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反抗压迫

1971-1973年，先后有五件事，给成长中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偶然在公社李秘书(父亲的朋友)处读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不明白为何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自己的烦恼，他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说林彪要设国家主席就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还有那个山洞，很让我好奇（因为毛主席是属蛇的，正好比我大一个花甲60年，都是癸巳生）。

第二件事，是与生产队长发生激烈争执，队长让人到大队部汇报后，抓住我一次在水库工地偶然迟到的错误，晚上开起有全大队民工参加的批斗大会，说我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最高指示，“不安心务农”等等，这回是特地找来五个“四类分子”作陪斗。没想到少不更事的我，反而愤怒起来，历数队长的错误行为，坚持认为队长是以地方宗族势力歧视我这个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外来户，说今天开批斗会完全是打击报复。结果，几个邻村的贫下中农当场哄笑起来，有一位农民伯伯干脆站起来为我打抱不平，大家都说队长不对，于是，主持批斗会的民兵营长赶快宣布批斗会结束。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震惊的是：我居然走到坐在台上的队长面前，伸出手说“对不起，队长，其实我也有错，请你原谅，以后我不会和你争了”，队长也满脸通红地伸出了手。后来，大队一次组织打靶，我竟得全营唯一优秀，那位民兵营长和那位打抱不平的伯伯，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这位民兵营长带队防洪抢险，还特地让我当了采石队爆破队队长。

第三件事，是批林批孔时读到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解放全国“四类份子”的话，第一次想到搞政治的人说的做的和心里想的原来完全不一样。要知道林彪当时抓阶级斗争最狠，我早在长辈们（贫下中农）告诉的许多故事中了解到，大部分地主富农原来都是靠勤劳，特别是节俭，成为地主富农的，有不少仅仅在解放前三年变成地主富农的，甚至说他们简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就成了倒霉蛋，“土改”对中国“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于严苛的嘲弄，解放全国的“四类分子”——作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生命一视同仁的我，感觉这是件多好的事啊，可为什么林彪要反对毛主席呢？当时不完全明白，但有一种精神释放的轻快感觉。

第四件事，一次当众和父亲的激烈争执后，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对我拳打脚踢过，我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和父亲吵架，一定要有人在场公开吵（哪怕只有母亲一人在场也好），否则，不但有口难辩，而且总是以挨打告终，就因为是父子关系一开始就无平等可言（后来才知道这是儒家文化“父为子纲”的精华）。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毛主席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我早有一本油印本）中毛主席说到他与父亲毛顺生的抗争故事，最后反而争吵慢慢少了，遇事也有商量了。

第五件事，我们一家住的猪圈，位于村子的边缘树林前，经常有各种小动物出没，特别是那些可爱的松鼠，真是招人喜欢，一次偶然发现一面墙头瓦下之间有四只还未睁开眼睛的光溜溜小松鼠，我把它们取下来，天天用麦管给它们喂米汤，一个月后小松鼠就长出了小绒毛和漂亮的尾巴在床上蚊帐上耍欢，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收工回窝与它们相伴，它们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时光，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没有听到它们的叫声，也没有看到它们在蚊帐上蹦跳，急得我到处找，也没下地去干活，最后在被子底下找到了它们，四只小松鼠直直地僵在一起，显然是深秋天气它们钻到被子底下取暖，给酣睡的我可能一下突然的翻身压窒息而死的，我不禁泪流满面，默默地把它们带到猪圈后面山上埋藏，站在那个小墓前，我深深感到欠疚，感到这世上美丽的生灵原来是如此脆弱，人与整个自然生灵的关系很可能也是同样脆弱，所谓改造自然，很可能是完全多余的，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类每一次愚蠢而自私的对自然的征服都会遭受一次自然强大的报复和惩罚，因而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解问题，今天我遭受的惩罚，就是心灵的阵痛，其实，我当初把它们取下来，母亲就说过，这样松鼠妈妈会不高兴的，母亲是老庄哲学的践行者，认为一切都应当顺其自然，让它成为它自己(一如英国人说的Let it be！)。

