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怀着忧心或热切的希望翻看生活书，怀着明确的目的性或虚无的物质期盼在“股经钱经”和职场宝典书中的徜徉，文艺社科书无疑是春风一抹，吹得疲劳的人惬意，麻木的人情怀顿开。本周，为大伙奉送几本的文艺图书，以备紧张之余，聊以释然。

一月之前，大师柏杨在台湾辞世。不管是为了纪念也好，刻意的旧事重提也好，那本曾经名噪多年的《丑陋的中国人》又浮出了水面。像诸多名著经典一样，这是本大多数人听说过、真正读过的人却不那么多的书。1985年，当这本书以“正视自己的丑陋面”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姿态集结出版时，轰动便开始了--国人们几乎人人不愿承认自己的“脏、乱、吵”、 “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却又无不想看看由这个如同鲁迅般的“斗士”老头柏杨，是如何剥中国人的皮的。时隔二十多年，斗士身死，今年4月，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如老头柏杨一样，刘文典同样是个斗士般的人物，民国狂狷，联大教授。同样地，另一个国人爱宣扬的秉性——老子天下第一，从这个老头口中说出来，反倒是真实而可爱。刘文典——这个拂袖骂过蒋介石的人，奚落过沈从文的人，追随过孙中山的人，营救过陈独秀的人，师承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的人，以自己为独撑“庄子”门面的人……这个有名有识的大知识分子，国学大师，他没有获得大名声，就连这本他唯一的传记《狂人刘文典》的付梓出版，也仿佛如野史般只得玄妙。但只要是对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真正有节气的名士，一个真文人，真狂人。《狂人刘文典》，2008年5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引当年西南联大之风。

最优秀的作品或许都与现实息息相关。要说的第三本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它以一座“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般的城市为背景，写下了一个家族的变迁，一个城市的流转，以及伴随着成长的记忆。帕慕克曾有言，要人们忘记他的身份和信仰，忘记他的政治情怀，但不可否认，伊斯坦布尔是他的身份，土耳其是他的身份，阿拉伯世界的纷争溶解在了他的情怀里。一座神奇的城市，一个被成为“欧洲当代三大核心作家”的争议人物，都在这本唤作“记忆”的书里了。

文艺从来都是现实与理想的论争和冲撞。时下正当头的剧作家廖一梅的第一部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虚拟地解构都市人群的爱欲小说。女人爱上男人并不奇特，老夫少妻如今也已经难以引起非议，痴恋再痴，要吸引现代人猎奇心理，仍然要在“奇”字上多下功夫。然而，这部号称是“几可与《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相比”的书，由写出了文艺青年们热捧过的《琥珀》、《恋爱中的犀牛》等诸多现代话剧的导演孟京辉的夫人捉笔写出，总有些值得期待的地方，也必将吸引文青们的青睐吧，至于其他人会怎么看，还得拭目以待，毕竟，这是本看起来比较文艺小资的书。

另有二三本书要介绍，分别是《70年代生人成长史》、《娱乐至死》。我们下意识地以为这是那本曾经获得过某某图书大奖的波兹曼探究美国文化冲击和娱乐化趋势的《娱乐至死》，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乐队主唱、媒体记者吴虹飞的《娱乐至死》——不幸的是，本书仍然谈论的是娱乐对政治、宗教、生活等方式的冲击和潜移默化。时隔数十年，美国的娱乐化已然在中国成风。

请看详情如下——

【书摘】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摘自《丑陋的中国人》

【书摘】

骂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实际意义上的校长，大小算是个"官"吧。这个"小官"原本是应该对那个"大官"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即使内心不愿意，表面装装也可以吧。可刘文典不！不仅不愿意装，还要与被国人视为"党国救星"的蒋主席对着干。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摘自《狂人刘文典》

【书摘】

"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uzn"，三次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但如果说"呼愁"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我自己所读的书却指出，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见两个迥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

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

——摘自《伊斯坦布尔》

【书摘】

【书摘】

这下好了。这下我们全都知道了，余秋雨的学问不过尔尔；李敖是一个自大狂；徐静蕾和王朔的钱不怎么分家；而冯小刚一个美工当年就是点头哈腰靠王朔给爬上名流位置的；张艺谋是一个装修大师；陈凯歌拍电影如果只拍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就挺好的；而“八零后”其实没什么作品；金庸是把旧的故事翻来倒去地写；叶京拍的电视剧才是当代“红楼梦”，而王扶林的《红楼梦》严重不靠谱；凤凰台的曾子墨范儿像足了林徽因；王朔本人从《金刚经》和《时间简史》中获得强大精神武器；王朔骂了郭敬明是“贼”，他道了歉；他过去骂了张艺谋是“臭大粪”，他道了歉，他还骂了杨澜的老公是“骗子”，他也道了歉……

——摘自吴虹飞作品《娱乐至死》

【书摘】

如果让我们自己总结：70后是有后劲儿的一代。就像石康在早几年的随笔《七十年代人的矫情》里说的：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

——摘自沙蕙作品《70年代生人成长史》

文/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