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深圳实行居住证的新闻，很欣慰，想起四年前的一篇旧文，深圳，一个又爱又恨的城市。

百万人的失语

　　4个月来，有逾百万人就这么被从一个城市“梳理”出去，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声音让人听见。这个城市我几年前去过，曾经为它四处可见的宽阔的草坪赞叹不已——尽管那个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是住在简陋的窝棚里面，但是到了夜晚，我们可以到草坪上踢矿泉水瓶，或躺着上面谈生活的艰辛和日渐渺茫的理想。这些被“梳理”的人我也见过：穷极无聊的时候走到郊外，可以看到和家乡一样的蔬菜，这是外地农民租种的。不远处搭着简陋的窝棚，一家人都住在那里。这个城市是深圳，这些穷苦的人正在被赶走。
　　
　　“至少在这4个多月时间里，“梳理行动”差不多成了深圳市、区、镇、村各级管理部门的一项中心工作，大量的干部投入到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清拆运动中来。据说有“老深圳”惊叹，论及对基层组织发动的程度，在深圳的历史上只有1950年代的土改可以相提并论。”“坊间猜测，深圳市政府有意通过拆除违法建筑，“一举多得”，达到让逾百万“不适宜于在深圳居住人口”自动迁移的目的。”——《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08月10日
　　
　　也就是在我们为“读经”和“甘怀德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们被悄悄的、被大张旗鼓的赶走了，我们都没有听见。这让我想起二战的犹太人，我所喜欢的以赛亚.伯林说，他愿意做一个永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我愿意冒煽情的风险，说自己永远是农民，是民工。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知道了而不开口说话，这是无尽的耻辱。我从来不曾高估自己的言说的力量，而且相对那些被驱赶的父老乡亲，我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我想起一年前写的《说吧说吧》，里面提到一位农民因为看到我贴在书店的《农民问题的书单》而来向我反映情况。我说：“他说他以为我是作家，想向我反映反映情况。他没有说：没想到我不是。其实就算我是作家又能够做什么呢？就算我是国家领导人，我一言九鼎，难道就能澄清四海吗？你说他怎么会在墙上看到一个名字，看到一个可能关心农民的名字，就鼓起勇气来“反映”情况呢？难道他已经无处可去了吗？……”一个人无处可去，百万人同样如此。
　　
　　道理似乎无需一再重复，关于送容遣送的讨论的有过很多，而这次是相似的。老莫说贫民窟是“城市之光”，是现代文明吸引他们来到了这里。我的朋友阿修罗天说，“生活不如狗……老了赶你走……就这么简单。会有报应的。”贾樟柯说中国的大城市是盆景，是刻意栽培出来给人看的。《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作者说：假如你要得到他的选票，你就不能让他像猪一样的生活。孙立平在《断裂》里面提到过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一种说法，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据说几乎有90％的深圳市民赞扬和支持政府的梳理行动，这是些跑在马拉松前面的人。还是老莫说，“中国改革几十年来，在有效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的同时，也拉大了社会差距，这一差距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之下显得越发悬殊和惊人，不容讳言的是，在这一断裂面前，不少人对民族整体现代化的前景产生了怀疑，一些抢先获得了较大收益的人群，由此而产生了某种我称之为“土围子现代化”的小富即安心理。”
　　
　　淮生说：“不能上演没讽刺的一曲戏，像某岛屿上“金喇叭”那样：买得起金喇叭的人才有表决权。”因此，说吧说吧，我们一起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