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

                          ·方舟子·

    新观察论坛，这个被众网友称为“汉奸论坛”的政治论坛，这个打着“理性”
的旗号由版主集团躲在幕后以代号日夜监视保证舆论导向的偏见论坛，这个鼓励、
怂恿对被划入敌对政治阵营的人（本人也被列入其中）进行谩骂、攻击的造谣论
坛，最近又上演了一出滑稽戏：建了一个“大饥荒档案”，纠集了一帮未上好统
计课、连数量级是什么意思也没搞明白的自封的“人口学专家”论证“大跃进饿
死三、四千万”之为无可质疑的事实，为了丑化质疑这个数字的众网友，又以
“作为思想史资料，我们也想保存各种不同观点，适量收集网上有关大饥荒的争
鸣文章”的堂皇借口，采用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前后贴关系、只收原始贴不收
以后的补充说明等卑鄙的手法，收了一些网友的异议“示众”，做为靶子加以
“回应”，而完全不顾这些网友的反驳。其中也摘录了本人的若干言论。从这些
被巧妙地隔离了上下文关系的摘录看，未追踪网上对此事的争论的人，也容易误
以为本人全盘否认大跃进导致了大批非正常死亡。新观察论坛主办者的用意，也
就是要将一切质疑“饿死三千万”这个数据的人，全都打成否认大跃进饿死人的
异己分子，他们甚至欣赏“否认饿死三千万就是否认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否
认纳粹杀害犹太人几百万”的弱智类比。事实上本人从未否认过大跃进导致几百
万乃至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本人反感的是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毫无起码的科
学理性精神，在没有确切的统计证据的情况下，将一个还有争议的问题当成铁板
丁丁的事实，不顾常识无限地夸大死亡数字，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普遍的反感，
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模糊了对这场历史大悲剧的认识。

    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
因为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只能估算。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的估算：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
October 1997这本小册子中，将这三年的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
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被《南
华早报》驻北京记者Jasper Becker写进了畅销书《饿鬼：毛的秘密饥荒》（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ct Famine），以后这个数字就成了西方媒体的共
识，在提到这段时期时必说“饿死了三千多万”。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的估算：

    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生存与发
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
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
展(1958—1965)》估计为“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
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三千五百万是个下
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因
此“饿死四千万人”就成了网上常见的说法，“民运”、“台独”人士对此尤其
津津乐道。
    云儿《大饥荒饿莩知多少？－－从官方统计看“非正常死亡”》一文中称：
“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大饥荒导致两千万到四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事
实认定，已经解决。”

    但是所有这些估算，都是根据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
靠不住的，如云儿一文所承认的：“目前大家一致公认，从大跃进到１９６４年
这六年的人口统计，问题多多，准确性很差。”主要问题是虚报人口。在大跃进
期间虚报的人口，以后被纠正时，就会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实际上这个
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据阿姆斯特丹大学汉学家Wim F.
Werthheim的回忆，当时主管人口普查的官员就认为统计结果是被大大夸大的，
而这一结果，构成了以后人口统计的基础。

    另一组数据是当时公安局上报的死亡数字。有人根据这组数字，做了一番简
单的加减后认为三年期间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成了
下限，据说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和瞒报，如何估算这些遗漏和瞒报，就完全是靠主
观认定了。我认为也可能存在着多报。那些逃荒的人，做为失踪人口也可能被当
成死亡而上报注销户口。而在饥荒期间，逃荒的无疑是非常多的。

    总之，因为当时的统计数字非常不可靠，以之为基础的估算都属于数字游戏。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任何估算都能有上千万人的出入，连丁抒也承认：“作
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
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

    因为缺乏准确的统计，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无法知道，也许永远无法
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哪种结果是可以相信的。按紫弦通过
建立50年人口模型的方法估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了七百万到一千四百万，还是一
个可以接受的数字，而翻番到两千万，再翻到四千万，却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四
千万非正常死亡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中国人口六亿七千万，这意味着每十六、
七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按祖孙三代平均六人算，这又意味着平
均每两、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直系亲属非正常死亡，可能吗？

(转贴者石华宁注:当时受灾最重发生饿死人情况的七个省份,总人口不到3亿人,农村人口大约2.5亿,如果按饿死3千万人计算,死亡比例是12%.也就是一百个人就要饿死12个人,鬼才能相信这个数据.说饿死4千万人,比例就成了16%，相当于七个省的2.5亿农民，每一百人就有16人饿死.更是不着边的谎言。)


