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钱宏先生的“背景主义”

——哲学的一条新路

按：今天是毛泽东诞辰日，特别转发民间哲学家李东凯的一篇评论，纪念喜欢哲学，且与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会面也依然是谈哲学的毛泽东诞辰118周年！

2011年12月26日于京华

文化、文明以及思想精神等人文社会领域集中显现了人的存在状态，隐藏着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案的出现，都是因为有人的认识的参与，而人类的认识是人类存在的必然行为。因此，人的认识和人的存在自然地被纳入了我们的思考研究范围。而人，只是世界万物中的某种具体存在，必然受到万物背后根本规则的支配，如此，我们的思考又可以涉及到万物的本质，绝对的存在。而绝对的存在，即万物的根本支配体，自古以来就是哲学的最高研究对象。

可见，从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某个现实问题，逻辑展开后，就发现，每个人的生活与所谓的高深莫测的哲学，其实是很紧密的。

认识万物的共同的支配规则，认识人这样的具体存在，认识人的存在的各个方面的，论证人的存在的共同支配规律，为文化、文明等人的存在的一切相关领域提供根本的理论根据，这就是哲学的研究目的。

时代不同，认识水平不同，甚至各人的认识也都不同，因此，对于万物的根本支配体，即在哲学上被称呼为本体的，人们的认识成果也是不同的。这个本体对象的设定不同，其研究结果不同，那么根据此“本体论”所推论出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就不同，关于人的文化、文明等一切行为的解释就不同。

黑格尔之前，哲学的重要领域在于认识论。自从亚里士多德哲学在12世纪从阿拉伯中东传入欧洲之后，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理性思辨哲学逐渐解脱了宗教神学的桎梏之后，关于认识的来源诸问题，哲学界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争。唯理论强调从绝对的存在出发企图为认识提供根本理论根据，经验论则强调要从感觉经验来获取真理。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企图为知识提供第一哲学原理而失败，休谟以感觉经验方法论证出真理是无法感觉到而引发出“不可知论”。

如果这个世界的确没有什么普遍的真理存在，那么人类的认识不就没有意义了吗？这显然与人类的历史实践不相符，因此，在康德的时代，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康德说知识的形成，除了感觉经验产生的表象这些材料，还必须要有组织这些材料的形式，而这些形式不是感觉出来的，而是先验就有的。康德虽然以先验理论为普遍真理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是，这些先验形式只能组织客观事物在意识里的表象，却无法把客观事物自身纳入认识，如此，客观事物被隔离在认识之外。而这一点也与人类的认识实践是不相符的。

怎样把客观事物纳入人的认识过程呢？这就是黑格尔时代的哲学任务。黑格尔以古老的矛盾对立法则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存在论为基础，建立了以“思想即本质”为本体化根据的认识论，把康德的物自体和人的认识以矛盾运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客观事物与人的知识之间的差异的确可以形成一对矛盾。主体内部的矛盾对立是主体运动的根源，根据这个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主体运动理论，客观事物与人的知识之间的矛盾，如果可以共存于某个主体，那么，这对矛盾必然能够推动这个主体的运动。

这个主体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思想。“思想即存在”，“思想即本质”。客观事物与人的知识之间的差异矛盾推动思想这个主体运动，这个主体运动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的过程。

可是，客观事物与知识的差异矛盾，难道真的共存于思想这个主体吗？甚至可以问，知识作为人的认识成果，当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时候，即附属在人这个主体上，还能算是主体吗？因为能够独立存在是主体的必须条件。

因为以上问题，黑格尔之后，哲学依然处于迷茫。既然思想不能被信服地当作本体化对象，那么，什么又能可以成为更合理的本体化对象呢？

请注意，在这里，哲学已经有了伟大的转折,从认识论转向寻找本体化对象，或者更宽泛地说，转向寻找哲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不是说存在就是哲学的自古以来的研究对象吗？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呢? 黑格尔之后哲学研究对象的探寻和远古时期对于万物本原的探寻，有什么区别呢？

巴门尼德只承认绝对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是永恒的真理所在，现实万物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因此，现实存在物不属于哲学研究的对象。柏拉图顺着这个思维研究“理念”,最后因为无法把现实存在纳入存在和思维的研究范围而把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亚里士多德以“实体”存在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论证出现实存在体也是存在，不过是绝对存在的个别。如此，自从亚里士多德，现实存在与绝对的存在都成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当然，绝对的存在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对现实存在的认识只是认识绝对存在的必要途径。

对于现实具体存在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论证出感觉经验、逻辑论证、检验实验是必要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其实就是科学。

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存在论与科学方法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似乎并没有持续地被哲学家们认识清楚。到了黑格尔之后的科学研究时代，随着以科学方法对具体事物的研究获得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逐渐地，人类只承认科学的作用。

