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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开西藏的藏人生涯中，他们分散众多区域居住，成为「流亡大西藏」，一直以来实行自治，但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教育、卫生的高度自治，极少行政管理的自治，没有解决就业的压力，没有城市建设的规划，也不会为通胀或者经济过热伤脑筋。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要求将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聚集在一起，因为达赖在印度创导和实行的就是「文化自治」。

　北京中央政府与达赖的代表相约正式谈判，双方对这次会谈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北京政府也减缓了大批判式的指责，表现出宽容和善意。达赖也放话，对会谈表现出期待。3．14拉萨暴乱后双方形成的剑拔弩张在缓和，这为对话设定了以和为贵、以诚相待的基础。但对话仅有诚意还不够，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有过多次会谈，双方都说没有进展，在缺少互信和了解下，一些敏感的问题分歧很难达成共识。达赖的反复，以及提出的「大西藏」、「自治」等令人质疑的概念，都让人难以敞开胸怀。事实上，即使达赖在印度北部山区的49年流亡生涯，实行的其实还是藏人分散居住的「文化自治」。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飞行约一个半小时，抵达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型机场，出机场再沿一条平整的柏油马路绕山而上，不到半小时，在群山环绕之中，一座山城展现眼前，这就是达兰萨拉(Dharamsala)。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西藏民众，自一九五九年出走西藏后，在这里开山辟建了流亡藏民的新家园。站在崎岖曲折的山路上眺望远处，一边是悬崖下印度北部富庶的平原，一边是顶端上常年积雪的山峦，经纬分明犹如「分裂」和「统一」的势不两立。

　虽然气氛良好，但杂音还是不少，流亡藏人的核心成员桑东丘波切就表示出不一致的看法。他认为，前六次会谈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机会渺茫。他更反对中国将西藏土地划分为11个区域，并直说：「我们希望整合所有藏区，并获得完全的自治权力。」这一说法明显和达赖喇嘛关于大西藏版图问题的说法相当不一。达赖喇嘛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访问时，就曾用明确坚定的口吻说：「我关心的不是版图、边界和地盘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他也曾经说过：「只要求西藏文化的自治，而不是政治的自治。」

印度人管辖达兰萨拉行政事务

　事实上，达赖喇嘛出走49年，跟着他流亡在外的藏人10多万，从离开西藏的那一刻起，达赖及其流亡藏人所实施的充其量也就是「文化自治」。印度是达赖喇嘛最早落脚的地方，印度政府划出地块安顿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藏人，除了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的居住地，在印度的南部、东部，甚至尼泊尔等地都分散居住了流亡藏人，犹如一个「流亡大西藏」。

 　达兰萨拉是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居住在此的藏人也不足万人。印度政府当初批出土地租赁50年，最近听说又追加50年。说是「流亡政府」，其实达兰萨拉的行政事务，包括山城建设、建筑审批、社会治安管理、交通等都由印度人管辖。「流亡政府」有法院和法官，但审判的仅为一些民事案子，更没有约束力，因为没有自己的警察，判后当事人不执行，他们也没有办法强制。

　分散在四处的流亡藏人，他们相互间联系的纽带主要就是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力。在流亡藏人的集中区域，「流亡政府」致力做的就是教育和医疗，让流亡海外的西藏人都能够接受具藏传文化的教育，传承藏传佛教的文化，让他们生老病死有保障，这些都是「政府」所做的事，也仅此而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藏民的纳税，藏民以所在国货币的三个单位交税，如在印度就交3卢比，在美国就是3美元，或参照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二交税。过去「流亡政府」还有不少产业，都因经营不善而私有化，其行政力也在弱化。流亡藏人的很多教育机构，都不是「流亡政府」直接投资，而是依靠西方的善款资助生存。

　由此可见，在藏人离开西藏的生涯中，他们分散众多区域居住，成为「流亡的大西藏」，一直以来实行自治，但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教育、卫生的高度自治，极少行政管理的自治，没有解决就业的压力，没有城市建设的规划，也不会为通胀或者经济过热伤脑筋。即使仍保留几千上万的藏军队伍，也被印度政府征召上印巴前线去了。在印度生活了49年，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要求将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聚集在一起，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因为达赖在印度创导和实行的就是「文化自治」。

双方会谈可从宗教文化入手

　事实上，达赖喇嘛在印度实践了近50年的「大西藏」 「文化自治」，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样的「文化自治」，比目前中国境内所有藏族区域的管理权限都要小得多。况且，达赖更规定，所有进入「流亡政府」的公务员，至少要考两门语言，一门是藏语，另外可选英语或者是汉语。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自治并不排斥汉语及汉人的参与。

　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行西藏自治，那么，西藏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产，保护西藏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华文化。由此出发，中央政府与达赖的对话，就应该是文化对话更多于政治对话，宗教的会谈更多于行政架构的利益。即使达赖担忧的藏人受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在一个国土中，北京也会，且应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假如达赖喇嘛在印度所实践的「文化自治」，就是达赖在谈判中所提出的「大西藏」概念的雏形，北京是否应该对「大西藏」概念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新的审视？达赖方面是否也应该就所谓的「大西藏」概念，作更为清晰的阐释，在内部形成更强的共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界是否也应该就这种持续了近50年的「大西藏」「文化自治」模式，与北京目前实行的西藏自治政策，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甚至理论探索？保护西藏文化、宏扬藏传佛教，本为北京既定政策。若能绕开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的死结，从宗教、文化角度入手来探讨解决西藏问题之路，逐步建立互信的基础，相信会更有利于双方的对话。。（文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