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曼谷报道，2011年12月23日，习近平副主席出席泰国华人华侨各界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发表《未来10年将更注重以人为本促进公平正义》的致辞。

我想，习近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公平正义”的主张，有利于着手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政府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有利于转换工作重心，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经济建设的成果，及其再生产过程的动力学机制。

要不要在2012年陆续推出《原德：大国智慧》系列？考虑了许久，没有最终的决断。而今日清晨，看到这样正向阳光的好消息，我感觉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于是，终于下定决心，不怕挫折，排除万难，都要整理编辑出版《原德》。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但是在发展中有诸多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都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这也表明一百年来、六十年来、三十年，“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已经悄然转换为“中国何以处世？”或中华语境中“大国何以处世？”的主题。

因此，迄今为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由选择复制带来的“百年困扰”、“千年选择”——将中国公民以族群、阶级、集团、帮派利益诉求差异和拥有差距为标准，切割为意识形态上的左、中、右派而残酷无情地斗智斗勇“谋求独尊”的历史，可以终结了。

那么，本着“以阳光的心态，讲述中国阳光的未来”的建设主义精神，“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解决不得了”，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于情于理都应对解决问题有所担当——所谓“原德：大国智慧”的系列观察与思考，正巧针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亦即“大国何以处世”的主题应运而生。

中国何以处世？大国何以处世？处世的第一要义，是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

首先，何谓“大国”？在东方语境中，大者，自立天地之间也，即人也；国者，域也，公也。古人云，域中有五大，德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之文从一大，人之文象臂胫，头、手、足皆具，身、心、灵恊和，可以參赞天地，且通达真善美慧神者，是爲大。由此观之，大国者，即以人为本之域也。因此，这里的“大”，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基于体大之“强大”、“伟大”，而是古人发现的“人”。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某个整体、群体、形而上的“人”，而是马克思发现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亦即具有生命自组织力的人。

所谓“大国”，实为以人为本之国，所有人互利共生之国。

何谓“原德”？这里的“德”与“道”相对，德为道之根本、源头，道为德之载体、显现。有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德；有德是，德生道，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伦之道。凡域中之大道并行，曰共；凡天地人之大德，曰生。因而，生，以及生命的方式各有不同谓之道，曰共生，生生不息，恊和万方，周而复始，化生万物，归根结底，生产、生活、生态，成就大千多彩世界宏大叙事，遂成万千世界，九九归一，是谓原德。

生态文明时代，就是顺共生原德之势能而行，共生法则昌盛的时代，全人类都将全面调整工商文明以来形成的各种生活方式，趋于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顺共生原德之势能而行，即为大国哲学！

循此大国哲学，方显大国气象。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通过生育创造生命、通过分工互助创造生活，两项宏大历史叙事相互交织创造生态，成就“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之国度，是为大国；用当代人的话说，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恊和全生态，恊熵大自然，恊同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之国度，是为大国！

所以，我们说的大国，与西方现代语境中1648年以来的国际体系构架中所拥有显著优势权力资源（或综合国力）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有关联，可兼容，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顺共生原德而行”，即全体国民（包括公务员）循共生法则、共生智慧而笃行。同时，大国哲学，必有人类情怀、有世界担当，承接全球共生大任。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在未来10开始遵循这样的处世哲学，那么，习近平提出的“更注重以人为本促进公平正义”主张，就能真正落到实处，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达人和。这样的处世哲学，不是弱者向强者的乞求，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精神体能（Energy）强大者主动伸出的和解、和睦、和合之手，以便全生态地走向物质能量、信息能量、精神能量转换之恊同生、恊熵生、恊和生，即“三恊生”，亦即共生。因而，拥有强大精神体能的大国，特别强调“非物质性权力”（文化、价值观、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魅力）对于“物质性权力”（经济、军事力量的投射）的制约与规范。

这样的大国处世哲学，不妨叫作“共生新思维”。祂向我们昭示：一切观念、规则、制度，包括1648年以来建构的地缘政治、“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一切理论、政策、实践，包括500年来人类尝试过的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文明形态……都要进行重新反思和价值重估而重建，因而，人类往后的一切智、谋、行，都得由此出发和以此为归宿。共生新思维之“新”，就新在：祂是不偏向、不偏袒、不偏信任何个人、组织、集团“谋求特权”的思维；是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一切工具理性，置于生态文明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的崭新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国家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和哲学观。

共生新思维包括“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和“共生价值观”。共生法则好比政治生活中的负离子；共生智慧能转换社会生态的熵值，以避免系统趋于死寂；故当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共生让人生命增值！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大国处世哲学，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小众乐乐不如大众乐乐。大国处世哲学，首先是针对当下中国“发展进步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出的因应之道，其意有五：

第一，针对中国当前“官富民弱”、“两极分化”的现实，告诫“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文语境中的所谓“精英”——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皆可称之为“官人”）在谋求“特权”的轨道上要“知进退”，不可过于贪婪，以其用转移财产方式防止一旦激起民变逃过一劫，不如早日改变思维方式，学会“共生智慧”，诚心做点“先富帮后富”的事儿，走共赢、共富、共荣的“共生发展”之路，否则，中国必将面临社会关系清零格式化，搞“起点平等”重新发牌。官知大进退，民必谙大厚德！