而我们现在应该清楚，亚里士多德已经论证出，对于具体可感存在的研究，科学是最正确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到了人类能够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客观可感事物的时代，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研究具体可感事物的唯一正确方法。那么，哲学应该干什么呢？

科学方法的感觉经验，指的是必须确定彻底完全地经验到对象，然后把全部所经验到的对象为基础进行逻辑论证和检验实验，才可以确定结论的正确。这一点，无数的科学研究可以证明。那么，对于某些存在，虽然可以感觉经验到，但是，无法经验到全部，也无法以检验实验包含全部，那么，以此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而导致错误。这也就是说，对于完全可感具体存在的研究，可以用科学，对于不可感或无法完全可感的存在的研究，则可以用哲学。

黑格尔之后至今的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于科学无能为力的那些不可感或无法完全可感的存在的各种探索研究。

不可感或无法完全可感的存在有哪些呢？

完全不可感的存在：以当前人类的水平无法观测到的现实存在领域，如观测不到的宇宙、人类未来，地球内核、海洋最深处。

无法完全可感的存在：地球内部，海洋深处、地球之外的宇宙、人类历史、人的意识、群体行为、社会、精神、生命、极微物体等、绝对的存在。

在以上不可感或无法完全可感的存在领域，不同的研究对象，就有不同的哲学流派。

如果以人来划分，可以有以人为重点的哲学研究，和以非人为对象的哲学研究。

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有考察人的生命的，如生命哲学，考察人的意识的，如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考察人的实践的，如马克思哲学，考察人类历史的，如历史哲学，考察人的心理的，如马斯洛的人类动机论，考察人类社会的，如法兰克福学派或其他社会学哲学等等。

以非人为对象的研究，有考察某些逻辑关系的，如分析哲学，考察某些系统关系的，如结构主义等等。

以上各领域的哲学研究是20世纪哲学的主要历程。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

另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哲学流派，可谓是否认哲学的哲学流派。在科学发展时代，有一种哲学理论只承认科学，否认哲学，这就是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除了观察到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拒斥形而上学，认为无法获得现象背后的实体或第一因对象的知识。典型的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还有一种，则是把某个领域的科学结论作为解释万物的哲学根据。这样的观点，在认识逻辑上就犯了以片盖全的错误，不值一提。

当今世界的“唯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危害已经非常明显，如金融危机、工程项目对生态的破坏。把无法根据经验或者无法完全感觉经验的对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其结论就是错误的。以这样错误的结论去指导人类的行为，后果当然是严重的。

以上所述领域的哲学研究，实践证明，至今没有得出任何如科学定理那样公认确凿的理论。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三大严重缺陷。

一．                片面化。所研究的对象，普遍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主体，而是附属于某个主体的。片面化对象的研究，其结论必然是片面的，需要以一定条件为基础才可以成立。

二．                逻辑推论不严密。由于缺乏一个根本理论根据，导致其认识结论大多是感性主观的，甚至是自圆其说。

三．                背离绝对存在。由于都以某个具体对象为研究对象，绝对的存在这个自古以来哲学的最高研究对象无法纳入其研究范围。

2008年在韩国首尔大学举办的第22界世界哲学大会上，几十种哲学分会，两千多名世界各地哲学研究者提交了几千篇论文，结果，只能是“会而难论，论而不定”，无法确定出某种公论。整个大会，犹如赶集，凑个热闹，或者如运动会，重在参与。

哲学的混乱已经有一百多年。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混乱。同时因为以上所说的三大严重缺陷，导致各种研究结论无法公认成立。这就是当今世界哲学界的现状。

我在0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有5篇论文被提交。《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混乱是由于丢失了研究对象》、《现象学不是哲学》、《一切人文知识的根本理论根据》、《民主是为了保护人权》。《哲学的混乱是由于丢失了研究对象》一文所论述的就是，在科学发展时代，由于背离了绝对的存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太多太混乱，同时普遍有研究对象片面，逻辑论证不严密的缺陷，而导致众说纷纭，让哲学陷入混乱。

哲学的这些问题，已经被当今的世界哲学界所公认。逐渐地，哲学的研究对象，从片面性的具体对象开始向整体性的对象转变，自圆其说式的理论不再受欢迎，严密的逻辑论证受到更大的重视，对于适用于万物的普遍根本法则的追求逐渐地成为当今哲学的明确目标，甚至有的已经把哲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拉回到绝对的存在。

