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贵州瓮安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诸多的猜疑、流言纷飞，并未因一些表态就偃旗息鼓。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时是突然引发的，有时则长期埋藏着导火索，一旦处置不当，就极易引爆。对于群体性事件，我们不能一味采取遮蔽、言禁的做法，中国是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光靠遮蔽和言禁是难以根除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土壤的。分析瓮安事件发生的原因，其实和以前的几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四川大竹事件、安徽池州事件等并无本质不同，主要都是由群众个体伤亡引发的对官方处置的不满，进而各种传闻四起，再加上官民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造成人们更相信传闻，从而让传闻占据了民间信息传播的上风，加上以往积累的矛盾或者社会痛感，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遂越闹越大，及至惊天动地。

    瓮安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仅仅是由一起简单的事故引发的，那么这起简单事故的影响力也太大了，居然可以发动较多民众参与，可见瓮安事件的发生是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简单。有关方面表示，“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也就是说，深层次矛盾已经在瓮安当地长时间掩埋，可惜的是，这些掩埋着的矛盾并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高度重视，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就措手不及。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有哪个具体部门或者具体官员站出来承担责任，似乎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责任均与己无关，而对方则是无理取闹，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教唆利用。这种解决手法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之后的“常规”手法，散见于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程序中。

    其实，这种常规手法已经被用得十分熟稔了，以至于一位网友在博客中就预测了群体性事件的五个处理程序：第一，电视上播出一个视频，展示暴徒是如何掀翻警车、砸毁政府办公室和放火烧公安局办公楼的，肯定有特写镜头，如一个青年手拿一根铁棍什么的； 第二，发布公告，要求参与打砸烧的人员于5天之内到公安部门自首，否则从严惩处； 第三，再过两天，播出当地市民声讨暴徒、渴望安定的现场采访； 第四，播出一些不明真相参与打砸烧的自首人员痛哭流涕悔过的画面； 第五，对一些因保护国家财物和打砸烧人员博斗而受伤的警察给予奖励。这种预测不一定准确，却也让人似曾相识。如果这个预测彻成真，此程序显然就差了一环，也就是缺少对政府本身施政行为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

    这些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诸如征地、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劳务纠纷、城建拆迁、计划生育、治安案件等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了高危态势，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对于群体性事件，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当即扩大化，由小变大，或者埋下祸根，成为再次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火药桶”。

    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更科学地、更公开地处理危机，使发生管治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谓管治危机，按照于建嵘教授的说法，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存在问题。一般而言，管治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管治能力的低下。二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要想解决管治危机，从根子上化解社会矛盾，就必须提高干部的施政能力、法治能力，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四个层面做好工作，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社会发展事务中来，让人民群众更多地知晓信息，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执政者、施政者的信任度。

    瓮安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教训；从根子上化解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危机，是一门大学问。安定和谐，稳定发展，是每个理性人的诉求，现在看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不仅要学会居安思危，也得学会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