    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
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就是大家都在饿肚子，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因此，本来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
的，在这时候就没法再靠医疗活下去，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
崩溃而提前死亡了。这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1962-1963年
的死亡率特别低，是不是就是因为本应该在这两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
掉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
证明这个荒唐的数字？是不是觉得中国人的命不值钱，饿死几百万、上千万都算
不上骇人听闻的大悲剧，非得饿死个三、四千万才算数？但是当他们把结论推到
了荒唐的极端时，结果却适得其反，使人怀疑其动机，结果连饿死许多人这个事
实也怀疑起来了。

    这里面显然有政治的动机，但是也有心理因素。人性有夸大悲剧的倾向，而
一旦知道实情觉得上当受骗后，反而对悲剧麻木了。六四的时候一开始听说死了
几百人，大家义愤填膺，后来又传到死了几千人、几万人，大家还是一样义愤填
膺。现在呢，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死几百人是比较可靠的，结果反而都不再觉得死
“那点”人有什么了不得了，还觉得受了谣言的欺骗特委屈。今天非要证明饿死
了几千万人，还要把它当定论，明天要是被证明只死了几百万、一千多万人，大
家是不是会觉得没什么了不得了？

2000.6.1

关于《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的反响
                －－兼答新观察李正之版主

                         ·方舟子·

    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是网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政治阵营
分明。象我这样自认为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无非是试图从思辨的角度发
点感想的，也会引起反响乃至谩骂，自在意料之中。毫不意外的是，“汉
奸论坛”新观察的版主李正之会再次跳出来贴我的大字报，这篇题为《关
于〈感想〉的感想》的骂文，充斥着“方舟子到底利害得很，搞得出如此
无知露怯的论证，很了不起”、“方舟子却不然，越是一无所知，越敢下
肯定的结论。这份无知而无畏的勇气，的是天下少有。”“有意隐瞒乎？
无知乎？无畏乎？无耻乎？恐怕只有方先生自个儿心里最明白。”、“方
舟子先生这种瞎猜、捏造与歪曲的本领”、“这段话不幸暴露了方舟子先
生对现有人口资料和人口数据的极端无知，也不幸地暴露了他对所引述研
究的极端无知。”、“方先生孤陋寡闻，对这些区别一窍不通”、“方舟
子一惯无知无畏的的作为”、“他的说法，只能看成是又一次无知而无畏
的表演”、“以方舟子的精明和圆滑，当然知道不宜明目张胆地否定大饥
荒饿死人的事实。”等等等等?钊绱死嗟拿÷睿淠招叱膳救恢?
上。

    李正之版主用于证明我一贯无知无畏的，其实也就是新观察版主集团
从我关于大跃进的众多言论中，所精心挑选出来，挂在“大饥荒档案”上
示众的两条：“一村少报一户”（李版主误为“一村少报一人”）和“河南
安徽死人最多”的“无知笑话”。这也就是我在《感想》中所怒斥的“采
用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前后贴关系、只收原始贴不收以后的补充说明等
卑鄙的手法”，李正之版主现在出来洋洋洒洒驳斥这些“笑话”，正暴露
了其建立“大饥荒档案”的动机，就是为了丑化那些对“饿死三千万”的
数字持异议的人士。

    在网上论坛的张贴，除了经过斟酌的文章（对这类文章我都加上正式
的标题和署名），大多数是随口的应答，近乎聊天，要从中找出不妥、不
严谨之处，并非难事。新观察论坛之无耻，就是在建立“档案”时，对己
方，专收那些较严谨、较有说服力、较后出的文章，对不同意见者，则断
章取义地摘录那些明显是很随意的应答加以丑化，毫无“公正”可言。比
如李正之版主所津津乐道的做为我的无知证明的“一村少报一户”，是我
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对云儿的一个跟贴：“中国的人口基数是很大的，只
要有百分之一、二的出入，就会有上千万人的出入，也就是说，只要平均
一个村少报了一户，就会有上千万人消失了。”那个例子不过是未去查具
体数字时的猜测，当时云儿即已找出资料说，如果平均一个村少报一户，
也只少报了几百万人。我以后也就未再举这个假想的例子。但是例子没完
全举对，不等于中国的人口统计容易发生上千万人的出入的说法不对。丁
抒不就承认“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
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吗？据一位
网友提供的资料，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的误差为1.6%，而1960年人口普
查的误差高达近5％，如果中国当时的人口统计有相同的误差，就有三千
万人的出入。