是的，哲学要想获得新生，必须避免以上三大缺陷。研究对象不能片面、逻辑论证必须严密、以追求万物的普遍根本法则为研究目的，是哲学要获得新生和发展的必须要求。

最近，我了解到钱宏先生的《背景主义哲学》。我欣喜地发现，这个《背景主义哲学》非常符合上述哲学新生的三大条件。

一．  以“最后的价值基础”为研究目标。让我们看“背景主义”的研究对象是怎么提出来的。

由于文化、文明、政治、精神等领域的现实迷惑而提出人类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指导人类行为的规则。这就是从人类的现实存在以及人的意识方面出发，提出了一个研究对象。钱宏先生在其著述中是这样提出这个研究对象的：“每一次文化危机，大致都是迄今所承认和相信的普遍价值的危机,亦即精神危机——既有的维系人生信念，缓释人生困惑并作为判断的行为准则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念不再被人们承认和相信。于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或个人精神生活中便出现了一种不幸的分离，一方面生活漂浮不定也不知道其最终意义，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催促人们必须作出明确无误的实际决定；一方面感叹“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又以科学为由对一切“信仰”持怀疑批判态度。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旨在重建某种可供人们作为判断和作为准则或整体地认识和评价事物的基本观念与价值基础的理论努力”。

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当今世界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根本理论根据，而导致各国在文化、文明领域出现许多偏执冲突或者混乱的问题。在丰富多样的世界背后，难道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吗？钱宏先生写到“然而，太多的选择，不仅像在过去一元化条件下造成人们的选择失能症一样，会使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而且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乱。太多的选择就是太多的价值取向，只要存在三种以上的价值取向，便意味着没有一种价值具有那种不可或缺的神圣性。我们仅仅从当前人们要求重建所谓“学术自信”、“人文精神”和打击遍布国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呼声中，便可见这种因“价值神圣性”的失却而造成的困惑和混乱之一斑。“价值神圣性失却”当然是典型的文化危机。这便促使我们在设计未来的大文化战略中，不得不重新考虑“一元论”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恊调一元论同多元论之间的矛盾，并消弭各自对人类生活的失弊。人类要组织活动（无论个人活动还是集体活动，也无论其真伪、善恶、美丑、慧愚、神魔），要使其活动成为现实和有效，不借助一元化的思路和行为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思想的同一性和行为的一致性，是人类一切有效活动所必须遵循的铁律，中外古今概莫例外。”

可见，从现实问题出发，从个人意识出发，再结合历史实践，钱宏先生提出了一个“最后的价值基础”。他说“我们讲的一元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范畴，也就是文化的宇宙人生观。我们相信，不管现代哲学主题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不管科学上有何等新发现，艺术上有何等新突破，宗教上有何等新变体；也不管人类处于前现代化、现代化抑或后现代化时期，只要在人们的生活里（不仅是专门科学，还包括宗教、伦理、艺术、社会，乃至经济）还需要作判断、需要行为准则，那么，便注定离不了一个既可维系人生信念，又可缓解人生困惑的最后的价值基础即文化的宇宙人生观。我们不难看出，只有能够充当整体地认识和评价一切事物的普遍理论形态之一元论哲学，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最后的价值基础”亦即文化的宇宙人生观”。

二．“背景主义”的研究对象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部的、整体的。

那么，这个“最后的价值基础”在哪里呢？钱宏先生说“我们有“背景”，我们自身即是背景。这背景与我们自身同一，它先于我们的（意识）存在，先于我们的（认同）本质，是我们的存在与本质的价值基础”。“在我们自身这背景里，一开始就得天独厚地已经蕴藏着宇宙数量足够多、质量足够大、品类足够全的瑰宝，这就是，一切进入我们的视界的构成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瑰宝，这传统，足可供我们不太费劲地受用，一如我们可以消受我们的身体——物质瑰宝，怡悦我们的性情——精神瑰宝，游戏我们的生活——工艺瑰宝”。

“文化融合反映在人的思维的组织过程，首先是一种背景显现”。

可见，钱宏先生的“背景”这个本体化对象，指的是一切客观存在和关于一切客观存在的所有的认识成果以及人的意识中的一切表象。需要强调注意的是，“背景”这个概念，不仅仅指客观存在，也包括人的认识成果和人的意识中的一切表象。在这个“背景”中，有客观存在和人的认识（知识和表象）。以“背景”为本体，既不偏重于客观，也不偏重于主观，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

如果说最后的价值基础就在“背景”，那么以哲学的表述就是，背景就是本体。钱宏先生也在其著述中提到说“背景就是本体”。本体，就是万物的根本支配体的那个载体。把这个本体的本质认识清楚了，自然就能以本体知识为根据来推论其他知识。这是自古至今各位哲学家所追求的。

钱宏先生的“背景主义”就是企图以“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以“背景主义”的本体化理论根据，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一些认识结论。因为这个“背景”包含了一切存在，而避免了片面，并且以追求适用于一切存在的最后的理论根据或价值基础为目标，因此，“背景主义”符合哲学新生的三大条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哲学的一条新路，一条很有生命力的新路。

