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警告处分的重庆市民刘非，三次报考公务员尽管笔试成绩优异皆被拒录，感到委屈的刘非诉至法庭仍然败诉。就事论事，当地人事局的解释和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公务员考试乃一种特殊的考试，招录的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对其有着道德的要求并不过分，招考部门在具体的人、事方面亦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刘非感到不公平以及有人为他抱不平的根本原因，我以为不是生活作风的历史问题能否成为招录公务员的取舍条件，而是这种自由裁量权能否公平地行使。且不说公务员队伍内不时爆出贪污受贿、包养情妇的丑闻。-----刘非所处的重庆，就先后有宣传部长、副区长有这种腐败行为被查处。仅就公务员招录而言，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刘非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有官场大佬出来打招呼，那么刘非所辩解的“我在受到处分后已经悔过自新，曾获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完全可以成为被录取的理由，如果他在新岗位上再表现不错，甚至可以作为浪子回头的典范进行宣传。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不患无法可依，而患选择性执法；不患没有标准，而患标准因人而异。刘非的遭遇让我想起明代重科第资格引起的不公平现象。隆庆朝官员贾三近上疏批评道：“抚、按诸臣，遇州、县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为抚字，在举人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为精明，在举人为苛戾。”所以举人出身的海瑞想混出点名堂，必须在道德上比那些进士出身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无权势者无缺德的本钱，经过一番折腾，我想刘非该明白这个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