者是摇旗呐喊，有人把你说成是教父，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一个教父，在某些意义上，您我觉得有时候像保姆，
     栗宪延：后来我说我是一个乡绅，就是后来我在想这个角色问题，我当时是想到2000年彻底住到这个地方，就想我退出这个艺术界，因为艺术界现在太热闹了，很多也太商业了，就是想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反省一下自己，突然周围来了这么多艺术家，让我看作品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生活依然很艰难，就说这些富裕的当代艺术呢，只是非常极少数人，就说宋庄太像一个金字塔，就那么几个人有大房子，有车，不止一辆的好的车，好多辆好的车，但大多数艺术家非常贫困。
    主持人：金字塔下面的，仍然是像圆明园时代一样。
    栗宪延：一样，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我看过有的艺术家一天就吃一顿面条，酱油、醋、盐就这样生活一天，还依然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生活方式，能不能在这儿给他们建立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是我近三年时间，大概三年时间什么也没干就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到我自己角色的时候，我也不是个评论家了，我也就真的是写不下去文章，就在做很多这种具体事情，
    主持人：所以说来说去到最后头，您看，现在开始变得白发苍苍以后，也就更像一个过去的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乡绅了，就积极的参与地方的建设，然后使地方的风气，各个方面风俗能够有一个变化。
    栗宪延：是，因为我想这能不能成为一个模式，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批人，能不能效法这样一个模式，做这样一件事情。
 主持人：对，这个非常好，如果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这样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岂不是有很多的桃花源存在吗。
 栗：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