    再来看李正之版主所举、新观察“大饥荒档案”所收的第二个无知笑
话，他说：

　　“比如方舟子断言，死人以“安徽、河南最严重”，其他省份的死人
数不会超过它们，还说这是《人祸》里说的。其实无论是官方的死亡统计
数据，还是《人祸》新版的叙述，都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
省”。官方统计，1958-1961年四川共计死亡千多万人，每七个人就死一
个！方舟子反驳《人祸》新版里三千万的说法，却独独不提四川。有意隐
瞒乎？无知乎？无畏乎？无耻乎？恐怕只有方先生自个儿心里最明白。”

    那是我在“新语丝之友”上的一个张贴，是针对《人祸》旧版的评论。
新语丝电子文库收的是《人祸》的旧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里面的说
法是：“安徽问题虽然严重，但未必全国第一。至少可以说，甘肃、河南、
山东诸省的情形与安徽都不相上下。”“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
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当严重。”（第九章）显然把安徽和河南当成最严重
省份，没把四川列入严重省份（只泛泛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也大
批饿死人，主要原因是徵收过头粮。”），更没有“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
超过任何一省”一说。事实上《人祸》新版在加入四川的资料后，主张的
是“四千万”，而非“三千万”。李正之版主完全不顾上下文关系，一口
咬定我是在反驳《人祸》新版，有意隐瞒乎？无知乎？无畏乎？无耻乎？
恐怕只有李版主自个儿心里最明白。

    李正之的这篇文章，无知可笑之处才是比比皆是，也不必一一列举，
只要举他是怎么驳斥Werthheim的：

　　“为了印证人口普查同样很不准确，方舟子先生一引再引阿姆斯特丹
大学汉学家Wim F.Werthheim 的独特论点，认为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数字
被大大夸大了。已经有网友检视过此汉学家提出的论据，指出他缺乏最基
本的人口学常识。为了论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居然认为解放前战乱时期
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还要准确，并且要
用前者去校正后者！此种荒谬到了极点、根本就不为当今国内外人口学界
所认可的论调，却特别为方舟子激赏不已，津津乐道不止。”

    我将Wim F.Werthheim的原文附在最后面，懂英文的网友可以自己去
看看，这段英文我以前在新语丝读书论坛贴过，李正之和他的“网友”也
都“检视”过。Werthheim不过是回忆了他在1957年访问中国时，获悉清华
大学人口学家陈达因为批评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浮夸而遭到批判，同时引
用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在1959年的研究指出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被
大大夸大了的。李正之和他的“网友”竟能因此“检视”出Werthheim“缺
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为了论证大饥荒没死多少人，居然认为解放前战
乱时期不完全的人口估计数，比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还要准确，
并且要用前者去校正后者！”要说“缺乏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也是陈达
和何炳棣，与Werthheim何干？李正之及其“网友”如此口不择言，若非读
不懂英文文章，就是因为瞎猜本领过于高强，这位可怜的汉学家因为相信当
时人口学家的说法，也被拉来与我陪绑，跟着被无中生有地谩骂一通。

    这次“大饥荒档案”事件，撕下了新观察论坛“真诚、理性、开放”
（这是立在其门口的牌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以前新观察一出了丑事，
其版主总以“普通网友的个人行为”辩解，普通网友总没有可能去为之建
“大饥荒档案”吧？

    最后，再来看其他网友对《感想》的异议，主要有两条：

    一，“那些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的数据来源于专业刊物”。人文学、
社会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难以保持客观
的态度，所以不要迷信专业刊物。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前几年轰动一时的
“《圣经》中暗藏着预言密码”的文章，就是刊登在权威的统计学杂志上
的。其支持者也是一再以“经过了同行鉴定，登在权威的专业刊物上”为
由吓唬人。对其反驳最力的是一位业余人士：他用同一方法，从《大白鲨》
一书中同样找出了一大堆类似的预言。