第二，针对中国“基尼系数突破0.5%”社会群体事件激增的现实，既然谁都不想发生又一次重新洗牌发牌的革命，那么，Live and let live在这里，就表示“和解”与“和谐”的关系，以及“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强调实行“和解”是“和谐”的前提，允许“维权”是“维稳”的前提。

第三，针对中国的暴力革命传统思维，强调“官生，民生恊同生”，再不可将人划分三六九等甚至“敌人”予以消灭，而必须学会与任何人共处共生，表示“共生”与“革命”的关系，劝诫有革命倾向的人们走出“坐轿子的与抬轿子的简单循环换位”的历史窠臼，即便是暴发革命且取得成功，也应当学习一下美国南北战争后既往不咎（一个人不抓，更不株连九族）的伟大政治实践，将过去一百年政治上的恩怨情仇一次性化解。

第四，伴随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成长起来的中国突破3亿人的80、90后，蕴藏着巨大的生命自组织力，其社会能量也将无与伦比，他们不但会见证着“维权与维稳”、“和解与恊和”的历史进程，而且会程度不同地直接参与其中，因而，他们将成为深谙“全球视野、中华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新一代，他们在未来10年将成为践行“共生发展”主题（或者经受“共生，还是革命”考验）的中坚力量。

第五、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全球文明、文化最大的熔炉，必然蕴藏着领导群伦均衡、普惠、共赢的国际感染力，倘若共生法则有助于中国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各国领袖与人民也一定能运用共生法则，发挥共生智慧，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共生发展，必将成为新的世界主题！

所以，“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不是一种道德说教，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法则，一种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本质内在联系的新思维，即共生新思维。

共生新思维的核心，是强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共生关系，高于互斗关系、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上的表现，就是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互为条件。

基于共生新思维的“共生发展”（或“共生崛起”），将致力于创建一个能将大同世界（尚书）落地、小康社会（荀子）提升的共生世界；致力于中国与世界切实导向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新生活方式；致力于中华民族以“良知、文明、共生”，会盟“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一道，普惠全人类、普惠全生态、普惠全宇宙！

“原德：大国智慧”是一套直面“发展进步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并着眼于建设性解决的系列图书，初步打算出版十种：《原德：大国哲学》、《原德：大国社会》、《原德：大国经济》、《原德：大国文化》、《原德：大国政治》、《原德：大国公民》、《原德：大国外交》、《原德：大国军事》、《原德：大国智库》和《原德：大国法典》等。每种平均20万字。先出前五种，大致内容如下：

《原德：大国哲学》的内容，已经大致在上文中表述。收入的作品主要有《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必须在思维方式上来一场改革》、《真正的革命，必是范式创新！》、《当代中国哲学思维停滞和僵化的根本原因》、《当下中国思想理论界各派人士影响力分析与恩格斯平行四边形理论及中国的未来》、《背景主义如是说：文化危机说到底是哲学危机》和《“三恊论”、共生场、处世哲学——在“超光速中微子研究报告会”上的发言》等。

《原德：大国社会》，基于对“后工业社会”思维的整合，提出“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及“前生态社会”概念，核心论题是作者2007年9月7日在“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新殖民运动：中国农民与中国特色》、《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建设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的思考和建议》、《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宏观稳定_自组织理论与历史经验相结合的考察》和《以公民共生体的形式促进社会组织建设》等。

《原德：大国经济》，基于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以及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现况，提出重建人类经济学基础、GDE价值评估体系、中国家庭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到仨自组织人等概念和命题，核心论题是作者2010年6月8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接受特聘研究员时所作的思想报告《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建立“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的尝试》，收入《“霜前冷，雪后寒，太阳出来喜洋洋”——为什么要展开“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等。

《原德：大国政治》，基于一百年来世界各种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移植演化，以及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得失利弊，提出一种超越现行君主政体、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的全新政体形式——共生政体概念，及“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命题，核心论题是《共生政体：从革命党、执政党到“服务党”的历史转变——中国政体改良的中道路线图》及《钱宏在DC谈“和解共生与中国再造”——兼议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十五个切入点》、《内部力量的分化与成长，决定大国转型的成败》等。

《原德：大国文化》，基于500年来文明、文化的纵横冲突与融合，东西、左右、心物的撞击与整合，以及终结论、阶段论、一元论、多元化、在地化等至今互不相容的现况，提出“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智慧引领向前”、“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共同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命题，核心论题是应邀为云杉先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所作评论《重建大中华价值范式》，及《国家形象高于一切——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善待他者：国家形象高于国家利益——序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和《共生主义：中国形象的哲学基础》等。

爱因斯坦说过，你不能企图用造成问题的思维解决问题。有句老话，叫生活之树常青。

一个时代、生态、气候、地球、天体，人类的知识，尤其是“分专业区隔”的知识，难免陷入盲人摸象却又振振有词（据说因为是科学）的尴尬，从思维方式的根子上说，这正是“发展进步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之因……

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作者对于哲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观察与思考，超越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业设置范畴，即不是从文本知识开始，而是直接从自身与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实况经历、感知、体悟、实践进入，故而其观察与思考，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种相互贯通的特征，且是伴随作者的成长而成长，伴随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尤其是13亿中国公民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应当如何在这种相互贯通中得到价值上的尊重和制度性保障。

因此，作者不满足于基于现实得失利弊的权谋、谋略意义上解决“发展进步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而必定是着眼于哲学和系统的结构式更新入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正是作者比较愚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