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华网报道，贵州省瓮安县城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

据当地警方介绍，６月２２日０时１５分左右，黔南州瓮安县第三中学一位名叫李树芬的初中女学生在县城西门桥附近河中身亡；县公安局依法进行调查验证，并作出检验鉴定，但其家人和亲友对鉴定结论不满，怀疑这名女生是被他人所害。

２８日下午３时许，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导致事态扩大，围观群众迅速增加。在一些人的带动下，聚集人群开始冲击县公安局大楼，冲进大楼砸坏和焚烧多间办公室。随后，情绪激动的人群又开始掀翻、焚烧停留在县公安局和政府大院里的２０多台车辆，并陆续冲进附近的县政府大楼和县委办公楼，砸坏和点燃多间办公室。

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至29日凌晨2时，围观人员缓慢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作出重要批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要求，尽快依法妥善处置，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从北京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

可以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首长，对这一突发群体事件的处理，是及时而有效的，“尽快依法妥善处置，恢复稳定局面”的妥善二字，凸显示了执政者的人本思想。

此前看到报道，说是有上万人参与这次群体事件——姑且算一半吧，而全县只有46万人口，估计县城人口也就4、5万人吧，——就是说，占县城人口十分之一的人参加了这次事件。——这样大的规模，可不是少数不法分子能在短时间能动员得起来的，特别是动员的理由，仅仅因为一位身亡初中女学生的家人和亲友对县公安局的鉴定结论不满。

据悉，目前瓮安县各级党政部门已经积极派出干部深入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动员说服工作，说明事实，稳定人心。我想，以事实真相说服群众，到群众中间去倾听民情和解决问题，局面就会得到根本上的恢复和稳定。

官员们常常陷入一个很矛盾的怪圈，就是一面指责人民群众不明真相，却同时又百般掩盖真相，不愿意向民众说明真相。

官员们对很多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视若无睹。等到问题堆积如山，民怨沸腾，也不愿意走到民众中间。直到民怨总爆发，造成大规模群体事件，官员们才有所恐慌；但很快地，又将责任推到“少数不法分子”身上。

这些不法分子真是暴民吗？

我觉得，除极个别外，绝大部分肯定不是。

即使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具有不法、暴力情节，这也是官员们逼的。——不这样做，不能引起他们的恐慌；不这样做，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不这样做，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不可能走到民众中来；不这样做，无法解决问题。

——当然，这样做了，代价也是惨重的：逮捕、坐牢，甚至还可能丧命。

这令我想起日前广州市举办的市、区、镇三级官员大接访。

数万名群众在风雨中轮候上访，原本两个小时的接访时间，延长至七个小时才得以完成。市长张广宁接访，接到手软，连连感叹接访始知百姓难。

张广宁在接访期间，连喝口开水的时间都没有，期间，他想上洗手间还曾引发访民的鼓噪。为了见市长一面，有些访民扶老携幼，在前一天下午两点就带齐乾粮和水排队，还有访民从潮州、汕头连夜赶到广州，上百名访民打地铺，通宵轮候。

当时正值“风神”携狂风暴雨汹涌袭粤，为伸张正义，为公正公平，访民不惧风雨。一名访民喊：“为这一天，我等了十年。”

据统计，整个大接访，共接待八千三百五十人次，可以看出民间堆积的冤屈之多、之深。单单一个广州如此，整个广东、全中国呢？

每个访民的背后，都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很多是法治受到破坏、腐败得以横行的故事。其实，这些冤屈很多官员早就耳闻目睹，之所以长年置之不理，是因为明哲保身的政治生存术作祟。类似房产、土地、劳保、拆迁、污染、医保，许多民众为之苦苦挣扎的问题，都是些陈年旧案。有些还牵涉面极广，并涉及在任官员的既得利益，就往往成了官员们为所谓顾全大局而不管不为的冷藏雪糕。然而冷藏，社会积怨却不会因此而蒸发，大量被边缘化的民众诉求，汇成江河湖海，就会积累巨大的社会能量，会在特定时候洪水暴发。

就贵州省瓮安县城“6.28”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坦承：“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值得深思的是，广州壮观的上访洪峰反映出的这麽多民间积怨，为何多年未能解决？那些信访以及举报热线，为何不能发挥作用呢？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是怎麽代表人们的利益呢？媒体舆论为何不能发挥为民喉舌的作用，为民发声、为民监督呢？贵州瓮安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内在原因是因为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那么，应该责罚的是“少数不法分子”和“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呢，还是要将处理的矛头对准那些贪污、渎职的官员？——我坚信，任何出现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地方，只要稍微追究一下，就能挖出一大批搜刮民脂民膏的硕鼠。

很可惜，从贵州当局目前的态度来看，还停留在“执政为民”的空喊口号上，停留在“要继续提高领导水平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上；对“6.28”事件的善后工作，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旁观协同者，以批评教育为主，对组织、策划和施暴者，要重拳出击，绝不能手软。如此一来，那些逼迫民众走上街头的贪渎官员，又该庆幸躲过一劫，继续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狐假虎威，继续搜刮民脂民膏，继续堆积大量民怨；如此一来，打造勤政、廉正政府，就成了一句空话；努力建设一个平安的瓮安、平安的黔南州、平安的贵州，恐怕还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治理上最根本性的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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