    二，“农民并没有逃荒的自由。制度和政策姑且不谈，单是粮票这一
条，就把农民拴死在了家乡。”户口制度、粮票制度，都无法完全制止人
们在大饥荒时流亡。丁抒《人祸》第十章就提到了当时农民大批流亡，摘
录几段：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
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
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
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

    “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
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
一死的。”（后来他又自打嘴巴，说“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
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

    “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
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
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
「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
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
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
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中也有农民从1959年起大批流亡的记载：

    “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
流亡的目的是为了找一碗饭吃，最好的选择是当工人。整个大跃进期间，
既使在农村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的人粮食都有最底
限度的保障，而且吃的是“最高标准”。仅仅这一点，就让农民垂涎三尺。
……千百年来对土地、家乡眷念的遗传基因似乎发生突变，他们纷纷出走，
大办工业和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给了他们改变处境的机会。即使找不到这
样的机会，为了活命也迫使许多人东奔西跑，浪迹天涯。女人愿意嫁到任
何一个穷乡僻壤——只要有吃的。”

    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还成立了“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可见其
严重。

    流亡有可能导致多报了死亡人口（“死亡人口”是根据注销户口统计
的）。注意，我指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在承认可能少报的条件下，指出也
应该考虑到多报的可能性，而未提是否真的被多报，多报程度多高。我在
《感想》中明明说的是：

“另一组数据是当时公安局上报的死亡数字。有人根据这组数字，做了一
番简单的加减后认为三年期间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万人。这个数
字被当成了下限，据说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和瞒报，如何估算这些遗漏和瞒
报，就完全是靠主观认定了。我认为也可能存在着多报。那些逃荒的人，
做为失踪人口也可能被当成死亡而上报注销户口。而在饥荒期间，逃荒的
无疑是非常多的。”

    如此保守、谨慎的措辞，却使李正之版主暴跳如雷，歪曲成：

“我们的方舟子先生却独持异议，断定这里面是多报死亡！可惜他除了编
造出逃荒的人被大量统计为死亡的神话以外，却举不出半点事实根据。根
据方舟子一惯无知无畏的的作为，在他能够举出证据，并证明户籍死亡统
计数以多报为主之前，他的说法，只能看成是又一次无知而无畏的表演。”

    我何时“断定这里面有多报死亡”？又何时“编造出逃荒的人被大量
统计为死亡的神话”？又何时说过“户籍死亡统计数以多报为主”？有
“这种瞎猜、捏造与歪曲的本领”，真不愧是汉奸论坛的版主。

2000.6.4.

附：Wim F. Werthheim原文

Often it is argued that at the censuses of the 1960s "between
17 and 29 millions of Chinese" appeared to be miss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fficial census figures from the 1950s.
But these calculations are lacking any semblance of
reliability.

At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in August 1957, I had asked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wo outstanding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Fei Xiao-tung, the sociologist, and Chen Ta, the
demographer. I could not meet
either of them, because they were both seriously criticized at
that time as rightists'; but I was allowed a visit by Pang
Zenian, a Marxist philosopher who knew about the problems of
both scholars. Chen Ta was criticised because he had attacked
the pretended 1953 census. In the past he had organised
censuses, and he could not believe that suddenly, within a
rather short perio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had risen
from 450 to 600 million (by the way: with inclusion of 17
million from Taiwan), as had been officially
claim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fter the 1953 'census'. He
would have like to organise a scientifically well-founded
census himself, instead of an assessment largely based on
regional random samples as had happened in 1953. According to
him, the method followed in that year was unscientific. For
that matter, a Chinese expert of demography, Dr. Ping-ti Ho,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a book
titled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No.4, 1959, also
mentioned numerous 'flaws' in the 1953 census: "All in all,
therefore, the
nationwide enumeration of 1953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he separate provincial
figures show indeed an unbelievable increase of some 30% in
the period 1947-1953, a period of heavy revolutionary struggle
(PP.93/94)!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claim that in the 1960s a number
between 17 and 29 million people was 'missing' is worthless if
there was never any certainty about the 600 millions of
Chinese. Most probably these 'mission people' did not starve
in the calamity years 1960-61, but in fact have never
existed.

Wild Swans and Mao's Agrarian Strategy, Australia-China Review,
by Wim F. Werthheim, Emeritus Professor, the Univ. of Amster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