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向广东省政协常委们通报了2011年全省反腐倡廉工作时提到，近年来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十七大以来，我省有14名公安局长、28名国土局长、6名组织部长、43名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今年以来，全省共有106名县处级以上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被查处，占被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的43.3%。

茂名市从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到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开始，茂名全市都烂掉了，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真的是腐败很严重，无法形容。这可是茂名整个市的问题，不是个别领导的问题。茂名是广东的一个市，中比较突出而已，其他的一些市也并不见得干净多少，只是问题没有暴露而已。广东只是全国的一个省，相信也是全国腐败问题的一个缩影，其他省份的腐败问题也不见得比广东能好到好多少。在大陆来说，天南地北，要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社会风气很好的地方，无论是穷的山区，还是富得流油的长三角、珠三角村镇，都找不到。那怕是试验区也没有，一个小县城，一个小乡镇都找不到。因为这一片土地上，实行的是同一制度。制度相同是逃不了的宿命。就拿开发开放的前沿地区，观念之先的深圳，也是不能幸免。腐败问题已经是影响政权稳定的最大的因素。近几年也不断加大的反腐败的力度。但遗憾的是，当今的腐败问题在基层已经是形成了风气，甚至是习惯，有远见的人都知道，没有全社会的反腐，只是体制内的反腐，是无法扭转社会腐败堕落的趋势。

 张宏杰在凤凰网的访谈中说：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但是监督制衡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监督还是主要是靠体制内的上层监督，我们中央的反腐决心还是很大的。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社会民众监督虽然已经有一定的作用，但远远还很弱。张宏杰的话对分析今天我们社会腐败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基本没有多少腐败问题，官员大多是很清廉。那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也有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也就是过去的儒学士大夫的精神，有一种人格的操守。他们很多从革命走到建设时期，从为革命事业甘愿牺牲的高尚精神，到了建设时期还保留了奉献精神，为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奉献力量。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格，也对身边人要求严格，从不特别关照自己的司机秘书。可是这一批老革命慢慢老去，在干部中以前的士大夫精神，高尚的人格操守慢慢失去，到了今天已经彻底失守。大家可以从自己身边的人可以看到这一点：八九十岁的老同志，思想很纯洁，很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再往下到了六七十岁的退休干部，他们在退休之前已经为自己身边的人优先安排好很好的位置，即便是最廉洁的领导，也在社会风气之影响下，也会要安排好自己身边的人，而不是对他们更严格。到了四五十岁现在领导干部，从省级到市级，再从县级到乡镇领导，无不一个比一个首先想到关照自己身边的人，首先是自己捞好处，得利益。士大夫精神下的人格操守已经守不住了。这才是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

据《羊城晚报》报道，10月20 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议，针对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在常委会上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在公众参与下创造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汪洋书记讲得没有错，现在是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了。但首先官员的道德水平，人格操守能守住，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平才有可能提高。社会普通人要自己用“良知的尖刀”可以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但有些领导干部的存在丑陋是无法靠他们自己来解剖的。这需要社会外在强有力的监督，舆论网络民主的监督。

中国反腐败真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