1974年，一次，我在插秧时，突然感觉应当插得笔直均匀才好看，于是，就要求我一人插一块田，虽然中间插到一半很累，腰都直不起来，但还是坚持下来，插完后我感到自己做的事很美，还很有成就感。看看其他八九个人插一块一样大的田还没有插完，我就站在田埂上高声唱歌，整个垅坂上都回荡着我的歌声，心中不觉兀自感动起来。后来，出工干别的活如耘田、锄草我仍然要求这样，生产队长还在评工会上表扬了我。但由于我干完后心里很惬意，不是唱歌，就是坐在田埂上看自己的书，也不大和别人说话，不久，“钱宏可能有神经”的话就在村子里悄悄传开了，我当然不以为意，但也有些莫名其妙。

可农村生活的贫乏，终是让我不堪忍受，逃到都昌县城，想专门从医，再学点什么手艺糊口（因为我给人治病从不收钱）。戴着一顶破草帽，脸晒得漆黑，穿着一条补丁连补丁看不到原形裤子的我，遇到一位叫吴英的城市青年，他穿着漂亮，人也长得帅气，把我打量了半天说“你是哪里的？”我实话实说，农村来的。他说“我怎么从你身上看不出一点儿农村来的影子？”于是，吴英把我带到他家洗澡还换上他自己的衣服，他也就成了我第一个城里的好朋友。后来在城里先后跟人偷学油漆工、贩卖水果等，但依旧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

在赚到一张船票钱后，径自到省城，想进中医学院学医并找到从杂志上看到的一位研究“药露”的教授（他叫严子潘）家，他问我是不是赤脚医生，我说不是，因为我不是当地人，没有资格轮到我。他问，那你干嘛要学医，我说看到农民缺医少药，所以我认识很多中草药，给别人行行方便，自己开心。他告诉我，你这条件上不了大学，但精神可佳，于是送我一篇关于做“药露”的文章，还介绍我去找一位老乡搭睡一晚。可当我找到这位工农兵学员老乡，他知道我的情况后，简直吓坏了，说我这样到省城只会成为街上的流浪汉，他说了一句让我当时就愤怒起来的话，说“饥饿起盗心，现在城里对流窜人员抓得很紧，你赶快回乡下去，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气得扭头就走了。

也许是天意，我在那条叫阳明路的大街上毫无目的地溜跶，偶然走进一家古旧书店，挑到一本“特价书”，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写的《关于德国哲学与宗教的历史》的中译本，该书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激动，从此着迷于哲学的思想解放力量。

其实，早在1968年我就在父亲的箱子里就发现已被撕烂的半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翻过一下，只模糊记得一个比喻，大意说的是：春天到了，一棵种子发芽从地下钻到地面呼吸空气感受阳光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发芽钻出地面是偶然的，其他都没有印象。我闯入哲学王国似乎也是得之于这样的偶然。这回，无法形容海涅写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当时对我的吸引力。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哲学的魅力和哲学对人的解放力量。该书不仅详尽地描述了根源于德意志民族的泛神论是怎样最后导演了那场席卷全欧的路德改革，而且预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将把这个民族由分散的等级专制制度推入统一扩张、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新世界。这一切，把当时还在躬耕田亩的我简直惊呆了。最后，我在书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哲学是人类创造天赋的催生剂，它给人以智慧和勇气，使人诚实而又机敏，它激励我们走出温室去拥抱未来的陌生世界！

1975年春，住在猪圈里的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中我身为毛主席的秘书，一天马克思突然闯进来暴怒，指着我的脑袋问：“毛泽东在哪里，你叫他给我滾出来，这哪里是我的思想？”我直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一边说“尊敬的马克思，请您别生气，别生气，毛主席刚去WC，我一定转告您老人家的意见，毛主席非常崇拜您啊”，一边惊奇自己居然见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正要去搬毛主席坐的太师椅，只听马克思说了一句“那还差不多”，余怒未息，转身就不见了，我顿时吓出一身大汗，醒来才知道是做梦。这梦让我感觉非常奇怪，那时，我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更别说有半点怀疑，至今弄不明白在1975年的那个猪圈的春天里，为何会做这么大逆不道的梦！当时只告诉母亲一人，母亲非常担心，再三再四地叮嘱说“崽俚，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1975年冬天至开春，还有一件“赶走监工书记肚里冒火”的事。那是我所在人民公社要盖新大楼，就从各个生产大队分别平调来80多个民工，组成一个基建队平整地基，我是其中的一员。这事由公社一名副书记和基建办主任（上山下乡办主任兼）负责，他们指定一名曾经做过大队长的姓江的人做队长，负责监督大家干活。可是这位江大队长对大家非常严苛，不但很少让大家休息，还克扣大家的伙食补贴，简直就是一个连环画小人书上看到过的旧社会手里时刻举着皮鞭的“奴隶监工”，民工们个个敢怒不敢言。一次，因为一位生了病的老大爷挑着沉重的土筐走得慢了一点，又遭到江大队长在后面训斥，经常业余采药行医为人看看病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怒不可遏地上走上前去一把把他拉过来骂道：“你他妈的什么东西，天天催什么命？太不像话了，没看到他生病了吗？”可能是用力过猛，这位江大队长竟一下被摔在了地上，这时其他民工也都围上来，有人还在叫“打得好”、“那王八蛋实在不像话”。不料他从地上爬起来，竟吓得面如土色，没说一句话就钻出人群一溜烟跑了。后面有人叫“你他妈滾吧！”可是，那老大爷放下担子走到我面前，说“年轻人，你这下为了我惹大祸了”。这事完全突如其来，我当时什么也没想。

