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夏/文 

一个叫做李青浩的韩国水警被中国渔民刺死后，不但在中韩两国媒体和公众舆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作为“受害国”的韩国民众更是走向街头焚烧中国国旗、围攻中国大使馆。事态甚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

在吵闹和沸腾了半个月后，原本一起小小的刑事案件，似乎将发展成一场难以收场的外交纠纷。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合乎国际惯例地用“遗憾”回应韩国方面后，12月26日，韩国当局高调向外界（或更准确地说，是向其国内群情激昂的示威者）宣布了“根除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综合对策”。

在“对策”中，韩国宣称要在2016年前投入9324亿韩元用于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并提高对中国违规渔民的处罚力度。此外，更据针对性的是要求乘坐快艇的海警全部携带枪支，并且允许在取缔中国渔民非法活动时开枪。

这一声明迅速成为国内媒体争先报道的新闻，并引来网民的阵阵口水，有人甚至将历年来韩国渔民非法进入其他国家海域捕鱼的新闻一一罗列出来。

尽管韩国方面高调宣布可以“武力执法”，但并等不同于必然的人员伤亡。事实上，海上执法使用武力进行阻喝和驱逐并不少见。大部分时候海上执法者开枪或开炮，都只是在受检船只不听从指挥试图逃逸的过程中。

以2006年轰动一时的俄罗斯巡逻艇击毙日本渔民事件为例，当时日本渔船为了摆脱俄巡逻艇追赶（在现实情况，很多逃逸船只往往都会使用Z字形航线来摆脱追捕），在俄方发出警告无果后，俄罗斯边防人员最终选择开枪警告，这才导致日本渔船上4名船员中的1人中弹身亡。

事实上，海上执法环境更加恶劣，海况和双方船只性能的优劣，都使得武力成为了各国海上执法者的必备手段。尽管存在恶意使用武力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使用武力往往都是用来阻喝停止或驱逐之用，由此引发的流血事件也早已屡见不鲜。

更让各国执法者将武力当成必要选择的原因是，渔船等民用船只，往往被用来从事诸如走私、贩毒等，更甚至是军事和情报工作之用。

由于渔船的普遍性以及其在国际海域中法律身份的灵活性，所以各国情报部门通过将渔船伪装成情报收集船。通过携带便携式的探底声呐、长波电子信号接收机等等“敏感设备”来收集各种情报。例如，在冷战期间，苏联的各式远洋渔船和拖船，就常常尾随在美国航母后边。此外中国海军在公海上举行的军事演习也常常遭遇外国民船“围观”。

各种“有组织力量”的介入，使得海上执法变得危险而又敏感。以俄罗斯海事监察部门的武力配置为例，在登船检查前如果危险性不强，只是装备手枪，但如果危险性强，登船的水兵就会端上AK-74这样的“重火力”冲锋枪。

韩国海警察被杀的整个事件中，真正让人深思的是：为何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能触动这许多人的神经呢（特别是韩国民间的过激反应）？事实上，在以往交往中，中日、韩日双边之间，也常常因为一些民间小纠纷，进而上升为两国外交层面的大事件。

就在中、日、韩三国首脑以某种方式试图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三国学者也在商讨建立“非西方式”的“东亚文化圈”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目前三国的民间互信程度能否承载这样的构想？历史的阴影是否还在纠缠着三国关系走向新的未来？（原载经济观察网）