根据“背景主义”，人是背景中的存在，人的认识或实践的成果又变成了背景的一部分。人的认识的发展也是背景的发展，考察背景可以认识人，考察人可以认识背景。

背景主义里的人与背景的这个相互运动关系，类似于人与绝对的存在的关系。人是绝对存在支配的具体存在，考察绝对的存在有利于认识人，考察人的存在，有利于认识绝对的存在。

因此，在背景主义里，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可以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唯物或唯心这样的片面极端。

那么，在背景主义里，认识是怎样进行的？

根据钱宏先生的背景主义，背景里的认识成果，需要人类继承，以继承为基础，然后，随着人的不断的更新的认识，而出现新的认识成果，而推动背景的发展。

人类的实践可以证明，人类的认识就是以继承和创新为方式来发展的。那么，人类为什么会继承和创新呢？

钱宏先生以关于人的各种研究为基础，提出了“生命自组织力”，包含三个要素，良知、良心、良能的综合发挥。

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自组织力”，都有良知、良心、良能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是一样的，平等的。

当然，每个人的“生命自组织力”的发挥是不一样的，这决定每个人的现实存在状态是不一样的。

人类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创新，都依赖人类的“生命自组织力”的发挥，因此，为了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人类应该努力发挥各自的“生命自组织力”。

个人发挥“生命自组织力”的同时，肯定会相互影响，其结果可能是合作共存，也可能是冲突消亡。而冲突消亡与背景存在的意义是违背的，因为本体化载体的背景是不会消亡的，与认识成果的不断继承和发展也是相违背的，因此，可取的只能是合作共存。钱宏先生把这个合作共存，称为“共生”。人类只有共生，才能确保人类的存在，确保人类的认识成果的继承和不断创新发展，确保背景存在。

所以，“共生”是背景存在所必须的法则，也是人类的存在所必须的普遍法则，是背景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个最后的价值基础。

根据“共生”价值，就可以推论指导人类行为的其他法则和规范。只要推论符合严密的逻辑论证，那么其结论就应该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如此，背景主义哲学，以追求适用于万物的根本法则为目标，以包含一切存在的“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从人的认识与背景的相互运动关系引导出人的存在是“生命自组织力”，再根据这个“生命自组织力”，论证出“共生”法则，再根据这个“共生”法则，推论出可以指导人类的其他知识。如此，已经构成了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人的存在、人的认识等全部哲学要素的非常完备的哲学体系。

所以，这个“背景主义”哲学，的确是当今哲学的一条新路。

那么，“背景主义”有怎样的缺陷呢？

根据上述的当今哲学要避免的三大缺陷，“背景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与绝对的存在的距离。

为什幺一定要认识“绝对的存在”呢？绝对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支配体，“绝对的存在”的本质或法则，是普遍适用于万物的根本法则。根据这个根本法则推论出的关于具体存在的知识，在认识逻辑上，最可靠、最确定。

“背景主义”的一个明显的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人的“生命自组织力”的提出上。这个“生命自组织力”是根据什么推论出来的，这个力的理论根据是什么？良知、良心、良能只是对于人这样的生命体的感性的描述，其在法理上的逻辑根据是什么？

再者，人存在于背景中。如果把背景作为人的存在的载体，即本体化对象，那么，背景的本质法则应该支配人的存在。如此，背景的本质又是什么？背景的本质法则怎样支配人的存在呢？根据本体论，凡是本体化的对象，其本质必须是支配万物存在的普遍本质。这个本体化对象的本质不清楚，具体存在的本质，也就不清楚。

当然，对于本质的认识，除了有确定的理性论证，也有各种感性的或者猜想性质的理解。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完全论证出“绝对的存在”的本质，但是能论证出绝对的存在是“第一纯形式体”，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至今依然是认识“绝对的存在”的必须基础。

钱宏先生把人的存在理解成“生命自组织力”,虽然缺乏严密的本体论根据，但也是以至今为止关于人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据人体生命学、生理学、意识现象学、生命哲学、甚至量子力学，人这样的生命体的确有一种“自组织力”，人的存在以及活动，就是人这个存在体内部的“自组织力”所驱动的。以人类已有的各种认识成果为证明，也可以树立“生命自组织力”这个说法。所以，根据“生命自组织力”所做的一系列逻辑推论，就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和可验证性。

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成果去检验一些结论，其合理性和可验证性越高，其客观正确程度，就越高。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钱宏先生的《背景主义》哲学以及由此论证出的“共生”价值理论，虽然在本体化理论根据上尚不完备，但是，依然具备较高程度的客观正确性，而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

李东凯

201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