晚上，果然X副书记、基建办Y主任召集民工大会，说“公社盖新大楼是加强党的领导，为子孙后代造福，钱宏目无组织领导殴打领导的错误，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破坏行为，必须受到批判和严肃处理”，我站起来说“白天我只是实在看不下去，可能一下用力过猛，绝没有打江大队长的意思，不过本着尊老爱幼的精神，他比我大，我愿意向他表示道歉。但是，本着毛主席‘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他也应该向这位老大爷道歉，人家的确是生病了”。这时，一位年轻民工豁然站起来说：“书记、主任来了也好，大家都看到了，这事完全不怪钱宏，他只是为人家打抱不平，不是为他自己。书记、主任可能不知道，江大队长平时是怎样领导的，他对大家简直比旧社会的恶霸还不如，我们被调到公社搞基建和去做水库不一样，生产队除了记几个工分什么也没有，感谢公社给大家每天三毛钱补贴伙食，也经常被江大队长克扣着，害得大家都吃不饱”。没想到，这一下民工们都纷纷站起来，炸了锅似的诉说这位“监工”的问题，书记和主任听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说“大家来公社平地基都很辛苦，我们知道了，就这样吧”。说完瞪了那江大队长一眼，两人转身就走了。第二天，那江大队长就悄悄卷铺盖走了，改由那位站起来为我说话的年轻人作民工头了。我不久也离开基建队回村里去了，但心里一直非常感激那位年轻的农民朋友。事隔多年后（大约是1993年），父亲被选为县文协主席，一次，他告诉我说，“县里开文代会时，碰到原来公社的X书记，他还记得你，问我‘你那个好倔好可恶的儿子现在到哪去了’呢，你当时是不是让他感到很头痛啊？”其实，那位X书记和Y主任当时就是父亲的朋友，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如此脆弱，不管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冤家真的宜解不宜结。

由于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能干的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使我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偶尔得到一本《邓小平言论选》（两校大批判组编），又被书中的世界惊呆了，书中不但有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指责的那些内容，还发现了邓小平先生对八路军讲话时大量赞美蒋介石先生的话，这使当时的我陷入一团雾水之中，从此对“中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及其各种风云人物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开始发生强烈兴趣。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先生去世，我在田埂上听到广播后仍然不禁泪流满面，没有任何人要求，自己做了一个黑袖标并写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戴着。10月从友人李晓岗先生处听到所谓“四人帮”被抓后的种种消息和传闻，感到这世道将有大变！

1976年初，由于父母回城恢复工作，我由随父母下乡的“务农青少年”转为“知识青年”身份，这是一种曾经渴望得到的身份。1977年进入高中生扎堆的“北山知青场”，不久赢得“老大哥”的绰号。同年底，给国务院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考察报告》，认为1968年知青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延安时期有本质区别，延安时期的确收到“思想改造”之功，而“知青”则始于对当时城市造反派的惩罚、贬黜，终于减轻“非农业户口”人口就业压力的常规措施，结果不但知青们无所作为，还造成大量人力资源浪费，农村公社和农民更不欢迎，因而必须结束该“运动”。至次年即1978年6月竟收到国务院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回复信，告之将于年底召开全国会议统一解决。同年，看到友人马超英一家三兄弟同时考上医科大学，想到国家将有大批正规医生走向社会，因而放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并终止了业余采药行医的行为，兴趣点完全转到哲学和社会发展的思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