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才刚刚走完了一半，但对很多国家来说却已显然是不平静的一年。从东方到西方，从亚洲到非洲，许多国家的政治议程都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混乱和动荡。津巴布韦的选举被西方国家指责为缺乏透明度和弄虚作假，昔日的“民族英雄”变成了西方人口诛笔伐的独裁者；印度爆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人们借克什米尔骚乱之机纷纷表达对土地使用、食物、燃料和就业机会等不满，致使多个地区局势紧张；蒙古国由于反对党抗议选举不公，民众爆发暴力示威活动，至今已有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韩国的“牛肉风波”，不仅迫使政府内阁大批官员辞职，也将总统李明博逼上进退维谷的窘境；爱尔兰的全民公决否决了推动欧盟一体化的《里斯本条约》，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抗议方式宣示着对欧洲一体化的不满。这些事件的起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在高呼：“反对！！”。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和不满声，仿佛让人们回到了40年前那个革命的年代。

1968年，上千万法国工人占领了工厂，实行规模历史罕见的大罢工；1968年，芝加哥的学生运动在哭喊着“全世界正看着”的口号中，被芝市市长Daley的“民主”政策镇压；1968年，英国群众对右翼的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日趋不满，抗议和示威此起彼伏；1968年，墨西哥群众运动陷落于声名狼藉的特拉特洛克广场血腥屠杀中。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为约300人，但事实上这一残酷的数字可能高达上千；同样在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推行的改革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对，苏联坦克驶进了布拉格广场。这些事件不过是这个充满着不安与变革的年代的缩影，事实上，在世界各个角落，这样那样的革命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喷发。40年后，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往昔岁月那有些淡去的情景。

1968年的广泛革命，直接源自于此前不断加深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忽然发现，所谓的社会福利政策，只不过是剥削整个社会的大资本家团体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一点施舍，是他们继续维持这种狼吃羊的社会结构的必要手法，是他们继续获得从整个社会榨取极大收益的一点点成本。而一旦灾难来临，这些腰缠万贯的大灰狼们无不逃之夭夭，卷着他们已经搜刮好的民脂民膏，而剩下万民，只能在万念俱灰时祈祷上帝保佑了。1968年的革命，体现的根本精神是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一方面要继续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做斗争。世界1968年革命中反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斗争的本质问题，就是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经验时所指出的，即无产阶级不能运用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的管理方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对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管理方法进行彻底改造，并最终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才能达到革命最终标，而资本主义旧的国家机器和管理方法等，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都无法根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不同阶层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必然趋势，能够做的只是缓和矛盾，而不是消除矛盾。因此，1968年的革命，可以看作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总体秩序的第一声呼喊。

然而，1968年的革命并没有实现它的愿望，或者说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资本主义在阵痛后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试图走出那个让他们惧怕的年代的阴影。但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源始终存在，那些高呼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掌握着政治经济命脉的大集团的利益代表，而远非他们所声称的“代表人民的心”。1989年世界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苏东集团的解体淹没在西方阵营的欢呼雀跃中，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所指出的，1989年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证明以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和资产阶级的管理方法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而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最多也只是要在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内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推行所谓的社会福利政策。因此，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不仅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坟墓。

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一系列看似并无关联的事件却唤醒了我们对1968年革命的回忆。同样是发生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和粮油危机的困境中。穆加贝之所以备受指责，最根本的是因为他的土地政策深深刺痛了手握大批土地的白人“贵族”的利益，实际上，他是刺痛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利益；韩国和印度这两大“民主国家的典范”，爆发暴力倾向的抗议也不是偶然，资本主义推崇的全球化是造成这两个国家深陷危机的罪魁祸首，无论是抵制美国牛肉，还是反对印美核协议，都只是资本主义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根导火线而已。其实，在这些现象之前，革命的迹象已在悄悄生成。拉美国家普遍的左转，无疑是对鼓吹资本自由化的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当头一棒。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中国模式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本挑战，是那些大灰狼们最最惧怕的东西。对于当前发生在各个国家的抗议和动乱，西方世界一概以“民主”来解释：津巴布韦的动乱，是因为他们不够民主；韩国的动乱，则是因为“民主过度”。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萧何只是用来转移人们视线的替罪羊罢了，真正要责备的，是资本主义永远只能照顾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通病。

虽然尚且不能判断新的世界范围的革命是否会马上到来，也无法肯定新的革命是否能取得根本性成就，但至少革命的一些征兆已经显露，革命的时机也渐渐出现。最根本的，革命的指向——打破维护顶层利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不会改变。

我们也面临着改革的艰难任务。有人呼吁多党制，但台湾的多党制却是党派政治无休止争斗的温床，美国的多党制，也从来没有真正代表美国3亿多人口的整体利益；有人呼吁更大限度开放市场，迎接全球化，但在全球化程度更高的韩国、印度都出现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教训下，这个建议仍然那么可信吗？最重要的改革，应当是怎样坚守我们正在努力前进的这条道路，这条目标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道路。而首要举措，应当是怎样打破那些垄断国家资源并以此为己，而非为民谋福利的大集团、大公司、大阶层。这才是对1968年革命财产和光芒的继承，而不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