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恒忠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也称“6·28”事件。事件参与者放火焚烧了该县县委县政府大楼和公安局大楼，将停放在这些大楼前的车辆全部砸烂、烧毁，抢走、烧毁公安局办公室资料以及电脑若干，并打伤数十名公安干警，一名公安干警被打成重伤，然后将公安大楼１－２楼全部砸烂。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首先肯定的是，这起恶性刑事案件发生后，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及时发了稿件，将这一事件产生的直接后果报道了出来。不论官方定性的观点正确与否，在汶川“5·12”地震后，官方媒体的开放态度和做法，重视了老百姓的知情权，无疑是一大进步。让人遗憾的是，在事件尚未展开全面调查，一些法律程序尚未开始之时，官方就断言起因简单，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未免有些仓促。

    此时，那个死去的少女是怎么死的，相对“6·28”事件而言，在官方看来有些不太紧要了。但是，如果说就是“一起起因简单”的案件，且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在这个全县仅有46万人口的偏远山区，引发了上万群众游行，后来演变成了冲击国家机关的打砸抢刑事案件。在我看来，单纯从敌我矛盾分析的方面来考量，不仅不可能依法公正解决这一事件，而且也不可能抚平民怨，触及不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大概从此入手考虑问题，或许对解决或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大有裨益。

    似乎这一说在上海有了佐证。7月1日上午，一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用刀连续捅向多名民警和保安，6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另有4民警和1保安受伤。这起上海有史以来性质最严重的一次袭警事件，据称起因也是疑凶对闸北分局的处理不满引发的。或许，当初公安机关的执法人性化一些，对疑凶的人格有足够的尊重，不至于引起案件本身以外的不满因素，这起刑案本该避免。

    老百姓为何容易被激怒，为何那么轻信“谣言”，抛开刑案本身不说，探究一下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地方有关部门和一些官员的执政理念、工作作风在法治化、人性化方面的欠缺和欠妥，是否也是一些不该有的诱发因素么？更不论目前地方官员的腐败，“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与民争利，严重侵害公民权益，利用公权力为所欲为了。

    在处理瓮安“6·28”事件时，如果还是停留在对刑事犯罪分子的追究上，不从“深层次因素”入手，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来问题，解决长期危害社会的官僚体制，追究那些导致此事件发生的诱导因素，真正体现法治的理念，依法公正、公开，让老百姓心服口服，或许类似的事件这不是最后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